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与文明生活方式的断裂式说明

第二节　生态文明与文明生活方式的断裂式说明

一、以历史的眼光考察文明与人类生活方式的关系

“文明”是一个希腊语词汇，其字面意思是指“有人居住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文明社会就具有人类社会活动对自然环境分割与占据的意味。“文明”更多体现的是人类的价值追求（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看到文明具有持久性特征），以及人类对实现这种价值的不懈实践活动（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看出文明具有的动态发展特征）。从人类实践活动的不完善性上来看，文明似乎总是以理想化的方式存在，与文明相伴左右的往往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种种不完善性，也就是说，脱离了实践活动的不完善性就很难用历史的眼光来考察文明的发展，也很难区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在本质之上的异同；而脱离人类生活方式来考察文明只能陷入抽象的充满臆想的美妙幻境之中，从而将生态文明错误地理解为“天下大同”的“理想世界”，进而带来实践活动的偏差。

首先从自然界自身的变化来看，自然界的变化为人类活动范围的增加提供了现实的自然条件，尤其是处于对自然界深度依赖之中的人类文明的曙光时期，自然变化的因素对人类活动方式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例如，在冰河时期，由自然界自身运动所引起的局部的冰河作用就明显改变着人类的活动方式与范围。自有人耕种以来，斯科讷、丹麦的岛屿、米德洛锡安和凯斯内斯都是产量很高的沃土，而局部的冰河作用改变了这些地方的自然环境，进而带来人类活动方式的变化，而局部的冰河作用也同时降低了海平面，将许多原本由海面相互隔绝的陆地联结起来，为人类带来了更大的活动范围。早期人类活动的扩张范围是令人惊叹的，例如早期人类向波利尼西亚包括复活节岛移民，而且至少在大约公元前6000年之际，人类的活动范围就已经涵盖火地岛和澳大利亚。此时人类的活动范围是广泛的，需要明确的是这种活动范围扩展所花费的时间也是相当漫长，从这一点上就不应该将农业文明时期人类不同文明之中的相互交流与工业文明时期人类的相互交流相混淆，二者在在活动方式上有着质的差异，在时间跨度上更是不可同日而语。早期人类这种活动方式的缓慢扩展是人类文明产生的前奏，通过早期人类原始的活动方式构成了发展文明所必需的原始的社会化活动方式，其次才能进入到文明的孕育过程。就此来看，文明首先是由人的活动方式引起，以理想化的社会化的形式发展，以人类活动负面作用的产生而走向衰亡，或者在人类活动负面作用基础上主动调整活动方式，动态地继承并将文明发展到更高水平。

具有地域性分割特征的种种“文明社会”具有文明的多样化特征。首先，不可否认的是种种文明社会首先都具有地域分割的特征。从地域限制角度来看，在公元1500年以前，人类主要依靠双腿与借助简单的自然力完成自身在空间中的转移方式，不同文明之间由于人类活动方式与活动空间的限制绝少往来。例如，安第斯文明和中美洲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和相互之间几乎没有交往，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及黄河流域的早期文明，也相互没有影响。公元前5世纪左右，希腊人就已经隐约地知道有一种“北方”文明，实际上就是中国，后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把他们称作“赛利斯”。东地中海、西南亚和北印度地区的文明之间的交往最终的确增多了，然而，严酷的自然环境与人类克服这种环境限制能力的低下限制了交流和商业关系。其次，从文明的多样性角度看，由于地域性分割与人类活动方式﹑交往手段及其工具的限制，也确实形成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特征，因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总是带有地域特征的。

