中国能源结构优化与低碳金融服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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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能源结构优化与低碳金融服务研究——基于碳减排视角中国人民银行银川中心支行课题组[1]摘要：本课题集中围绕中国碳减排与能源结构优化的主题，重点研究了能源约束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能源消耗强度下降的影响因素及低碳金融服务在能源结构优化中的作用等问题。

中国能源结构优化与低碳金融服务研究

——基于碳减排视角

中国人民银行银川中心支行课题组^[1]

摘要：本课题集中围绕中国碳减排与能源结构优化的主题，重点研究了能源约束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能源消耗强度下降的影响因素及低碳金融服务在能源结构优化中的作用等问题。研究结果表明，能源约束对中国人均收入增长有显著制约，能耗效率提升是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实现碳减排目标的关键，低碳金融服务创新在支持高耗能省区节能减排和低碳转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2009年全球经济受金融危机冲击缓慢复苏，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波动造成俄罗斯等石油出口国收入下降，这些国家不断出台鼓励性政策，灵活运用政策杠杆，加大战略性勘探开发投资，增加本国收入。美国、中国、日本等能源消费国通过优化能源结构、实施节能减排政策，努力应对能源价格波动对经济的负面冲击。与此同时，低碳经济正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发达国家纷纷出台促进本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随着中国经济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不断增加，发展低碳经济是履行碳减排义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由于我国是能源消费大国，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耗能效率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本课题尝试从低碳经济视角研究我国能源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二）研究方法

本课题在分析研究对象时，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具体方法：①文献综述方法。通过系统整理相关文献资料从而全面、客观地了解研究对象。目前国外低碳经济的研究文献更多侧重于方法的讨论和计量分析，国内的文献更多停留在概念引进、意义介绍上面。本课题综述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在其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探讨。②数量分析方法。数量分析是一种实证检验研究方法。本课题做了大量的数据收集和整理工作，借助计量分析工具进行实证研究。③因素分解方法。借助Laspeyres指数解构中国能源消耗强度的影响因素。④辩证分析方法。运用联系、发展、对立和统一的观点分析中国能源结构的低碳路径。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Nerlove（1965）在研究美国电力工业的资料时，在C-D函数的基础上将燃料投入的乘子引进，很好地解释了其生产过程。Jorgenson（1990）首先提出了著名的KLEM模型，即把能源和其他原材料作为中间投入品，与资本和劳动一起引入生产函数，对美国二战后的经济增长和生产率进行分析，该模型被广泛运用至今。Rashe和Tatom（1997）首次将能源使用引入Cobb—Douglas生产函数，希望通过定量地分析能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寻求能源利用与经济增长之间更符合实际的基本规律。Romer（2001）首次提出了“增长尾效”的概念，假定在没有资源限制的情况下经济存在稳定的增长速度，但资源约束必然使经济增长速度降低。Romer在定义“增长尾效”概念时构建了计量模型，但他分析经济增长时只考虑了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影响，并没有明确将能源作为单独因子进行分析。Noel(1995)直接分析了能源不足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1889-1992年原油不足对美国经济增长影响显著。此外，Dagsupta、Heal（1974），Nordhaus（1992），Bruvoll、Glomsroda和Vennemo（1999）等学者均对“尾效效应”做过研究。

（二）国内文献

国内学者对我国因自然资源消耗所引起的增长“尾效”分析主要集中在对资源不断消耗对中国经济增长阻力的量化，多数研究表明资源稀缺性而导致的硬约束对我国经济增长有明显的阻力作用。谢书玲、王铮、薛俊波(2005)分析了水资源和土地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尾效”效应，提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中土地资源的保护是第一位的。崔云（2007）利用1978-2005年的统计数据对经济增长中土地资源的增长“尾效”进行了分析。雷鸣、杨昌明、王丹丹(2007)在设定能源总量刚性下降的前提下，建立C-D生产函数模型惊醒回归模拟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能源对经济增长的尾效约为0．0068。刘耀彬、陈斐(2007)虽然分析了能源、土地、水资源对城市化进程的“尾效”，但没有分析三者对经济增长的“尾效”。李影、沈坤荣（2010）利用1978-2007年的能源数据分别分析了煤炭、石油、天然气、清洁能源和综合能源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尾效”，认为能源限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阻碍程度小于土地和水等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阻力，目前能源还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因素。总体来看，国内学者“尾效”效应研究主要是对水土资源的分析，对于能源的“尾效”分析相对较少。同时，对能源“尾效”分析大多是进行数值模拟，很少运用严谨的计量工具分析。本课题将运用计量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测算各类能源的“尾效”大小，同时，在之前研究基础上本课题充分考虑教育对劳动者边际产出的影响，用“有效劳动”数据表示人力资本存量，结论更加严谨科学。

