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与中国的欧洲研究问题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与中国的欧洲研究问题

周　弘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的欧洲研究有没有内在关系？中国是否需要有独立于政府部门的欧洲研究？中国的欧洲研究应当提倡学术性还是提倡实用性？学术性的欧洲研究价值何在？怎样组织欧洲研究的学术活动？这些都是困扰着当今中国的欧洲学者们的问题。

独立于政府部门的欧洲研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在改革的十几年中，中国的欧洲研究在机构建设上初见成效，产生了数个欧洲问题研究所，在理论探讨方面日显活跃，开展了类似“民族、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中国与欧洲共同体”等既具有现实意义又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的课题探讨，为缩小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距离，增进中国对于外部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里的深层理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世界知识、国外经验和国际联系。

但是处于世界战略格局变换和中国改革事业发展中的中国欧洲问题研究还存在着一些新老问题：在研究方向上还缺乏理论联系实际的战略分析，缺乏对于新现象的前瞻性和跨学科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还存在着和欧洲现实与中国实际脱节的问题，存在着割裂现象、不求甚解、急功近利、生吞活剥等不正学风：在研究成果中还存在着罗列现象和重复评论的现象，缺乏将欧洲问题拿到世界范围内、拿到和中国的对比中进行剖析的尝试，欧洲研究的水平尚且没有脱离表面文章、现象罗列、生搬硬套和武断推理的层次。

应当说，和中国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相比，中国的欧洲研究还处于相对滞后的地位。发展迅速的各个其他领域对欧洲研究提出了许多问题、要求和挑战，有些部门甚至发展了自己的专业欧洲研究。欧洲学者们对于自己劳动的成果、作用和价值也产生了疑义，对欧洲研究的方向进行过反思，这些都是中国的改革带来的必然结果。如果中国仍然处于“闭关锁国”的时期，如果中国不需要在变动的国际环境中不断地重新认识对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利和有害的力量变化，也许中国的欧洲学者们大可以在“就欧洲谈欧洲”的氛围中徜徉自得。这样的学术完全有其存在的理由，但是中国和世界发展的现实却要求欧洲研究走出“纯学术”的宝塔，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新的研究不否认“纯学术”的欧洲研究的价值，而是以学术研究为基础，对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993年5月，在欧洲杂志主办的一次关于“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上，很多的学者都在发言中谈到了冷战以后国际关系中出现的新特点，讨论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问题。多数发言只是作出了判断性的结论，其中有关于意识形态地位弱化的判断，有对国家间关系的预测，还有一些关于国际关系研究是否要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讨论。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前所长资中筠教授提到，因为中国学者考虑国际问题有他们不同于西方学者的视野和角度，因此可以从中国的角度研究国际问题。下面我想就这个问题进一步谈谈我对于中国角度的欧洲研究的一些看法。

从中国的角度出发进行国际力量的实力对比研究

简单地说，研究欧洲乃至国际问题大体有两种不同的角度：一是就事论事，纯粹地从欧洲的角度，跟着欧洲学者研究欧洲的问题；二是就事论“势”，然后发展到就“势”论是，总结经验，为我所用。虽然就事论事是研究事务的基础，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不带着自己的视野和角度，每个人的评论都表明他的出发点、理解程度和知识水平。就事论“势”要求研究者深入实际地研究一个专门问题，然后登高一层，考察那个专门问题在全局中的战略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就事论事的专门研究只是研究的第一步。在很多的情况下，研究者过分地强调研究领域的专门和纯粹客观性往往只是一种保护符，是在国际问题的研究中没有能力讨论力量对比和趋势发展而采取的一种鸵鸟策略。增强战略分析的能力，将个人研究的专业领域和整个欧洲，以至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的发展相联系，这正是中国的欧洲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所谓分析实际上就是研究并且对比力量的组合和变化，而这种分析的出发点和潜台词本身就是“为我所用”。Stanley I.Benn在找寻“力量”的定义时说：“拥有力量或实力”意味着“具有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或者进行改变的潜在能力（其中至少有一些是针对别人的行动或条件的）”（见《哲学百科》）。在很多时候、很多场合下，力量、影响力、控制力和操纵力可以通用，力量可以用来表明“关系”，或者说力量在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得到体现。C.J.Friedrich说：“力量的追求者必须找到对他所控制的东西珍重到足以愿意听命于他的人”（《立宪政府与民主》，第12页）例如对于不抽烟的人实行烟草管制就不会产生任何力量，对于没有资源的国家实行战略禁运就会比对有资源的国家实行同样的禁运有强大得多的威力。所以分析力量时首先需要知道谁在什么场合和多大程度上有求于谁，对于力量构成和力量对比的分析是国际关系问题研究的核心课题。

