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召唤责任与实践

人文召唤责任与实践_中国社会心理分析：献给创造“25 年中国” 的人们

3-4.人文召唤/责任与实践

前面提到，在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各行各业的人们，在近乎澎湃如潮的职业流动与人口迁徙中，走南闯北，自由改变职业角色，生的哲理与活的志趣，变得多种多样，然而，美好与丑陋、诚实与欺诈、相助与旁观、关爱与冷漠、和气与粗暴，经常是相随而生，虽然这些相悖现象属于人性之两面，不论哪个国度均不鲜，但是，对于我们而言，负面现象实在是太多了，不可不为之痛心疾首。25年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不论哪种境遇，哪种角色，哪种人群，摆在面前的共同的问题是，必须认真而不敷衍地来提升公民涵养水平。

那么，从哪里做起是更迫切、更直接和更有牵动力的呢？我认为，千头万绪，不妨从公共生活的身边小事做起。因为，现在已经有了这样做的开端，这就是，一场SARS危机事件，让人们意识到了公共生活的重要性，随着北京奥运会的逼近，迫使人们愈加感到人的文化涵养之重要。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心理学研究所2002—2003年有两个调查，一是关于北京奥运与人文环境的调查，结果显示公共行为得分最低，在硬环境评价中公厕得分最低，在软环境中随地吐痰、随手乱扔垃圾的得分最低，分别为倒数第一位和倒数第二位，而在这两项上对自己的打分高于对他人打分，这又表明人们在公共行为方面缺乏一致性和内部凝聚力。另一个调查是关于SARS危机事件与应急行为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改变随地吐痰、随手乱扔垃圾方面的得分比较高，表明危机事件促进了行为文明水平的提高，同时表明危难的公共生活会促进公众认同感的提高。

随地吐痰、随手乱扔，看上去是“用手用口”的“身边小事”，但是，原本属于礼仪之事，并非小事。现在的问题是，在道理上，谁都不会认为那是文明行为，而在实际上，谁都会这样那样的“容忍”这种不文明行为；这已经是多少年来人们习以为常的事实，见脏不脏的陋习了。同样的事实是，谁都有可能在某个地方某个时候成了肮脏的受害者，也只是因为见脏不脏而没有在意，没有明白其中的公共生活原则。

“用手用口”这样的“身边小事”，在文化根源上属于“修身”范畴，从“用手用口”这样的“身边小事”做起，有利于动员中华文化意识，重温故训，以“修身”为公共行为起点，人人养成公共卫生习惯，促进公共行为的内部凝聚性与公共生活的秩序性。这一方面，如果说我们还需要什么外在的压力事件的话，那就是人们怀有巨大热情的“北京奥运”，到那个时候，需要全民族用我们的一言一行去构造东方秩序之美。

从“用手用口”这样的“身边小事”做起，人人投身其中，改造那些长期得不到改造的陋习并由此引发我们的责任感与实践精神，促进自我反省和公共生活认同，同时促进生活观念的科学化、公共行为的科学教养，因此，从“身边小事”做起，更有利于直接地卓有成效地提升人的素质。

现在，人们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尤其是生活在现代开放的多元的社会中的人们，个人不是孤立的，家庭也不是孤立的；在经济上，个人行为和家庭行为都被连接在市场与企业的总过程之中，在公共生活上，个人行为和家庭行为都彼此联结在政策与实施的总过程之中，他们都不再是封闭的传统的小单元，因此，每个人对自身素质的自觉和提高，已经超出了个人和家庭的小单元意义，更具有国家的民族的意义。在这一点上，我们将看到，现已被人们意识到的一个社会命题会显示出多大的威力，这个命题就是，在“和平崛起”理念下提出的13亿人口“乘除法”的“大数小数”命题，由于我们是13亿人口，再小的数乘以13亿则是个庞大无比的“大数”，相反，再大的数除以13亿则是微乎其微的“小数”；现在我们试想，在13亿与“大数”或“小数”之间插入一个变量即“人口素质”，于是，由于“人口素质”的提升，这个“大数”或”小数”，不仅会发生量的变化，而且会发生质的转换，由于每个人或大部分人都懂得、珍惜和实行环保，或节水，或节电，或节省办公费用，或参与扶贫，或科学施工，就会使“大数”或“小数”发生质或量的变化，使“13亿”所蕴涵的意义发生变化。然而，13亿人的事，归根结底，需要13亿人做，这样，13亿人一言一行的品质及其诱发力量也就包含在其中了。

导论附件1

25年党代会主题讲话和决定、决议

续表

续表

注：十六届四中全会2004年9月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

姜磊制表)

导论附件2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纪委及相关部委所发关于廉政建设的文件

续表

续表

续表

注：1.文件来源：人民网党史大事记、人民网党的纪律文件。

　　2.为简化起见，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所发文件不标出办公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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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沙莲香：《中国人百年：人格力量何在》，新华出版社，2000年；香港三联书店，2002年。