三、中国经济增长中能源“尾效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方法与模型

本文分析对象为1978年（2009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能源“尾效效应”，生产函数为Cobb-Douglas函数的改进形式：

其中，Y为国内生产总值，K，A，L，E分别代表资本存量、技术、劳动和能源消耗四个投入要素，本文中能源消耗E分为综合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清洁能源五类，在模型中分别用E、C、P、NG和HP表示，t为时间趋势变量（t=1，2，…，32），简化起见下文中将t省略。

模型满足投入要素边际产出为正且递减的基本假定：

f（·）满足稻田条件（Inada condition），即对f（·）满足：

本文在满足上述假设的基础上，采用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C-D函数的具体形式为：

α，β，γ分别代表四种要素的产出弹性，A代表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系数。根据Solow（1957）的方法，对（4）式两端全微分并除以Y，可以得到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又称Solow残差：

其中，变量标注上端点表示变量对时间的导数，代表增长率。在新古典假定下，α，β，γ分别代表资本、劳动和能源的产出弹性也即产出份额，全要素生产率则近似等于技术进步率。

本文在借鉴Romer（2001）资源约束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对Romer（2001）的分析进行了简化，根据不同能源种类建立模型如下：

根据Solow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假设，有：

其中，s代表储蓄率，δ为资本折旧率，n和g分别为劳动和技术进步的增长率。

能源可分为一次能源（不可再生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给定技术条件下，为简化模型本课题将能源看作为一次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混合体，由于目前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主要以不可再生能源为主，本文假定能源消耗率为b，可再生率为0，即：

根据Solow模型假定，平衡经济增长路径要求K与Y以相同的速率增加，因此由等式（6）可得k的增长率为：

（9）式表明要使K的增长率保持不变，Y/K就必然不变，则Y与K的增长率必然相等，即g_Y=g_K。对式（6）两边取对数得：

对式（10）两边求时间t的导数，可以得到：

式（11）中表示X的增长率。由式（7）和（8）可得：

在平衡增长路径上，g_Y=g_K，所以从式（12）可以得出存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平衡增长路径的增长率：

从式（13）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均衡时经济增长率收到能源E消耗率的阻碍，在其余参数值给定的情况下，能源消耗率b越大，平衡经济增长路径上的增长率就越小。从直观上也比较好理解，如果能源消耗速度过快，经济增长对能源的依赖程度就越高，这导致能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程度就越高。同时，经济体中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对经济均衡时的增长具有推动作用，具体分别为。这表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技术进步将提高经济增长率，而人口增长也会提高均衡路径的经济增长率。

从式（13）可以进一步得出平衡增长路径时单位劳动力平均产出的增长率：

式（14）表明，对于单位劳动力平均产出的增长率，平衡增长路径上，技术进步将是提高经济增长率的重要因素，其对人均产出的推动力为同时，劳动力增长速度对人均收入水平的影响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具体为而能源消耗速度会引起人均产出水平的最终下降，即

接下来推导单位劳动力平均可利用能源量保持不变，即经济增长不受能源约束情况下处于平衡增长路径上的单位劳动力产出的增长率，此时能源E的增长率不再是-b而是n，即，与劳动力增长率保持一致，这是均衡经济增长所要求的。由式（7）和（8）可再得：

在平衡增长路径上，，所以从式（12）可以得出存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平衡增长路径的增长率：此时平衡经济增长路径时，单位劳动平均产出的增长率为：

