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及其变动

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及其变动_社会学

第三节　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及其变动

一、传统中国的社会分层特征

从社会分层的视角分析，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从革命对象、态度视角将中国社会阶级分类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以及数量不少的游民无产者。其实在传统中国，在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制度下面，自古就存在士、农、工、商四大阶层。所谓“士”一方面指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后被任命的各地官员，另一方面也包括没有获得功名的地方乡绅。“绅士的维持是靠经济上有地，政治上做官。”^[3]从事手工业的人数不多，商人则常常受到官僚阶级的排斥，中国传统上有所谓的“农本商末”之说，大约90%以上的人属于农民。从社会分层的角度分析中国传统社会还具有如下特征:^[4]

1.官民社会与身份等级社会

中国是重视身份的社会，身份、等级很森严，比较突出地反映在官民身份和官员的等级上。无论何种场合讲究次序、位次。另外，官吏和平民形成鲜明的对比，官员是控制社会资源的主要群体，它是全社会的中心，吸引着社会上的各类精英人才。隋朝以来建立了科举制度，使官僚体系有了再生产、晋升的常规渠道。当然，除科举考试以外，还有恩荫、举荐、军功以及捐官等其他渠道。

2.精英群体发挥重要作用

我国自秦朝以来，就建立起集中型的社会，建立了发达的组织管理体系统筹全国。汉武帝接受了“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而实现了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集中统一的意识形态。集中型的管理和意识形态体制导致上层精英群体对社会的巨大影响作用。所以在中国，精英团结，国家就比较稳定，精英分裂，则必定国无宁日。

3.宗族、家族有穿透阶级结构的作用

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同姓的家庭、家族的内聚功能。村庄里同一姓氏的成员往往建立起家族祠堂供奉共同的祖先。富裕的后辈被视为祖宗的荣耀，他们在供奉活动中也往往出更多份额来表示孝心。这样，即使同一村庄的人因为贫富不同而不是同一个阶级，但是由于姓氏这一纽带，阶级之间的和谐相处成为可能。

4.科举与社会流动机制

自古以来，中国就创造了比较好的流动机制，这就是从公元587年建立的科举考试制度，这个制度能够将精英人物通过考试直接输送到社会上层，成为官员和社会管理者。历史文献证明，中国直到明朝，科举登第者的家庭背景，有约50%的人来自“前三代具无功名”的贫寒家子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中，中国的社会流动率一直很高。在前30年，也就是1978年以前，造成高流动率的是政治原因，而改革以后的30多年里流动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原因。据清华大学李强教授测算，中国20世纪90年代父母、子女两代人之间的职业地位流动率，与美国的代际流动率近似，在国际上均属于比较高的社会。

二、改革以前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特征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变动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历史时期，每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分层结构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5]

第一个历史时期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底:社会阶层数目迅速减少。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和后来的一些补充决定中提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阶级阶层有13种成分:地主、资本家、开明绅士、富农、中农、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指受雇于国家或私人的机关中的服务职员)、宗教职业者、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贫农、工人、贫民。^[6]这13种成分虽然是针对农村土改工作提出的，但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的阶级阶层状况。

但是，在对旧中国的社会结构进行改造的诸多措施实施以后，上述13个阶级迅速归属于四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阶级的具体构成中，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界定是清楚的，只有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界定比较含糊，而且也无法用经典的所有制关系进行阶级定义，它实际上是指城乡个体劳动者、各类知识分子和城市中的自由职业者等中间阶层。后来，这四个阶级又迅速演变为两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