文明还具有迁徙的特征，而迁徙本身就是人类的活动方式。越往前追溯，推动人类文明社会迁徙的自然因素就愈加占有主要成分，因而作为活动主体的人就愈加表现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这种迫使人类文明迁徙的自然力量逐渐与人类实践活动方式结合在一起，形成促使人类文明社会动态变化的双重力量，尤其是在工业文明时期更是这种双重力量前所未有的强大历史阶段，这一点从特定角度来看同样是一种主客关系的统一，主要是自然界自身活动对人类存在方式的消极影响与人类自身实践活动的不完善性所产生的整体作用，不过这种统一在违背了人类活动的价值取向的同时，内在地又蕴含着推动人类文明继续发展的主体驱动力。这里从苏美尔文明的发展，来论述这种促使人类文明社会动态变化的自然力量与人类活动方式相结合的双重力量。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从外部迁徙而来的苏美尔人在开发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两河下游冲积盆地的过程中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楔形文字，由此诞生了灿烂的苏美尔文明。对于苏美尔人的来源至今未有定论，从早期苏美尔人定居的与阿拉伯相毗邻的乌尔、乌鲁克、埃利都等地区来看苏美尔人并没有使用闪米特语，并且苏美尔人的语言也与闪米特语毫无共同之处，苏美尔人也并非是当地的土著人，因为在苏美尔人到来之前，这一地带荒无人烟，根本不利于人类的生存。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苏美尔人确实是由外部迁徙而来的文明，它应当是直接起源于一个或几个前文明社会。在苏美尔文明存在的陆地表面，是适宜与谷物种植的肥沃的冲击粘土，具有巨大的农业发展潜力，但是气候干旱少雨，苏美尔人采用人工排灌系统对这一地区进行开发，大规模的人工排灌系统需要社会化的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分工与协作，这种由分工产生的协作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性质上均达到空前的水平。也就是说，苏美尔人通过社会性的手段调整自己的活动方式，完成对自然的改造，从而使遭受自然奴役的人类终于似乎可以同自然界相抗衡，这一点从苏美尔人宗教中各位神祗在具有代表自然力量的神性的同时，又具备代表某个苏美尔城邦人类的集体力量这种双重性上可以清楚地表达出来。苏美尔文明的伟大成就是社会性的必然产物，是一场社会革命。通过这种复杂的社会性的活动，苏美尔人的年产品生产量超过了每人每年生存所必需的最低要求，这一革命性成果的取得也同样是人类社会化分工协作的活动所带来的。苏美尔人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使他们获得了远比居住在绿洲中更多的收获，但是苏美尔人社会革命的成功却很快被实践活动的不完善性所抵消。诚然，苏美尔人掌握了大规模人工排灌的技术，取得辉煌的社会成就，但是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仍然处于相当落后的水平，他们不知道正是由于农业生产大规模排灌产生大量含有钠离子和盐的地表积水渗入地下后，加重地下水的盐分并抬高了地下水的水位，使其直接同土地表层产生联系，从而导致土壤的盐碱化，从而导致农作物的大量减产乃至于农作物的无法存活，很有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导致公元前1700年左右即古巴比伦晚期大批的苏美尔城市被弃置于荒芜。从苏美尔文明兴亡的过程中可以发现，首先，人类的社会化活动为人类价值追求的实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将自然界纳入到人类的社会发展之中，成为人类为获取物质财富而进行改造的对象，人类初步与自然界相抗衡，然而由于人类实践活动的不完善性，以及人类对自然规律认识的渐进性，在局部地改造了自然界以期更加适应人类活动的同时，改变了自然界的自体循环系统，从而导致自然界代谢的紊乱，与此同时人类的活动方式并未加以转化，最终与已陷于紊乱状态的自然界形成合力，改变人类的生存状态。

最后，从苏美尔文明的兴亡来看，虽然由于人类的社会化活动造成了大规模的自然环境问题，但是依然不能将其等同于工业文明时期所特有的整体性的生态问题。这是由于，从活动方式上来看，苏美尔文明虽然利用了大规模自然力（例如对水资源的管理与使用），但是也似乎仅限于此，远不同于工业文明时期多种自然能源的混合使用；其次，从苏美尔文明主要的农业劳动来看，其生存主要还是依靠自然界的天然存在物，而工业文明中人类的存在主要依靠的是大量自然界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人造物；再次，从苏美尔文明消亡来看依然是局部自然环境人为因素的改变，这种局部自然环境的改变没有达到类似于工业文明时期自然环境整体性生态问题的产生。尤为重要的是，在苏美尔文明灭亡过程中，人们活动方式的改变往往就是一走了之，另觅适宜于人类生存发展的异土他乡，从而又在其他地方将文明继续延续发展下去，这一点也根本不同于面临整体性生态问题的工业文明。从表面来看，自然环境问题似乎更加倾向于客体，即自然环境本身的改变；而工业社会所产生的整体性生态环境问题则更加倾向于主体活动方式对整体自然所构成的影响，例如大量非自然的人造物向自然环境中的排放远远超越了自然本身的代谢能力，从而造成人造物的大量堆积，这种影响也只有在工业文明时期才能够产生。但是从本质上来看，只有与人的活动相交集的自然环境才能够产生问题，因为一切问题无不涉及人的活动与环境的关系，所区别的只在于人类活动方式的不同以及由此带来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或者统和。从以上几点来看，苏美尔文明的灭亡虽然同样是由人在不了解自然规律的情况下，为实现人类自身价值追求而带来文明发展的负面作用，但是由这种活动所带来的对自然界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从整体上来看还是有限的，同工业文明整体性生态问题的产生具有质的不同，在工业文明以前人类活动对自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使用“生物环境问题”这一概念似乎更为合理，对这一点应当加以区分。这种区分对于正确看待工业文明所产生的生态问题与工业文明中人的活动方式的整合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由工业文明人类生活方式所产生的生态问题