实际能源约束条件下经济增长的“尾效效应”等于在没有能源约束条件下的单位劳动平均产出的增长率与能源限制情形下增长率之间的差额，即：

从式（18）中可以看出，能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尾效”随能源资源的产出弹性β、劳动力增长率n以及资本的产出弹性α的增加而增加。从直观上理解：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能源，平衡经济增长路径上的人均收入水平将会降低，而资本的产出弹性和劳动力的增长速度会增大能源对经济增长的“尾效”。同时，b越大，经济增长的“尾效”也越大，即能源消耗的速度越快，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也会越大，说明“高消耗、高排放、低能效”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是不利于人均收入增长的。从式（18）中还可以发现技术进步率g对能源约束的“尾效”作用是中性的，但能够降低能源消耗速度b的技术进步可以降低“尾效”。同时，实际经济中技术进步能提高能源产出弹性β以及资本的产出弹性α，所以技术进步会促使经济消耗更多能源，从而增加能源约束的经济“尾效”。因此，总体而言技术进步率提高对能源“尾效效应”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二）实证回归结果

1.变量统计特征描述。本课题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国内生产总值，解释变量为资本存量、有效人力资本和能源消费量，根据能源种类不同分为五个模型，分别对应综合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清洁能源五类能源消费的时间系列。各变量数据均为典型的时间系列，具有显著的趋势和非平稳特征。表1给出了这些变量的基本统计特征。

表1　各变量基本统计特征描述

2.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为避免伪回归问题，首先对各变量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来消除不稳定性。单位根检验显示变量lnY、lnK、lnAL、lnE、lnC、lnP、lnNG、lnHP是不平稳的时间序列，但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均是平稳的，且实际检验过程DW值均在2左右，表明变量无明显的自相关倾向。上述检验结果说明原时间序列是一阶单整，存在协整关系。

本课题采用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协整检验结果显示，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根检验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表明各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可以进行计量回归分析。

（三）数据的计量分析

根据数据平稳性及协整检验的结果可以证明lnY、lnK、lnAL分别与lnE、lnC、lnP、lnNG、lnHP这5组变量均是不平稳的时间序列，但一阶差分后平稳，所以是一阶单整I（1）过程且存在协整关系，可以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数据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置信水平上统计显著，括号中为t统计量。

从以上回归结果可以获知资本的产出弹性α和各类能源消费的产出弹性β的值，根据式（18）计算能源“尾效”效应还需获得劳动力年均增长率和各类能源消耗的年均速度的数据。从表1可知综合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清洁能源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57%、5.55%、4.76%、6.25%、8.44%。同时，本课题计算劳动力年均增速公式如下：

其中，a是1978年全社会从业人员数，b是2009年全社会从业人员数，n表示期数。可以求得劳动力在1978（2009年间年均增速为2.16%。至此，可以利用式（15）对能源“尾效效应”求解，具体结果如表3。

表3　各类能源消费的“尾效效应”

四、基于Laspeyres指数的能源消耗强度变动及因素分解

（一）Laspeyres指数分解模型

设经济体基年第一、二、三产业的能源消耗总量为E_io（i=1,2,3），经济总产出为G_io，则基年产业能源消耗强度计算公式为e_io=E_io/G_io。t年后经济体能源消费总量记为E_it（i=1,2,3），经济总产出为G_it，则t年产业能源消耗强度为e_it=E_it/G_it。经济体中总的能源消耗强度为：

其中，s_it为产业在经济总产出中的份额，E_t、G_t分别表示t年经济中的总能耗与总产出。i产业的加权能源消耗强度为。简便起见，后面的公式中直接表示为∑。

能源消耗强度的变化可进一步分解为：

据此可以获得能源消耗强度变动的Laspeyres指数及其分解模型：

其中，为结构份额，表示各产业在总产出中所占比重变动导致的能源消耗强度的变化量；为效率份额，表示各产业能源效率变化导致能源消耗强度的变化，能源消耗强度变动分为结构份额和效率份额两部分。

（二）样本的数据特性

1.基本特征。本研究采用的均为年度数据，样本区间为1980（2009年。国内产生总值（GDP）与综合能源消耗量时间序列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以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分产业国内产生总值（GDP）数据根据各产业产值占比间接计算获得，产业能源消耗数据从统计年鉴获得。产值和能耗单位分别为亿元人民币和万吨标准煤。