第二个历史时期是从1957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身份分层悄然兴起。这一时期，尽管中国社会中的“剥削阶级”没有了，整个社会只有两大劳动阶级构成，但是，身份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被突出出来，以身份为特征的社会分层悄然兴起。这种以身份为特征的社会分层过程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在城乡之间，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构筑起一道制度壁垒，形成了中国社会特有的“二元社会结构”，把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演变为两个社会等级。城乡差异变成了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分层。第二个层面的身份差别是在城市内部展开的。在城市内部，整个社会成员被进一步区分为两种身份:干部与工人。所谓干部身份主要指在党政机关、社会团体、民主党派和事业单位工作的各级各类人员。具有这种身份的一个关键性标志是这些人要由人事部门按照有关规定，通过一整套“档案身份管理制度”将他们列入干部编制。^[7]传统的三大社会阶层中，知识分子阶层基本上被包括在干部身份阶层之中。凡不属于干部身份的人都属于工人。工人身份群体的内部实际还可以进一步划分。首先是分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工人和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工人。在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中，由于企业的规模不同，他们之间的“待遇”也有较大差异。在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职工中，又可以区分为“大集体”和“小集体”，后者实际上是一些街道办的集体工厂。不管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的工人，他们总体上都属于一个工人身份群体。他们和具有干部身份的职工在权利方面是不同的，通常情况下，他们没有机会进入各级领导机关。

三、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

1979年以后，中国政治、经济和其他各方面的政策都有了重大调整，开始实行一整套改革开放政策。在这些政策的调整下，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从社会分层结构看，比较大的变化有:农民队伍的分化，工人队伍的膨胀，新的个体工商层的出现，贫富群体之间差距在拉大等。从制度上看，比较大的有:城乡结构与关系的变迁，单位制的变迁，社会分层评价体系的变迁等。^[8]

总的来看，目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原来的阶层正在发生分化，新的阶层正在形成和壮大，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个不断扩大的社会中间层和企业家阶层。与发达国家相比，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构成部分在中国已经具备。凡是现代化国家所具备的社会阶层，都已经在中国出现。今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在构成成分上不会有大的变化，可能变化的主要是各个阶层的规模，其中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经理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会大大扩张。

1.农村社会分层的变化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中国的社会分化也是从农村最先开始的。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以“包干到户”为特征的农村改革中获得了身份自由的亿万农民，开始了自己的群体分化历程。第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使一大批传统的农民从田野中走出来，进入现代企业中工作，成为没有工人身份的现代企业工人;第二，在上述同一过程中由过去的乡村政治领导人和乡村能人转化而来的乡镇企业管理者和乡村私营企业主阶层;第三，出现了一批农村个体户和个体工商业者;第四，出现了以乡村医生、民办教师和农业技术人员为职业的乡村知识分子阶层;第五，受城市和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吸引，一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成为“进城民工”。1949年，农业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总数的比例为91.5%，1978年为73.8%。1988年为59.35%，2000年为46.88%，2004年我国真正常年从事农业劳动的、完全没有离开土地的农民仅占全社会劳动者的26.66%。

2.城市社会分层的变化

中国城市原有的社会阶层主要是由干部和工人两种身份组成。其中干部阶层中又具体包括党政干部阶层、企业管理者阶层、知识分子阶层、机关职员阶层;工人阶层中又可以区分为产业工人阶层和服务人员阶层。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城市社会分层结构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产业工人阶层虽然在改革以后仍然是城市的第一大社会阶层，但其增长的速度有限，而其他社会阶层的比重却迅速上升，特别是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队伍迅速壮大;党政管理干部阶层的队伍扩大了一倍以上;知识阶层急剧扩大，知识分子的待遇经过一个低潮后有所上升，一度成为全社会所关注的“体脑倒挂”现象基本消失。

