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贵的实事求是办事作风

可贵的实事求是办事作风

——忆及流萤同志的几件事

田世英　冯兴儒　张玉林　罗山　刘凯　薛东

流萤同志逝世已经一年了。他和我们在甘肃日报社共事多年，他那勤于学习、善于思考、谦和待人、实事求是的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流萤是西安解放时参加革命工作的西北大学学生，随军西进，兰州解放后，参与《甘肃日报》创办工作，担任过编辑、记者和编辑部几个部门的领导，主持过《甘肃农民报》工作。1965年进入甘肃日报社领导班子，“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被迫离开了他所热爱的新闻宣传工作岗位。

粉碎“四人帮”以后，新的甘肃省委决定重组报社领导班子，流萤又被调回报社，担任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协助曾被打倒而又重新任命的总编辑刘爱芝同志，开始甘肃日报社的整顿工作。当时报社相当艰难，不仅政治思想上需要拨乱反正，一大批冤假错案需要审查平反，而且连续多年的亏损补贴也难以为继，需要很快扭转收支局面。老总编是一位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同志，宽怀大度，思想解放，作风民主，许多事情他就放手地委托流萤去干。流萤日以继夜，亲自处理稿件、安排版面，就连修建宿舍、分配住房这类最为头痛的事情，也需要他亲自筹划；大部分平反案件的材料需要他亲自审定修改；机关的规章制度也交他审定。但是流萤面对这些繁杂事务，无怨无悔，总是实事求是，认真处理。过了一年时间，报社这个“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开始恢复了活力，经济收支扭亏为盈。这固然是老总编善于领导以及报社职工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流萤这个得力助手确实功不可没。

注：作者中田世英、冯兴儒曾任甘肃日报总编辑。

当时报社职工的工资很低，许多家庭生活还相当困难。老总编提议：既然我们已经扭亏了，能不能给大家发一点奖金？并且把这个意向传了出去，绝大多数人赞同，但有不少人替领导担心，害怕弄不好又难收场，因为那时有的报刊还在批判“物质刺激”，到底敢不敢发奖金，领导班子内部再三讨论，老总编也拿不准主意。这时流萤不紧不慢地说话了，他引用中央某位领导同志的讲话和某些省市的做法，从职工的生活状况说到报社收支预测，最后说，我认为可以发奖金，为了避免误会，我看咱们领导班子的人就不要拿了。流萤这个主意得到了一致赞同，职工们拿到了每人每月六元钱的奖金，都很高兴。以后随着经济收入的增长，每月奖金也逐步增加到二三十元、四五十元，这个数额对于当时平均工资不到百元的报社职工来说，是个重要的补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甘肃农村一些困难社队就开始试探着包产到组、包干到户，《甘肃日报》、《甘肃农民报》也采取各种形式报道这种办法。流萤决定把一位农村工作经验丰富的某农业部门的领导请到报社，与大家座谈，以期能够推广联产责任制。春节期间，北京的一家大报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说他回家探亲，发现家乡农村在搞包产到户，有些农民很不赞同，还问他：你所工作的甘肃有没有这种情况，他说甘肃没有。这家报纸加了很有倾向的编者按语，批评包产到户。看了这则报道，有些农村工作的同志(包括两位县委书记)，直接打电话询问报社是什么态度？有些记者、编辑也心有余悸，提议请示省委。流萤回答道：应该说省委态度是明确的，宋平同志曾经表示过赞同，这一段《甘肃日报》的报道，省委同志一定都看到了，并没有提出什么意见，现在又去请示，这不是出难题吗？在讨论这个问题的会上，流萤明确表示坚持按我们甘肃的实际办事，按农民的要求办事。这个意见得到了老总编的坚决支持，不但这个宣传继续下来，老总编还带领记者去渭源、会宁两县，亲自采访撰写包产到户的稿件。后来《甘肃日报》在农村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宣传上，成了全国带头的报刊之一，受到省委的表扬。