25.沙莲香：《外国人看中国人100年：怎能看人看我》，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26.沙莲香：《“己”的结构位置》，《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3期，第45—54页。

27.沙莲香：《经济与心理——与M·韦伯的心理学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第72—78页。

【注释】

(1)关于“间人”、“间柄”和“间柄主义”的提出与研究，集中在间宏《日本的经营——集团主义的功罪》（日本经济新闻社）、浜口惠俊《间人主义的社会——日本》（东洋经济新闻社，1982）、浜口惠俊、公文俊平《日本集团主义》（有斐阁选书，1983年）等著作。

(2)见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本土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6—120页。

(3)杨国枢，同上书，第120—121页。

(4)Angyl“人-境”互动中由自主性趋势与融合性趋势两维构成的四个象限是1.强势均衡型、2.个人支配型、3.人境融合型、4.弱势均衡型。见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本土化研究》，第86—90页。

(5)关于“己”的文化特性，笔者在《“己”的结构位置》一文中，综合了梁漱溟、许郎光、费孝通、金耀基诸学者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的文化特点即关系本位所给予的阐释与论证，之后，笔者论证了“己”的“关系单元”这个社会、文化结构角色。见沙莲香《“己”的结构位置》，《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3期，第45—54页。

(6)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路明书店，1939年，第84—87、101、151页。

(7)这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名言。他在谈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第127页。

(8)我这里读博士后的米华博士，在博士后流动站研究报告《当代中国农民社会性格变迁之研究》的社会调查中发现，一个贫困地区出现一种罕见然而却被当地漠视的“集体败俗”村，村民结伙甚至兄弟带姐妹外流卖淫，村中出现“笑贫不笑娼”的坏风气；有的村以乞讨为业而成为当地闻名的富村，而当地基层干部“不务正业”或者“放任自流”（见米华研究报告的调查附记）。

(9)当提到从贫困中走出，由脱贫走向小康，笔者眼前不由出现我们目睹十年的河北省龙居村那艰苦而又迅速的变迁历程。这是个长年“吃返销粮”、全村贫病交迫的封闭山区，女村长贾俊乔用了十余年时间带领全村男女上山植树、下山养羊，她受到了县妇联和外界妇女组织的青睐，她1995年参加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她开始“走出请进”，往返于山村与北京，请专家进村讲解科技植树养羊，家家送孩子上学读书，义务教育率百分之百，如今在名叫“大西梁”的山顶开发“林果绿色基地”，成为河北省农科院和农业大学的试验场，女村长贾俊乔连续两届被选为省人大代表。龙居效应在方圆百里看好。龙居变迁让人看到了脱贫致富的希望与方法。参见《龙居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一个贫困村的变迁》，沙莲香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

(10)M·韦伯论证的资本主义精神包括了职业责任和追求经济成功的合理主义，这样，勤劳与成功追求是互相联系的一体。参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商务印书馆，1995年；沙莲香：《经济与心理——与M·韦伯的心理学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第72—78页。

(11)曼昆和斯蒂格利奇在他们每人的经济学著作中都讲到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调节功能，并使用了大致相同的图示解说市场如何在家庭与企业之间起作用，家庭与企业在经济活动中作为两种类型的决策实体，处于三种市场的两端，表明两者在市场的不同的对应的位置，展开各自需要或者供给的不同市场行为决策，维持经济活动的供给关系。参见曼昆《经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23页；斯蒂格利奇《经济学》（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16页。

(12)25年中国改革开放资料检索、整理与图表制作均由我的博士生廉如鉴、姜磊承担。

(13)关于古今中外对中国人的看法，不仅很多，而且在我和学生的研究中深深地感到，有颇多看法是传播效应的产物，这就像李普曼上世纪20年代提出的传媒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拟态环境”起社会背景作用，帮助人们形成头脑中的印象。参见沙莲香的《中国民族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香港三联书店，2000年；《外国人看中国人100年：怎样看人看我》，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14)《周易·坤第二》。

(15)《周易大传·系辞传下》。

(16)《论语·雍也第六》。

(17)几年前在我这里攻读博士学位的王欢教授有感于此，决然剖析这部大型故事。当时，她用了两年多时间，几乎踏遍东北三省，又赴日深入寻访“残留孤儿”生活，最后用那十分优异的博士论文传达了她的感慨与人性呼唤。见王欢博士的《归根——日本残留孤儿的边际人生》，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

(18)《论语·里仁第四》。

(19)《论语·里仁第四》。

(20)《孟子·公孙丑上》。

(21)参见沙莲香的《中国民族性》（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中国人百年：人格力量何在》，新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

(22)《孟子·离娄下》。

(23)《中庸》第二十七章。

(24)《科技发展与人文重建》，《法鼓人文社会学院丛刊》，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