在原有社会阶层发生诸多变化的同时，城镇社会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一是“新富阶层”，包括私营企业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经理、三资企业的高层管理者、自由职业者等。这个阶层在中国发育速度很快，但还很不稳定，正处于急剧变化之中。总体来说，这个阶层正在进行着激烈地新老交替和优胜劣汰，整体素质在不断提高，但各种低素质者和非法致富者也不在少数。二是“新贫困阶层”，如失业下岗职工，残疾人和部分退休职工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失业下岗职工的大量增加，中国的城市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贫困阶层，使中国的贫困问题发生了从过去的区域性贫困向阶层性贫困的转变。三是“边缘人阶层”，如进城民工等。改革以来，由于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面对汹涌而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采取了一种“经济吸纳，社会拒入”的政策，使进城农民逐步演变成一种世界少有的特殊的身份集团。他们在社会特征和行为模式、社会心理与集团意识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9]

四、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理论分析

1.陆学艺的十个阶层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大课题成果《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将中国社会群体划分为十个阶层。^[10]

①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指在党政、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中行使实际的行政管理职权的领导干部，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约占2.1%。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决定了其主导性阶层地位，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及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

②经理人员阶层:指大中型企业中非业主身份的高中层管理人员，所占比例约为1.5%。是市场化改革最积极的推进者和制度创新者。

③私营企业主阶层:指拥有一定数量私人资本或固定资产并进行投资以获取利润的人，约占0.6%。这一阶层的政治地位无法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但他们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之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实践者和重要组织者。

④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指在各种经济成分的机构中专门从事各种专业性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的人员，约占5.1%。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者之一，还是社会主导价值体系及意识形态的创新者和传播者，是维护社会稳定和激励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⑤办事人员阶层:指协助部门负责人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专职办公人员，所占比例约为4.8%。是社会中间层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十几年仍会增加。

⑥个体工商户阶层:指拥有较少量私人资本并投入经营活动或金融债券市场而且以此为生的人，所占比例为4.2%。该阶层的实际人数比登记人数多得多。这一阶层是市场经济中的活跃力量。

⑦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指在商业和服务行业中从事非专业性的、非体力的和体力的工作人员，所占比例约为12%。这一阶层与城市化的关系最为密切。

⑧产业工人阶层:指在第二产业中从事体力、半体力劳动的生产工人、建筑业工人及相关人员，约占22.6%左右，其中农民工占产业工人的30%左右。经济改革以来，该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明显下降，其人员构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⑨农业劳动者阶层:这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一个阶层，是指承包集体所有的耕地，以农(林、牧、渔)业为唯一或主要职业及收入来源的农民，约占44%。这个阶层几乎不拥有组织资源，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地位比较低。

⑩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这是特殊历史过渡阶段的产物，是指无固定职业的劳动年龄人群(排除在校学生)，所占比例约为3.1%。目前，这一阶层的数量还在继续增加。

2.李强的四个利益群体理论

所谓利益群体，核心问题说的是“在物质利益上地位相近的人所构成的群体”或者说“在经济利益上地位相近的人所构成的群体”。清华大学李强教授从这一角度，将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区分为四个主要社会群体，即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11]

①特殊获益者群体。这个群体在改革20年中获益最大，比如民营企业家、各种老板、经理、工程的承包人、市场上的各种经纪人、证券大户、歌星、影星、球星等明星，以及与外资、外企结合的外企管理、技术层等。这一群体从80年代到90年代有很大的变化。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时社会上开始出现一部分“万元户”、“个体户”，这是最初的特殊获益者。他们的素质不高，引来人们所谓“不三不四的挣大钱”的种种非议。90年代以后，特殊获益者的结构发生很大变化，越来越多的高素质者进入这个集团。1992年以后出现文人下海，出现儒商现象，接着有所谓的“知本家”现象，这是比较典型的“经济精英集团”。

②普通获益者群体。中国的普通获益者群体人数非常巨大，它包括各个阶层的人，其中既有知识分子、干部，也有一般的经营管理者、办事员、店员、工人、农民等。普通获益者群体内部的情况也有很大差异，特别是1995年以后，由于经济增长变缓，普通获益者集团的利益开始受损。他们收入增长停滞，很大一部分人开始从此集团分离出去。1994年以前绝大部分国企职工还是属于这个集团的，但是1995年以后很大一批国企职工开始从这个普通获益者集团中分离出去，进入了下一个集团:“利益相对受损集团”。其原因主要是国有企业运行出现危机、经营的不景气愈来愈严重，突出的表现就是出现了大批失业下岗职工。相比较而言，知识分子却是比较突出的普通获益者群体。在第一个阶段(1995年以前)，知识分子获得了政治利益，在第二个阶段(1995年以后)，知识分子获得了经济利益。