由于力量表现于对自己和对别人的操纵，表现在个体和外界的关系中，所以力量的分析就不可能是孤立的，只能是在对比分析中认识力量的形式和大小。由于对力量的评估离不开对至少“两方”的力量进行比较判断，所以分析就将从就事论事发展到就事论“势”和就“势”论“是”，所谓“势”就是对比中和发展中的“事”，而“是”就是从研究中得出的规律性结论。例如评价欧洲的经济力量不仅需要收集有关经济产值的数据，更加重要的是从外界对于欧洲产品和市场的需求和依赖中分析，因为只有这样才看得出已经实现和可能实现的真实的力量。这种分析从两个方面和“我”发生关系：一是作为进行分析判断的主体；二是作为分析比较的对象。前者在分析和判断中不免受限制于“我”的角度、视野和理解，如果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和判断，后者为“我”的目的而进行分析，不认识这一点也无法清楚地知道分析过程中的主观影响，同样不能得出中肯的分析。

那么什么是力量的组成，形式又有哪些呢？关于这个问题很多人在很多场合都提到过，但是还缺乏一个普遍承认而又全面清晰的理解。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力量的表现主要是军事实力，战略研究主要是战争研究。这不仅仅是因为安全是人类的共同需要，而掌握了威胁他人安全的武器的人就显得具有了操纵力和控制力，而且也因为武器的精良集中地凝聚了各种力量成分，其中有经济力量、动员和组织人的力量等。但是武器的精良和经济力量的强大这些可以进行量化分析的因素还不是力量的全部，甚至不是力量的大部。拥有精良武器的军队在战争中败北的实例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在国际问题的研究中经常被忽视的是一种不能量化的分析，一种在综合力量的构成中占主要作用的因素，这就是人。人不仅掌握武器、操纵机器，而且决定竞争的领域、竞争的方式、竞争的规模和竞争的策略。构成人这种力量的因素包括了人的生活条件、教育水平、社会组合、政治制度、传统观念、意识形态等许多方面。人是最难研究的力量构成，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力量构成，如果进行战争或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人，而是以牺牲人为代价，那么人就会自动地组合，形成新的力量，改变历史的进程，这是为世界历史多次证明了的道理。

力量本身是在不断变化的，各种因素的消长在决定着力量发展的走向和潜在力量的实现。因为力量的构成和作用都是因时间和条件而变化、消长、转移的，所以研究的重点应当放在解释一种力、一个事物和外部环境条件的关系的变化上。例如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力量的表现方式，是人力、物力和财力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特定的聚集方式。所以，如果我们不去讨论意识形态产生的条件，各种制约因素之间的关系和转化，而是泛泛地重复谈论意识形态在冷战后的淡化这个现象，并且由此而作出下一步的推论，那就是在表面上做文章，在天空中造楼阁，还没有达到就事论事的水平，更谈不上分析意识形态力量的转化。如果我们不能去作力量转化的研究，就不可能从事真正的战略分析，而只能作瞎子摸象式的猜测了。欧洲研究如果停留在这种浅层次上，虽然还是割不开和中国的联系（表明了中国的欧洲研究水平），但是却无法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用。

在目前中国的欧洲研究中还存在着许许多多这样浅层分析的例子，例如，关于安全问题从传统的军事问题变为今天的经济、环境和资源问题的现象，关于21世纪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将要加强的论断，关于欧洲一体化的动力和目标在冷战结束后变得模糊不清的评论，多数只是在重复西方学者的分析甚至新闻界的报道。至于经济、环境与资源为什么会取代军事而成为安全问题？美国为什么把人口、难民、发展经济、环境保护等纳入战略开支？什么叫做“互相依存”，什么样的互相依存，为什么要互相依存？还有，苏美军事竞争达到了均势的时候为什么会导致其他层次力量对比的非均势（或严重失衡），从而影响了整个战略格局的变化？欧洲联盟的继续发展会否对欧洲各国产生除了安全之外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和其他因素的比较又如何？对于这些较深层次的问题还有待探讨研究。这些问题的分析离不开对于欧洲本身问题的深刻研究，就事论事的合理性就在于它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究其事物的本因和本源，而不以哗众取宠之心去编织空洞的理论框架。但就事论事的研究还远远不够。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建立国际经济的新秩序，建立国际政治的新秩序，解决南北问题，为中国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创造必不可少的国际环境。欧洲研究不仅仅是可以给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经验，而且中国的发展要求欧洲研究向更广阔、更深刻的领域发展。