2.能源消耗强度的变化趋势。根据式（20）计算总体能源消耗强度和第一、二、三产业能源消耗强度具体数值和变动趋势分别如表6和图1所示。从表6可以产出，总体能源消耗强度和三次产业各自的能源消耗强度在1980-2009年间稳步下降，年均下降率分别达4.02%、2.96%、4.99%和3.41%，第二产业能耗强度下降速度最快。

表4　中国产业部门能源消耗强度：1980-2009年

图1显示尽管总体和三次产业的能源消耗强度总体呈下降趋势，但能源消耗强度波动幅度差别很大，总体和第二产业能源消耗强度下降速度最快，其次是第三产业，第一产业能源消耗强度基本稳定。图5表明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能源消耗强度下降是带动总体能耗强度下降的主要因素，第二产业节能减排是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顺利实现2020年单位GDP能耗下降40%-45%节能目标的关键。

图1　中国产业能源消耗强度变动趋势：1980-2009年

（三）总体能源消耗强度变动的产业结构与能源效率份额

1.产业结构与能源效率份额的分解。根据式（21）、（22）和（23）对总体能源消耗强度进行Laspeyes指数分解，首先计算1980-2009年三次产业结构的年度波动，再分别计算产业结构变动与能源效率提高在能源消耗强度波动中所占的份额，具体结果见表7。表7的数据显示在1981-2009年间，中国总体能源消耗强度下降主要归功于效率份额的下降，产业份额的影响较小，即能源效率提升是能源消耗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产业结构变动对总体能源消耗强度下降作用较小。1980-2009年间中国三次产业结构调整趋势为第二、三产业产值份额逐渐上升，第一产业尤其是农业产值份额逐年下降，且第二产业产值份额上升幅度快于第三产业的上升幅度，具体调整过程见图2。

图2　中国三次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占比变动趋势：1980-2009年

表5　中国总体能源消耗增量分解：1980-2009年

2.产业结构与能源效率份额的基本统计特征

根据表7的数据得出1980-2009年中国总体能源消耗强度中产业结构与能源效率份额数据的基本统计特征（见表6）和具体变动过程（见图3）。从图3可以看出能源效率提升在大多数年份都降低了能源消耗强度，产业结构变动在1984-1988年、1995-1998年和1998-2008年导致总体能源消耗强度增加，这与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实际基本一致。改革开放以来，快速的工业化建设使工业产值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份额不断增加，因此第二产业总体产值份额也相应增加。由于工业是国民经济中主要的能源消耗产业，工业化导致单位GDP能耗水平不断上升，同时，技术进步使能源效率提高，又造成工业能源消耗强度下降，且下降幅度远大于工业份额增加引起的能耗强度上升份额，即效率份额+结构份额＜0，因此工业和第二产业能耗强度下降，从而使我国总体能源消耗强度也逐年下降。

表6　总体能源消耗强度增量分解基本统计特征：1980-2009年

图3　总体能源消耗强度变化中结构份额和效率份额：1980-2009年

（四）三次产业结构份额与效率份额的比较

根据式（22）、（23）结构份额与效率份额的定义，第i产业t期能源消耗强度下降中的结构份额和效率份额的计算公式可分别定义如下：

1.各产业结构份额与效率份额数据及基本统计描述。由式（25）可获得三次产业能源消耗强度中结构变动与能耗效率提高所占的具体份额（见表7）。与总体能效消耗强度因素分析结果类似，1980-2009年间效率提升均是三次产业能源消耗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产业结构变动对各产业能源消耗强度下降作用较小。

表7　三次产业能源消耗增量分解：1980-2009年

续表

表8　三次产业结构份额与效率份额的基本统计特征：1980-2009年

2.三次产业中结构份额与效率份额占比。根据三次产业能源消耗强度的结构份额和效率份额数据分别计算各自占比（见图4和图5），发现除1982-1983年、1996-1999年外，第二产业结构份额在整个结构份额中所占比重均超过第一、三产业之和，在整个样本期间平均比重约为67%。效率份额中，第二产业在样本期间内平均比重约为-78%，是能源消耗强度下降的关键。综上可以把1980-2009年间中国能源消费强度下降主要归于第二产业能源效率的提高，第二产业能耗效率不仅抵消了自身产值比重上升对能耗强度下降的负面作用，还抵消了第三产业产值上升造成的能源消费强度的增加，从而降低了总体能源消耗强度。