③利益相对受损群体。最为突出的利益相对受损集团就是失业、下岗职工群体。中国失业下岗职工失业后生活水平骤降、维持生计困难，他们的利益相对受损还表现在社会地位、社会身份的变化上。市场改革以前，国有企业职工是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都比较高的群体，国企工人曾经是人人羡慕的职业。市场改革以后，随着国有企业的不景气，国企职工的地位已经有所下降，现在又遇到了失业的现实，更使人有一落千丈之感。

④社会底层群体。社会底层群体有经济底层、政治底层的区分。1949年以后，中国在经济方面实际上打碎了阶级体系，从1949年至1979年，中国并没有经济意义上的底层社会。那时大家生活水平都不高，城市里也没有明显的“贫民窟”之类的现象，反倒是现在的城市里出现了“富人区”、“穷人区”。但是，改革以前，中国社会上确实存在着政治底层群体，比如“地、富、反、坏、右”就是当时社会的政治底层。从经济上说，所谓“底层群体”是指经济收入低于贫困线以下的社会群体。传统上，我国经济收入低于贫困线的群体主要是在农村地区。目前中国的底层社会群体是由如下的几个群体构成的:第一，西南、西北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那里还有相当多的贫困人口。第二，城市下岗工人中的生活极端贫困者。第三，贫困农民和一大批流入城市、居无定所、无正当职业的农民工。

3.李强的“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理论

李强教授的理论源于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的职业数据。通过数据分析他发现，中国的总体社会结构既不是“橄榄形”，也不是“金字塔形”，而是一个倒过来的“丁字形”。李强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进行测量，发现在全国就业人口中有一个巨大的处在很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该群体内部的分值高度一致，在形状上类似于倒过来的“丁”字的一横，而“丁”字的一竖代表一个很长的直柱型群体，该群体由一系列处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上的阶层构成。“丁字形”结构凸显的最大问题是城乡分离。改造这种社会结构具有很大的难度。如果用政策变量改变这种“丁字形”结构，必须有长期的、持续的政策变量的作用，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农民问题。其次就是中产阶级欠缺的问题。尽管大家都想推进中产阶级和中间部分的发展，但迄今为止，这个阶层比例很小，大概在全部就业人口中占12%。换句话说，占88%的就业者都不是中产阶级，所以，社会结构转变还需要更长时间的努力。“倒丁字形”社会结构，其问题比“金字塔形”结构还要严峻，由于底层更大，社会更不稳定，更容易产生社会冲突。^[12]

4.孙立平的社会结构断裂理论

针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结构所出现的新特点，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使用“断裂社会”这一概念。在他那里，断裂社会这个概念有下述几种不同的意义:第一，在社会等级与分层结构上是指一部分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而且在不同的阶层和群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第二，在地区之间，断裂社会表现为城乡之间的断裂。城乡之间的断裂既有社会结构的含义，也有区域之间的含义。第三，社会的断裂会表现在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断裂社会的实质，是几个时代的成分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但在更根本的意义上，断裂社会是指存在主要断裂带的社会。而这条主要断裂带，在今天我们的社会中就是贫富差距。目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分歧和对立，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沿着这条主要断裂带展开的。这样就很容易出现“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的结构形成问题。^[13]要克服断裂社会所带来的问题，和谐社会建设是必需的策略。

五、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新趋势

李强教授长期从事社会分层研究，他认为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化将出现如下新的趋势:^[14]