拓开欧洲研究的立体和动态的领域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从中国出发分析和研究欧洲的问题只是对欧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学术要求，而不是抹杀欧洲研究的学术性。学术水平的高低不表现于能否谈论理论，而表现于能否用理论解释现实。要求欧洲研究提高战略分析水平恰恰是要求欧洲研究首先提高研究的学术水平。相反，强调欧洲研究学术化则有时会被作为在理论上浅尝辄止、食洋不化、满足于夸夸其谈的借口。

那么如何才能使欧洲研究达到真正的而不是表面的学术高度呢？

首先，应当在欧洲研究中将国际关系的研究、经济的研究、政治制度的研究、社会和文化的研究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说它们同等重要，是因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对象“力量”处在不断的发展和转换的过程中，经济力量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为政治力量或军事力量，在他种条件下又可以转化为文化力量、意识形态力量；同样，意识形态力量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为政治力量甚至军事力量，如此种种，不胜枚举。所以，只有清楚地了解一个事件和它前后左右各种现象之间的联系，才能真正地理解该事件的实质。不言而喻，力量的转换有一个历史或时代的过程，在多种因素起作用的情况下弄清在哪一特定的场合下，哪一种或哪几种因素在起着主要的作用，为什么，这就需要研究一个事件的历史发展，对比以现实状况，从而解释该事件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国际事务发展的规律。例如，福利国家危机的问题就是一个涉及各个研究领域和一整个历史时期的立体和动态的课题。福利国家本身是政治、经济、社会、历史、自然和地理条件等诸多因素合成的产物。在福利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构成福利国家的某些重要因素发生了变化，例如生产的规模冲出了民族国家的界限，经济领域里发生了滞胀，人口结构呈现了老化，人的观念形成了定式等。其中变化最快的因素和相对不变的因素发生了矛盾，引发了危机。如果不对福利国家的力量成分及其变化作细致的分析，就无从谈论福利国家危机的实质和走向，更谈不上了解福利国家作为世界格局里一个重要因素的战略意义。

总之，对欧洲进行战略分析就需要脚踏实地地做好多层面的研究工作，要像马恩列斯毛教导的那样，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研究今天的欧洲和昨天的欧洲，不能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要对比欧洲和世界的发展，从而得出比较中肯全面而不是孤立片面的、运动发展而不是静止僵化的、合乎实际而不是夸夸其谈的战略性的研究成果。

关于建设中国的欧洲研究队伍

为了取得比较好的欧洲研究成果，我们还必须回答来自另一个方面的严峻挑战：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欧洲研究队伍。这支研究队伍应该能够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各个角度进行国际力量的对比分析，解释力量的凝聚方式、外化表现和转换条件，能够从事跨学科、跨时代、跨国家的研究。这种工作不是纯政府部门研究机构的特长。那么学术部门的欧洲研究队伍又具有哪些优势和不足呢？他们应当怎样发挥优势、弥补不足呢？

学术部门的欧洲研究队伍存在的问题包括：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知识水平、对科研的承诺，以及科研的组织形式及管理方法等，其中最大的不足表现在知识水平和整体素质方面，最大的优势则是有条件进行跨学科、跨时代、跨国家的研究。

当今世界的知识体系庞杂，门类繁多，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期。个人研究者的精力有限，只可能涉猎少数领域，远远不可能博学到样样精通。同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延误，科研工作起步较晚，人力储备不足，研究水平相对落后，现在尚有大量的基础工作需要补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提高科研水平的工作还必须从提高科研人员自身专业水平着手。在这里应该看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改善知识结构、提高研究水平非一日之功，需要大量的时间，也需要科研机构和教育部门的通力协作，将少数先行者的研究成果及时地用于教育下一代的研究者。哪怕是为了欧洲研究事业的自身发展，科研也应当走出象牙塔和实际工作部门相结合，何况这是同时影响科研和教育的百年大计。

高质量的欧洲研究还将需要个人研究和集体研究有机结合。对研究和个人研究者的专业进行分门别类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通过合理的科研组织，进行全局分析也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全局分析对内可以共享信息、沟通思维、优势互补，对外可以全面地而不是割裂地解释欧洲的事务，提供有价值的咨询。所谓分而知其详，合而知其故，有分才有合，分合结合，相得益彰。这个欧洲研究发展战略要求研究者个人成为专家，研究者群体成为博学家，需要灵活的、跨越行政科研部门的、多学科的科研组织形式，需要广泛而不拘一格地提倡多种形式的合作研究与协作。

欧洲研究要回答变革的欧洲环境产生出来的新问题，解释变革的欧洲和改革的中国之间力量的新对比，才有生命力。中国的欧洲研究是不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相隔绝的欧洲研究，是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角度出发而又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欧洲研究。

（原载《欧洲》199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