从石器时代到农业文明末期，人类的生活方式是与各种各样的工具的使用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仅仅将工具作为人的肢体活动的延长，所有的工具都仅仅是在由人亲自使用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出其作用，与人力相分离的工具其自身不具备任何实际的作用（能够与人力脱离而发挥其作用的也只有对水利与风能的应用，但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原始的机械装置了）。总体来说，人类体力与工具结合的必需性决定了人类活动的有限性以及在这种有限性基础上的对自然的依赖，例如对这一时期不同的文明在集中地进行大规模开发并导致严重的生物环境问题时，总还有其它的处女地在等待向人类奉献出更多的财富，此时人类有限的活动能力在蕴涵丰富的自然界面前尚且微不足道，这种人与自然总体上来说太平无事的相处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而被彻底打破。

机器的发明及其广泛的应用将人类从以往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人类的体力劳动在与机器的结合中被降低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维持机器运转的代价是自然界各种资源的大量供给，以及消耗之后所产生的大量废弃物。借助于机器，人类的活动空间由以往的陆地平面化逐渐形成囊括海陆空的立体化活动空间，人类前所未有的活动范围的扩张必然需要借助更多更加强大的机器装置，需要更多的能源来维持机器的运转。机器装置从工业革命一直运转到今天的200来年中从来没有停歇过。人们陶醉在对自然恣意的征服与物质财富的迅速激增所带来的欢乐之中，然而人们又懊恼地发现，机械装置大规模使用的结果完全不同于农业文明时期产生的区域性的自然环境问题。一开始人们还把由机械使用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看作是同农业社会相似的区域性自然环境问题，并没有给予太多的重视，人们不仅借助于机械在质上和量上增加自身活动的随意性，更加利用机械装置发动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其实际目的还是在于维持与发展属我性质的庞大机械的运转，战争对自然环境带来的破坏与自然资源的浪费更是惊人。人们逐渐发现，对付农业文明自然环境恶化的那一套（例如“一走了之”）根本不能应用于工业文明社会，由人类活动方式改变带来的影响导致人类生存的局部地区的环境恶化，还同时形成全球性的生态环境灾难，不仅严重影响到人类自身的生存，还威胁到其他一切生物的生存。可供人类消耗使用的自然资源在短时间内面临被消耗殆尽的威胁。在当今，甚至有理由怀疑地球上的现有资源以及脆弱的生态环境是否还能够支持人类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具有极大破坏作用的全面战争，相信在这种条件下所谓的战胜国将面临与战败国同样的窘境，因为在自然生态资源枯竭的地球上没有胜利者。

人类对自然生态破坏性开采的后果在上世纪70年代逐渐显现出来，人类生产活动的方方面面都依赖工业社会的机器化大生产，大批量生产工业日用品的巨大工厂满足着人们多种活动方式的需求，实际上，在大工业对自然生态环境壮观的污染背后，更加可怕的是悄无声息地由工业社会中每一个具体的人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致命打击。试想一下城市中人类堆积如山的生活垃圾，以及垃圾场周围如同月球表面一样的万物萧疏，我们就不难理解由我们每一个人所丢弃的工业产品废弃物对自然界带来了多大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