1.贫富分化将更为明显，财富的集中化程度更高，分化的形势比较严峻

1979年，中国城市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16，中国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1，城乡合计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3，1988年为0.382，1994年为0.434，1996—1997年为0.4577，2003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不低于0.5的水平，从趋势上看，还在进一步上升。

2.贫富分化造成的“社会结构紧张”的局面比较严峻

贫富差距引发社会问题是通过两个环节实现的，第一个环节是客观的“社会结构紧张”，第二个环节是人们主观上产生了“公正失衡”的意识，即“不公正感”。以往的社会学研究证明，贫富分化之所以威胁到社会稳定，是因为分化造成了“社会结构紧张”，而结构紧张使社会关系处于敏感状态，十分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当贫富的分化过大的时候，虽然富人集团和穷人群体并没有发生直接的矛盾，但是，富有阶层与贫穷阶层之间过大的反差，使得社会结构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换言之，不是任何一种贫富分化都会带来社会不稳定，只有当贫富差距太大了，其张力已经形成了结构紧张的局面，这时候，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这时候，矛盾容易激化，冲突容易发生。从这个角度看，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434发展到现在的不低于0.5的水平，就是“结构紧张”的客观证明，应该说是处于比较容易激化社会矛盾的状态下。

但是，矛盾是否出现，还要看第二个环节，这就是“公正失衡”。“公正失衡”说的是一种民众的主观心态。社会学传统上有“相对剥夺”的研究，产生相对剥夺感的时候总是与“不公正”、“不合理”、“不公平”相关联的，所以，更深层次的看法是公正不公正的问题。在结构紧张的客观环境下，如果很多人或社会公众将贫富差别归因为“社会不公”，这就是“公正失衡”的舆论环境，在“公正失衡”的舆论环境下，社会矛盾自然会频繁发生。中国近来发生的诸多事件的，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公正失衡”的问题。

3.阶层结构出现了定型化的倾向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阶层结构处于剧烈变动的过程中，定型化的特点不突出。内战、日本人的入侵、解放战争、土改、社会主义改造、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等，造成中国各阶层出现巨大变迁，以往的研究也证明，中国各阶层之间的流动率是比较高的。

20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以来，再次出现巨大变迁。政治分层的社会结构转变为经济分层的社会结构，^[15]这一时期社会流动的特点仍然是，阶层之间的流动率颇高。从80年代直到90年代中期，是中国富裕阶层产生和膨胀比较迅速的时期，原先经济地位低下者后来跻身于富裕阶层者比例较高。然而，自9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地位低下者进入富裕阶层的比例明显下降，富裕者来自同阶层或临近阶层的比例上升。换言之，80年代，一个穷人想变为富人的话，机会还是比较多的，但是，90年代后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此种机会大大减少了。

对于社会阶层以及阶层之间的关系愈来愈趋于稳定的现象，我们可以称为:“阶层结构定型化”。目前，中国阶层定型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阶层之间的界限逐渐形成。50年代中国进行了打碎阶级的实验以后，阶层变得界限不明显了，从50年代到70年代，各社会群体在经济地位上的差异性不大，阶层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80年代初的市场改革以来，直到90年代中期，各社会群体之间的流动比较频繁，阶层之间的界限也仍然不很清晰。当时，有一大批原来经济地位比较低下、生活十分贫苦的人，甚至是社会边缘群体，在市场经营中赚了很多钱成为富有阶层的成员。然而，到了90年代后期和新世纪以来，阶层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明显，富有阶层准入的条件比以前严格多了，包括注册资本的限额、土地或铺面房的价格等，这些准入标准越来越成为难以逾越的鸿沟。各大城市日益飙升的房价对这种鸿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6]从产业结构看，80年代进入市场的多是小商品经营者，这些小商品经营者有些逐步积累做大，到了90年代成为富有阶层。但是，90年代中期以后，房地产、金融、高技术产业兴起，进入这些产业的准入条件大大提升，一般社会群体难以进入该阶层。“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数据证明，从学历看，经营层、企业家，大多有了较高的学历、文凭，这些也成为阶层定型化和界限形成的重要标志，产权和文凭证书的排他作用开始出现。

