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在旧中国的产生

一、社会学在旧中国的产生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时，由于外敌入侵，民族矛盾、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渴望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这样的情况下，适应着社会变化的需要，西方社会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传入我国。

1.西方社会学的传入和发展

最早把西方社会学引入中国的是主张变法图强的维新派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时，第一次把社会学列入课程。1896年，谭嗣同在他著的《仁学》中，最先采用了日文的“社会学”一词。1897年严复陆续翻译并发表了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并题名为《群学肄言》。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介绍了西方社会学学说。1902年9月，章太炎翻译出版了日本社会学家岸本能武太（1865—1928）的《社会学》，同时吴键常翻译了美国吉丁斯的《社会化理论》。他们发表和翻译的这些理论都是宣扬社会进化、“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并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这正适应了改良派的要求。他们渴望唤醒民众、奋发图存，对社会进行改良，化解民族危机。

社会学思想的传入，继而带动了社会学教学和科研活动的发展。1903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开设了社会学课程。1910年，在京师政法学堂设置的课程中，社会学已作为研修政治学的一门必修课。1912年，京师大学堂正式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在文科课程中设置了社会学。1913年上海的沪江大学最早创办了社会学系，接着1917年清华大学也开设了社会学课程，由美国人狄德晏执教。虽然这时中国社会学的教学讲授的内容多是西方早期的社会学理论，但可喜的是社会学毕竟作为一门全新的学科进入了中国。

经过辛亥革命，尤其是五四运动的冲击，中国的社会学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西方社会学著作被中国学者们大量地翻译过来，并在高校产生影响。此后，各高等学校专业和课程设置的日趋完备，学术团体的成立和学术刊物的出版，以及大量社会学著作的问世，标志着社会学逐渐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社会科学在中国出现。1938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颁布大学课程设置时，规定社会学成为文、理、法、师四学院的社会科学类共同的必修课之一。1940年国民党政府又成立了社会学部。此间，《社会学杂志》、《社会学界》相继出版发行。继1922年北京成立“中国社会学社”之后，1928年，孙本文又发起成立了“东南社会学会”，次年出版了《社会学刊》；1930年改组成立了“中国社会学会”，并先后举行了9届年会。

随着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批著名的社会学者，如陶孟和、陈达、孙本文、吴文藻、潘光旦、雷洁琼、李剑华、吴泽霖、吴景超、陈翰笙、李景汉、费孝通等。他们活跃在中国社会学领域，探索把西方的社会学理论运用于改造中国社会。他们深入生活，作了许多调查，对中国的现实状况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当时比较著名的社会调查有1922年华祥义赈会组织9所大学61名学生对河北、山东、江苏等省240个村进行的调查；1929年陈翰笙组织的对江苏无锡农村的历时3个月的家庭、工商业情况调查；1936年费孝通对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的调查等。结合社会调查，大量的社会学著作开始问世，1924年出版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1929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出版了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33年又出版了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9年在英国出版的费孝通的《中国农村生活》，是我国开创社会学调查实践的成功之作，被英国社会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称之为“人类学实地工作和理论发展的里程碑”。

抗日战争爆发后，社会学者云集我国西南边陲，他们在那里培养人才，搞农村建设实验，开展战时社会服务，深入不同类型的社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对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开展了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

2.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传入和发展

五四运动后，中国的思想界空前活跃。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在中国开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

1922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二年，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大学，1923年“应社会之需要”增设“社会学系”，由瞿秋白任系主任。该系的主要课程有社会学原理、进化社会论、社会主义史、现代社会、社会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人类学及人种学、统计学、社会政策和两性问题等约40门必修课。瞿秋白亲自主讲“现代社会学”和“社会哲学概论”，并编写了《现代社会学》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著作。蔡和森主讲《社会进化史》，并根据摩尔根《古代社会》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写了《社会进化史》一书。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达于1926年出版了《现代社会学》、1937年出版了《社会学大纲》，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说同中国的社会实践结合起来，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社会作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卓著的成就。他们关于民族压迫、民族解放道路的探索；关于中国土地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实践；关于社会阶级、阶层的分析；关于农民问题的研究；关于城乡关系的理论分析等方面，都使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有了新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社会学理论运用的关键在于他们对中国社会状况的深刻体察，为此，他们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以毛泽东同志为例，1926年他通过深入调查，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7年毛泽东用了一个月零两天，调查了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写出了后来对农民运动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到了井冈山之后，毛泽东又作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才溪乡调查”、“长冈乡调查”等。这些社会调查都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运用于中国实际研究的尝试。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调查研究的指导思想和调查研究方法得到了系统的总结。1941年党中央作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1942年张闻天组织一些同志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调查，使用个案调查、概况调查、社区调查相结合，历史调查与现实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获得了大量翔实可靠的资料。

回顾社会学在解放前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学界的前辈们为建立中国社会学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对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对中国实际的调查，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探讨，都为建立中国社会学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和宝贵的经验。当然，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他们还不可能对中国社会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系统调查研究，因此尚未能建立起真正的中国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