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相对论的学术源头

二、文化相对论的学术源头

在19世纪末，人类学开始成为一门以科学分类方法来系统地研究和比较文化差异的自成一体的学科。然而，曾经在学界内外出尽风头的社会进化论却在欧美人类学者中失去原先的主导地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两方面质疑社会进化论对文化差异解释的合理性。到了20世纪初，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Boas）提出“历史特殊”论，以“种族科学”论为攻击对象，发出文化相对主义的先声，并且全面挑战单向和单线发展阶段论的权威性。

博厄斯早年在德国接受过正规的自然科学训练，移民美国之后，他从事对加拿大北部爱斯基摩（或因纽特）人和北美西北海岸的一支叫卡瓦克尤特的印第安部落的田野研究。他所创立的“历史特殊”论学派，不但使他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成为美国人类学的学术重镇，也为文化相对主义在知识界的生根开花提供了沃土。作为社会进化论的对立面，博厄斯认为将人类社会分成一个个必经的演进序列，同时以分类方法组织数据以迎合发展阶段论，是一种随心所欲的研究态度，而且缺乏实证研究的基础。博厄斯进一步指出，早期的社会进化论者对于他们用于建构理论的文化细节，所知甚少；对于产生文化习俗的语境，也缺少应有的了解。

“历史特殊”论的提出，实际上宣告了以19世纪社会进化论为代表的“扶手椅人类学”（armchair anthropology）在美国已寿终正寝。所谓“扶手椅人类学”是指那种足不出户，以来自传教士、货商和探险家的游记材料为主要数据来源，纸上谈兵式的人类学研究方式。博厄斯主张任何人类学模式的建立，必须通过严格的科学手段，收集田野数据为前提。博厄斯的田野工作经历和他在德国受过的学术训练使他看到，任何形态的社会，都有其独特的发展历史，从而形成一套被后人称之为“历史特殊”论的学说。博厄斯学说的“历史性”在于他强调每一个社会都是其历史的产物，人类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揭示过去（亦即“历史”）对于现在文化形式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历史特殊论是最根本的文化相对主义思想源泉。它可表述为：任何民族和文化都有其独特的过去，特殊的历史，因此在研究中必须特别对待，也就是必须以特定社会群体中成员（当事人）的视角来研究和分析特定语境中的文化。“历史特殊”论者坚信对于任何社会形态的研究必须建筑在对该社会的文化实践和价值的深入了解和认识之上。社会的发展或进化不存在程度高低问题。因而像泰勒和摩尔根那样用蒙昧—野蛮—文明的发展阶段论来考察特定社会的方法注定是徒劳的。

博厄斯的研究方法直接造就了美国人类学的“文化与人格”学派。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博厄斯的两名出色的女弟子本尼迪克特（Benedict）和米德（Mead）。这两位人类学的女中豪杰，是应用人类学领域的先驱。就社会知名度和学术成就而言，绝不亚于她们的恩师，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博厄斯及其学生和助手的观点在当时的欧美人类学界掀起了一场革命，对于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影响巨大。走出书斋，以参与观察者的身份，从事繁琐的民族志田野研究，在人类学者中蔚然成风。博厄斯同时强调熟练掌握当地语言的技能对于获得可靠的实证材料的作用。可以说，博厄斯对于完善人类学方法论的作用，仅次于后来的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同多数早期人类学家一样，博厄斯兴趣广泛，精通文理，是位全才型学者。他构建的包括体质（也称生物）、考古、语言和文化四大分支在内的学科体系成为美国人类学的主要结构特征。限于篇幅，笔者在此只能强调一点：博厄斯对现代人类学专业中所注入的多学科因子，使得文化相对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有坚厚的学理基础。这一点似乎已经被当今的很多学者遗忘了。

此外，博厄斯通过精心设计的一系列实验，证明现代人的种族、头脑和颅容量的大小与智力之间没有必然关联，尽管脑的大小和颅容量因人种而异。他的这一发现，根本否定了以社会进化论假设为前提的种族主义“科学论”。终其一生，相对主义成了博厄斯的理论和道义武器，为他在与美国国内主张种族隔离的政客及其与德国（他的祖国）宣扬种族优越论的纳粹民族学家作战时，提供了宝贵的科学和伦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