第二，社会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率下降。阶层界限形成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阶层之间流动率发生变化。80年代的中国，很多低收入层也可以竞争进入高收入层，社会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例，比社会上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例还高，甚至引发了“脑体倒挂”现象。到了90年代末期，底层向上流动的机会大大下降。

第三，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正逐渐形成。社会各个阶层都开始形成一些作为本阶层所特有的生活方式。在20世纪50至70年代打碎阶级实验的时期，中国城市的居住模式是阶层混杂型的。比如，在城市里“单位大院”的居住模式中，高层人员和低层人员都居住在同一个大院里，甚至同一幢楼房里。由于当时采取的非市场型的“分房模式”，将家庭人口、是否结婚、参加工作年限等看做最重要的分房计分标准，所以，分房、居住与经济分层没有关系。^[17]近年来，随着居住房屋的市场化，因房地产价格的巨大差异造成的阶层区隔正在形成，城市中形成了一些高档社区、高档物业小区，在这里，房屋的价格和物业管理的价格都十分昂贵，只有一些富有阶层可以承担。另一方面，社会边缘群体聚集的地方，也形成了一些低收入和边缘群体的社区。从消费上看，不同的消费档次开始区分开来，从富有者消费的极高档次的商品和服务，直到专为社会边缘群体服务的小商店、小理发店、小诊所等，各个档次等级次序分明。其实，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文化模式，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过去有一段时间里，在激烈的社会动荡下，分层的文化模式受到了严重冲击，而在稳定的社会局势里又出现了复归的倾向。

第四，阶层内部的认同得到强化。阶层之间流动率的下降与阶层内部互动的加强几乎是一个同步的过程。富有阶层的交往形成了一些新的社会组织，比如，近来有一些高会费的俱乐部、会馆等，促成了富有阶层内部的社会网络。

4.中产阶层有所发展，但总体上仍然比例较小

中产阶层的发展是社会学界比较热门的话题，2007年、2008年连续两年中国社会学年会都设置有“中产阶级”论坛。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中产阶层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确实起了重大作用，其意义不可忽视。中国中产阶层与其他国家的中产阶层还是有巨大差异性的，西方新式中产阶层的主体是由受雇人员构成的，而中国新产生的中产阶层的主体是大批非受雇阶层，如大批中小工商业层、独立经营者阶层。除此以外，中国中产阶层主要由以下四部分人构成。

第一，中国内地中产阶层中最为稳定的力量，是传统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阶层。所有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干部)、所有在政府、机关等国家部门，学校、医院、研究机构等事业单位，厂矿、企业、公司等经营单位工作的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这些人占就业人口的7.37%。

第二，所谓“新中产阶层”。中国大城市中正在出现一个新生的“新中产阶层”，这个阶层的基本特征是:年龄比较轻，一般都具有较高的学历，有新的专业知识，懂外语，会电脑，大多就职于三资企业、新兴行业，如金融、证券、信息、高新技术等领域。由于该群体处于产业结构的高端，技术含量高，体制上又多属于外资、外企，所以，收入上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在消费行为上有着很强的高消费倾向。生活方式上也开始形成所谓新的“格调”。该部分人数不多，没有确切统计，估计占就业人口的1%～2%。

第三，效益比较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和其他经营比较好的企业、公司、单位的职工层。经过90年代中后期的震荡，到了21世纪初，国有企业的分化已经大体结束，因此，效益比较好的企业、公司职工的经济地位也是比较稳定的，大约占就业人口的3%～4%。