图4　三次产业结构份额占比：1980-2009年

图5　三次产业效率份额占比：1980-2009年

五、优化能源结构的金融服务视角：低碳金融发展研究

（一）碳排放权交易

国际碳交易市场总体架构。国际碳交易市场总体上分为配额交易市场和自愿交易市场（见图6），配额交易市场为具有减排义务的国家或企业提供碳交易平台以完成减排目标，自愿交易市场则是减排主体为实现减排收益而自愿进行交易的场所。

图6　国际碳交易市场架构

（1）配额碳交易市场

配额碳交易可分为基于配额的交易和基于项目的交易。基于配额的交易是买家在“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Cap-and-Trade）体制下购买分配或拍卖的减排份额，主要包括分配数量单位（AAUs）和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EU-ETS）下的欧盟配额（EUAs），项目交易允许买主购买能生产可核准减排量的减排项目，最典型的是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和减排单位（ERUs）。

European Union ALLowances（EUAs）即欧盟碳排放配额。欧盟每年为成员国规定二氧化碳许可排放量，各国政府根据总排放量向企业分发EUA，EUA可以在市场进行交易。欧盟于2003年成立了欧盟排放贸易体系（EU-ETS），目前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体系，其核心就是EUAs交易。

Assigned Amount Units（AAUs）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件1的缔约国家之间确定的排放配额，这些国家被根据本国实际分配各自的排放上限，本国超过或少于AAU的排放份额可通过国际交易市场出售和购买。目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件1的缔约方主要为发达国家。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即清洁发展机制，指附件1缔约方国家以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与非附件1国家（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合作，项目实现的核准减排量（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CERs）用作附件1国家完成减排目标承诺。

Emission Reduction Units（ERUs）即减排单位，又称联合履行（Joint Implement，JI），JI允许附件1国家通过投资项目从同属附件1的国家获得减排单位。ERUs于2008年才开始签发，目前交易规模较小。

（2）自愿碳交易市场

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早在强制碳减排市场建立之前就已经存在，主要包括碳汇标准交易和无碳汇标准交易。自愿减排市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属于强制性减排，因此其中的大部分交易需要对获得的减排量进行统一的认证核查。市场虽缺乏统一管理，但机制灵活，从申请、审核、交易所需时间短，价格也较低。目前该类碳交易的市场规模很小，但发展潜力巨大。

国际碳交易市场发展现状。2004年全球碳交易规模开始迅速扩大，2008年已增至49亿吨，增长51倍。交易额方面，2004-2008年增长近243倍（见图7）^[2]。尽管受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全球碳交易规模强劲增长势头不减。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交易额将达到1400亿欧元，到时全球碳交易市场将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交易市场。

数据来源：碳点公司（Point Carbon）。

图7　全球碳排放成交额与成交量：2004-2009年

（3）中国参与国际碳交易现状

中国是清洁发展机制（CDM）下CERs的最大卖方，截至2009年11月30日，我国在联合国注册的CDM项目673个，占全球总数的35.14%；进入进程的CDM项目1895个，占全球总数的39.63%，两项指标均居全球第一。目前，我国已建成北京、上海、湖北、昆明、广州环境交易所和天津排污权交易所、杭州产权交易所等7家从事低碳经济交易的平台。但国际上，中国缺乏对CERs定价话语权；国内，这些交易所地域特征明显，交易品种和参与主体有限。且交易的主要是CDM项目而非标准化的碳交易合约，与国际碳交易市场还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我国尚未形成具有完备市场功能的碳交易市场和体系。

（二）商业银行的碳金融创新

一是提供“绿色信贷”服务。信贷支持对象主要包括企业节能减排设备更新、项目改造、清洁能源开发利用、CDM项目开发等。

二是提供碳交易中介服务。为碳交易双方提供流动制支持，组织双边进行柜台或场外交易。

三是开发碳金融理财产品。开发或引进与国际碳排放挂钩的理财产品，如荷兰银行推出的“荷银气候变化与环境指数”低碳理财产品，深圳发展银行推出的挂钩欧盟碳排放权的低碳理财产品。