有一次，新华社甘肃分社送来三个记者共同署名的一篇稿件，说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受害的女青年，拖着一个孩子，跑了好几个部门，申诉她的冤案，却处处碰壁，最后找到新华分社，要求为她伸张正义。这篇标题《城墙下》的文章，读了真有点催人泪下。当时老总编出外考察，流萤和另一位领导同志交换意见后，就决定把这篇稿件全文刊出。老总编一回来，省委一个部门的领导同志就找他谈话，指出这篇文章是错误的，说省委已经为那么多的受害者平反了冤假错案，怎么还落了个《城墙下》？乍听起来，这个问题是严重的。老总编回来在小范围内通报了这个批评意见，并且讨论这件事情。这时被批评者也找上门来。流萤明确地说责任在他自己，不过他不认为文章有什么错误，更不能说是指向省委。文章指的是下边几个具体部门、具体事情。我们每天接到的申诉信件、接待的来访人员，多是反映有些单位、部门，顶住不肯落实政策，这篇文章正是针对这种现象的，发表这类文章，会对落实政策工作有好处，要说标题不够准确，可以商量，说文章错误，不能接受。老总编把讨论情况详细叙述给那位领导，并说，考虑到已经引起的误会，当初不登这篇文章也好；既然已经登了，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对。这个争论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可是这篇文章在下边却引起了强烈反响，对于正在进行的落实政策和清查工作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事后有人认为流萤太大胆，竟敢顶省上领导人。流萤听了不以为然地说，这不是顶谁，办报纸总不能绕开矛盾嘛！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确实难能可贵。

1993年，流萤夫妇在甘肃日报创刊45周年社庆时和阮迪民（左二）、薛剑英在一起。

1982年初夏，老总编调往北京，临走时向省委推荐让流萤接替他的工作。在流萤以副总编辑主持报社工作期间，有关部门的同志多次向报社送来领导同志的长篇讲话稿件，要求在头版全文刊出。编辑部的同志对此议论纷纷，援引宋平同志主持省委工作期间的意见和做法，认为现在这种做法不符合党报的宣传原则，找流萤直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在此之前，有关部门也一度把宋平的讲话送来，要求全文刊登。当时老总编就直接请示宋平，宋平说，那是他们搞的，不是我的意思，今后我的讲话要全文登报，需经我本人同意。他还说，其实我在一般会议上的讲话不一定登报，有些要登，摘个消息就行了；有的讲话你们觉得重要，可以改成报纸的评论，不必老登领导人的讲话。宋平的这个要求，后来就成了规矩。当天面对这篇讲话，根据以往的惯例，流萤发了一些议论，说我看这是一般会议讲话，还是改成消息，短些精练些，登突出些，效果更好。按照流萤的意见处理以后，也未闻异议。可是过了一段，传说省委收到一些来信反映，流萤批评省委领导人的讲话“没水平”，还经常要求在报上全文刊登。过了一段又有传说，有关方面把那封信送给其他领导同志传阅，传阅的两位领导同志以此为笑话，说批评“没水平”的那个同志倒有点水平。在这期间流萤泰然处之，继续大刀阔斧地在报社推行改革调整，直到第二年初夏，流萤才被任命为《甘肃日报》总编辑，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又过了一段调任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常委。我们中有人曾经把那封信当作笑料，问过流萤，他说：我早听到了那封信的传说，其实，那封信是演绎的，我本是一番好意，根本没有批评别人的意思，我也知道“全文刊登”是下边工作人员的要求，试想，即使我有那种想法，也不能在编前会上当众批评领导人的讲话没水平呀！

流萤从政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他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岗位上退下来后，仍然见面不多。原来他还是想“为甘肃老百姓办些事”，在兰州白塔山修建碑林。资金由省、市投资和自己多方募集各三分之一。甘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有著名的历代书法大家和丰富的书法遗存。他还亲自四处查阅、八方征集，从出生于敦煌的书法大师、汉代人张芝，到现在的一大批甘肃籍书法家的墨宝为主，兼及全国历代书法大师的遗存，统统搜集起来，镌刻成碑，镶在墙上，配以文字解说，按照历史顺序陈列于庭室长廊，使观者一目了然，不仅增强了人们对甘肃文化遗产的了解，更加深了对中国文化源流的认识。有一次流萤来报社办事，有人问他，碑林不是已经展出了嘛，你怎么还这样来去匆匆？他风趣地说，工程收尾缺钱，不得不继续“上山刻碑，下山化缘。”

我们都已年过古稀，一向身体较好的流萤同志却先我们而去，显然有积劳的因素，给我们留下深深的遗憾。每当经过滨河马路中段，北面山头上那座白墙黄顶、苍翠掩映的建筑群，很自然地便会映入视线，仿佛流萤同志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眼前。

2007年1月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