第四，大量的个体、私营经营者。在农村里包括那些经营比较成功的富裕起来的阶层，在城市里包括大批下海的、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中小工商业业主、独立经营者、中小公司经理等。中产阶层的这个部分的构成最为复杂，这也正体现出变迁中的中国社会阶层重组的特点。近年来，中产阶层的这个组成部分成为增长速度最快的部分，目前大约占就业人口的5%～6%，如果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中小工商业经营者有可能上升为中国中产阶层的最主要构成群体。

以上四部分人，有些是交叉的，比如专业技术人员就与“新中产阶层”和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职工相交叉，所以，中国中产阶层的总比例比上述四部分之和还要小一些，估计总数不超过中国就业人口的15%。

从对中产阶层以上四个阶层的分析就可以看到，中国中产阶层具有三个突出特点:

第一，中国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中产阶层，中产阶层的各个构成部分具有巨大的差异性，四个群体在经济利益、生活方式、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性大于一致性。这意味着，对于中国来说，形成统一的中产阶层具有巨大的难度。中国中产阶层很难有所谓统一的利益要求。

第二，中国中产阶层的力量还比较弱小。从人数比例上看，中产阶层与全国就业者、劳动者、工人、农民比较，都显得人数很小，全部加起来不足15%。所以，中国社会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还不可能形成力量雄厚的中产阶层。中产阶层的长期短缺，使得“结构紧张”在一段时期内还难以消除。为此，在21世纪里，我们要积极培育形成中产阶层的社会条件。

第三，从“世界体系论”的角度看，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是受到制约的。如果中国作为出口初级产品的边缘国家，而接受核心国家的高端产品，那么，中国因被大大压低了价格的初级产品而造成的广泛的低收入者阶层就不可避免，其结果只会是支撑着发达国家的庞大的中产阶层，而不会在本国产生庞大的中产阶层。

5.阶层利益的多元化与“碎片化”特点

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利益分化和多元化更为明显了。其基本的趋势是从过去的巨型、整体群体，分化为多元利益群体，有以下三方面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阶层分化与身份群体交织在一起产生了多元利益群体。20世纪80年代市场改革以前，社会各群体的关系更多地是一种身份制关系。比如，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农民等，他们之间的区分主要不是市场型的经济地位差异的区分，而是社会身份地位的差异。改革以后，经济指标作为社会地位区分的指标愈来愈突出。但是，新的阶层产生，并不意味着传统的身份制就完全不起作用了。实际情况是，阶层与身份并存，在阶层内部会有很多身份群体。比如，20余年来，中国工业化速度很快，产业工人的队伍迅速膨胀。然而，由于原有的身份制的存在，中国产业工人内部有众多不同的身份群体，其内部的差异性一点不小于外部的差异性。目前在中国工人的内部，既有传统的国有、集体企业工人，也有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农民工，有在乡镇企业劳动的工人，有相当多的在家庭企业劳动的工人。即使在同一个单位里面，也存在着几种不同身份的工人。所以，工人的总人数虽然十分巨大，但是，却分化为很多小的利益群体。

第二，户籍、地域的差异与阶层差异交织在一起，而形成了利益多元化、碎片化的特点。改革以后，虽然允许农民进城，但是户籍制度并没有弱化。90年代中期以后，虽然公安部允许各地做户籍改革的实验，但是，大城市的户籍管理和控制还是很严格的。新近的改革特点是将外来人口、流动人口区分为不同情况，区别对待，比如上海、广州、北京等特大城市曾推出了“蓝印户籍”，“A、B、C户籍”等区分多种户籍的政策。因此，其结果是，在同一个阶层的内部，产生了更为复杂的户籍利益群体。比如，同是在一个城市里经商的老板、经理，由于户籍身份的不同，就形成阶层内的小的利益群体。除了户籍以外，还有地域的巨大差别。近年的经济发展并没有造成地区经济差异的缩小，反而是差异更大了，比如，到2002年底，北京郊区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是贵州农民的3.62倍，而上海郊区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是贵州农民的4.18倍。所以，中国不同区域的农民有巨大差别，虽然都叫农民，其内部的分化是很厉害的。从大的地域上看，中国东北、华北、华中(或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省份、西南地区、西北地区都有显著的经济差异，虽然都是农民，在不同区域经济地位会有巨大差别，很多情况下，区域的差异远远大于阶层的差异。