四是其他低碳服务。包括开办低碳信用卡，为低碳企业承销债券，参与低碳项目的风险投资等。

六、最终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最终结论

本课题围绕碳减排与中国能源结构优化这一中心主题，集中回答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在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供需矛盾加剧背景下，中国实施碳减排与提高能源消耗效率的进展和面临的困境。

2.如何衡量能源约束对中国稳定均衡状态下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不同能源对经济的抑制效应有多大差异。

3.如何对中国能源消耗强度影响因素进行分解，产业结构变动和能耗效率提高如何影响总体能源消耗强度与三次产业各自的能源消耗强度。

4.低碳金融服务创新如何助推中国能源结构优化，高能耗省区低碳化转型面临的主要困境。

由于没有统一的界定，本课题运用文献分析方法归纳了学者对低碳经济概念与内涵的不同理解，认为低碳经济本质是一种绿色经济发展模式，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最小化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梳理国内外低碳经济研究成果得出国外研究文献侧重于方法的讨论和计量分析，国内文献更多停留在概念引进、意义介绍的结论。碳排放的公共品特征造成“过度碳排放”，全球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总体呈上升趋势，发达国家的能源消耗与碳排放总量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伴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能耗和碳排放增速显著。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短缺，各国纷纷采取措施，积极推进低碳经济发展，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不断推进低碳经济制度建设与完善，构建碳减排交易的市场化体系。

利用实际数据对中国能源约束的抑制效应实证分析中得出的结论与以往研究结论不同，本课题中综合能源消费产出弹性系数是统计显著的，这主要是因为在以往研究文献使用社会从业人数刻画人力资本的基础上，本课题考虑了受教育程度对劳动者边际产出的影响，用“有效劳动”刻画人力资本存量，实证结果更有说服力。本课题实证回归结果显示能源约束使稳定均衡状态时劳动力人均收入增长率比不存在能源约束时慢0.057个百分点，这一结果与已有研究土地及水资源等对中国经济增长阻力的实证分析结果一致。同时，分类能源抑制效应的实证结果表明煤炭、石油消费弹性系数显著，天然气和水电、风电、核电等可再生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不显著，这一结论也与目前我国能源消耗结构中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占比较小的现实基本一致。从阻碍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各类能源“尾效效应”从大到小依次排序为：煤炭、石油、天然气、清洁能源。

利用Laspeyres指数分解模型对中国能源消耗强度实证分解发现，中国总体与三次产业各自的能源消耗强度1980-2009年间呈下降趋势，能耗效率提高是主要原因，效率份额对降低能源消耗强度的贡献远远大于结构份额，产业结构变化与能耗强度变动具有一致性。最典型的是第二产业，其效率份额不仅抵消了产值比重上升对消耗强度下降的负面影响，还带动第二产业整体能耗逐年下降。同时，由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是能源消费主体，第二产业能耗提高也带动了中国总体能源消耗强度逐年下降，能耗效率提高占绝对主导地位。因此，降低能源消耗应首先着眼于提高能效，尤其是提高工业的能耗效率。但从长期来看，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必须立足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现代服务业，增加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

低碳经济催生了现代金融服务的一个崭新领域：低碳金融，金融危机下国际碳交易市场迅猛发展势头不减，各种以碳排放权为标的的低碳金融工具层出不穷。中国参与国际碳排放交易面临的最大困境是在碳排放交易定价上缺乏话语权。典型案例分析结果表明，银行业“绿色贷款”是目前中国高耗能省区低碳金融服务的主要形式，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创新低碳金融服务方式是金融支持这些地区优化能源结构，完成节能减排目标的重要保证。

（二）政策措施建议

1.总体规划布局，构建低碳经济发展长效机制。

一是制定专项规划，明确低碳经济的概念和内涵，提出低碳经济发展的重点、保障措施和阶段目标。完善现有的以目标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低碳经济统计、监测、评价和考核体系，纳入国民经济整体运行状况考核指标体系。建立分地区分行业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统计数据库，深化对我国碳减排潜力、成本和效率的研究。

二是尝试开展节能减排交易试点。中国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约占世界总量的1/5，但由于国内交易机制不健全，造成国内碳交易不活跃，企业无法实现减排收益。因此，应在有条件的地区积极开展节能减排交易试点，探索试点地区高耗能企业通过市场实现减排收益的可能性，增强企业节能减排积极性。

三是逐步健全和完善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和交易机制。随着国际碳排放交易规模迅速扩大，创建和完善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体系成为促进我国低碳技术和低碳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国内的碳排放市场可分为三个层次：（1）与国际碳排放市场对接的交易机制；（2）跨地区的碳减排交易市场；（3）重点耗能行业间的排放权配额交易市场。

2.立足提高能效，逐步优化能源消费结构。

一是重视技术研发和技术储备，积极促进高能效、低碳排放技术的推广运用，进一步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积极开发燃煤高效发电技术、二氧化碳捕获与封存，高性能电力存储，能源高效运输等技术，发挥能效提高在降低能源消耗强度中的主导作用。

二是推进工业节能，尤其是做好高耗能行业和企业的节能减排任务落实和量化考核工作。控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来增长，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在“十二五”期间，继续强化实施高耗能行业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和评价考核制度。

三是加大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扶持力度。进一步开发太阳能、风能、地热等可再生能源，创新技术降低发电成本，切实解决新能源发电上网难题。加大第四代核能利用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鼓励多渠道利用可再生能源，进一步增加核电、水电、风电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消费的比重。

3.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发展低碳产业。

一是积极增加第三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适度调低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在国民经济总产出中的比重，巩固农业基础地位。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利用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能源消耗强度的差异，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有效发挥结构份额在降低能源消耗强度中的作用。

二是分地区对高耗能行业实施差别化的环保准入条件，东部地区应严格规范，中西部地区应适度放宽，充分发挥高耗能在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中的作用。同时，对中西部地区高耗能工业也应落实好节能减排政策，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

4.创新低碳金融服务，突出金融支持作用。

一是构建以绿色信贷支持低节能减排为主的低碳金融体系。目前，金融机构绿色信贷支持高耗能行业节能减排是我国高耗能地区低碳金融服务的主要形式。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应加强窗口指导，形成金融机构参与节能减排的“硬约束”和“硬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在节能减排、环保项目开发等领域的信贷投放。对资金需求大的项目，组织银团贷款。探索银证保合作形式，设计环保理财产品，尝试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运用合同能源管理。

二是创新贷款管理机制，推进低碳金融担保体系建设。传统的第三方担保信贷模式不仅存在担保方式弱、信贷违约风险高的问题，还无法满足缺乏传统抵押担保条件的节能环保项目的融资需求。创新CERs预期收益和应收账款质押贷款业务，扩大节能环保企业贷款担保范围。

三是金融在支持风能、太阳能项目开发、挖掘可再生能源领域CDM项目开发潜力方面大有可为。我国风能、太阳能等各类可再生资源丰富，例如宁夏现已形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硅材料-电池板-光伏电站完整产业链，可再生能源领域CDM项目开发潜力巨大。金融机构应加大对风电、水电、核电和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信贷投放。

5.调整财政支出和税收结构，加大财税政策倾斜力度。

一是在财政预算收支科目中设立环境保护科目，安排环保财政支出相关预算，确保环境保护的资金来源。加大对节能减排监测体系建设、节能环保工程改造和低碳技术研发的财政投入。加大财政对林业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力度，做好财政扶持退耕还林与退牧还草，增加森林碳汇。

二是财政支持节能环保产品生产与消费，加大政府对节能环保产品采购，扩大绿色产品的政府采购范围。建立节能环保产品的价格补偿机制，降低生产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节能环保产品的生产和供应。

三是强化财税政策对企业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制定支持企业参与节能环保的产业政策，健全奖惩财税政策。对积极研发和采用低碳技术、购置和使用节能减排设备的企业给予资金奖励和税收减免。采用风险投资支持方式，加强对风险高、具有极大市场潜力的低碳新技术的财政扶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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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蔡昉、都阳、王美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节能减排内在动力》《经济研究》，2008年第6期。

［3］付允等：《低碳城市的发展路径》《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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