第三个特点是体制的差异与阶层的差异交织在一起而产生了多元化利益群体。近年来，在中国阶层分化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体制变迁和体制分化。90年代中期以后，由传统的国有、集体体制覆盖的人群已经大大减少，新产生的体制五花八门，包括私营、个体、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合资企业、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商人投资的企业等。这些还仅是一些大的分类，实际运作中的体制比这些要复杂得多，比如:承包的、转包的、出租的、租柜台的、包工队式的、挂靠式的、交管理费式的，除了登记了的正式单位以外，还有大量的没有登记的非正式单位，其管理方式更是花样繁多，不同体制的单位，其工资制度、收入体系、福利体系均有巨大差别。中国目前的收入构成、工资体系、福利体系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为复杂的时期。由于体制的“碎片化”与阶层分化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利益的碎片化。比如，失业本来是一个有明确边界的群体，但是，在中国当前却成为一个异常复杂和利益“碎片化”的群体，很难说有什么边界。仅就失去工作这种现象看，也出现了复杂的局面，比如分为:下岗、离岗、内退、买断等情况，再加上，不同单位对待曾在本单位工作的下岗者待遇很不一致，失业者的利益也碎片化了。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阶层利益的碎片化、社会利益的碎片化减小了社会震动，有利于社会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一方面中国的贫富分化很严峻，但另一方面，却有没有产生巨大的社会不稳定。总之，中国的现状是有利于和不利于社会和谐的因素同时存在，我们应该推进那些有利因素的发展而控制那些不利因素的发展以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复习思考题

1.社会分化与社会分层的根源是什么?

2.社会分层有哪些主要理论，它们分别有何特点?

3.传统中国的社会分层的特征是什么?

4.中国现阶段社会分层表现出哪些新特点?

【注释】

[1]李强:《社会分层十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2]［美］丹尼斯·吉尔伯特，约瑟夫·A·卡尔:《美国阶级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9～30页。

[3]费孝通:《中国乡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4]李培林，李强，马戎等:《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北京: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

[5]吴鹏森:《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历史演变及其启示》，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Z］．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

[7]进入干部编制主要有以下几个途径:第一，接受中等专业以上的教育并拥有相应学历，这是最主要的途径。凡是由国家正式的全日制中等专业技术学校、高等院校毕业的，具有中专、大专和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员，服从国家分配，均可取得干部身份。第二，部队连级以上的军官转业到地方，都享有干部身份，早期的更低级别的军队干部也可能被列入干部编制。第三，其他根据国家人事部门分配的干部指标而被提拔到干部岗位的人，也会进入干部编制。他们可能是劳动模范、与领导有关系的人等。到1988年，中国有2700万干部，其中行政机关干部500万，占干部总数的18%;党务系统干部约60万，占总数的2%;事业单位干部约1000万，占总数的37%;企业单位干部1100万，占总数的40%(中国社会调查所.《中国国情报告(修订版)》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85页)。

[8]李培林，李强，马戎等:《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北京: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

[9]吴鹏森:《进城农民:中国社会特殊的身份集团》［A］，《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C］》，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10]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11]李强:《当前中国社会的四个利益群体》，《学术界》，2000年第3期。

[12]李强:《“丁字形”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3]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14]李培林，李强，马戎等:《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北京: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

[15]李强:《经济分层与政治分层》，《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4期。

[16]李斌:《城市住房价值结构化:人口迁移的一种筛选机制》，《中国人口科学》，2008年第4期。

[17]李斌:《住房利益分化与社会分层机制变迁》，中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