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合要素的材料转换

三、围合要素的材料转换

在阐述了四种动机及其相应的建筑形式和制作工艺之后，森佩尔立即集中到对于“围合”这个动机的论述上来，并且开始勾勒这一围合动机（motive）的对应形式——围合物——在材料的替换中向“面饰”（dressing,Bekleidung）的逐渐转化。

对于这一材料转变的过程，森佩尔根据人种学研究的一些发现，认为编织是人类最早的活动，而这种活动经由了一系列阶段：从最初的树枝和篱笆编织的原始围合阶段，进入技术进步的编席阶段，以及更高文明的亚述时期的织物编织阶段，并在第一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时期，这种墙面的编织特性以一种象征的和视觉的方式移植和转化到砖、瓦、马赛克以及雪花石膏饰面板中来。及至希腊时期，这一面饰达到了其艺术上的巅峰，化作墙面一层薄薄的彩色涂层。在森佩尔看来，“建筑形式的发展便是一个象征性的演变过程（symbolic transformation），在这种转变中，人们希望以一种富于表现力的艺术形式来隐匿建造的物质性（construction’s materiality）”⁽²⁹⁾。这也成为森佩尔的材料转化理论（Stoffwechseltheorie）的基础——即虽然具体的建造材料改变了，但是早先材料的形式特征和象征意义仍旧在新的材料中得到体现。1840年代末发掘出的古亚述王朝用雪花石膏做成的墙面浅浮雕进一步支持了森佩尔的这一理论，并在这里找到了希腊彩饰的源头（图2-5）。

图2－5　古亚述王朝的墙面浅浮雕

森佩尔认为东方的彩饰体系来源于古亚述王朝的影响，而这一体系又进而影响了希腊建筑的墙面绘画，并由此认为希腊彩饰的源头及其意义在于原始的编织行为，在于墙面饰物的艺术。

但是在这种材料转换中，无论面饰以哪一种材料和形式出现，真正实现墙的空间围合这一动机的都是其面饰，而非面饰背后的结构性支撑。

这一论述在西方建筑学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它第一次由于对空间的关注而把面饰的重要性置于结构之上。因此，虽然施马索夫通常被认为是西方建筑史上第一个把空间作为建筑创造之本质的理论家，但是半个世纪前森佩尔的这一论述无疑对他构成了最初的启发。只是，如果说在《建筑艺术四要素》中，空间是作为面饰的核心功用的话，那么，在后来的著述中，虽然面饰依旧重于结构，但是，森佩尔这时已然更为强调面饰的象征意义和遮蔽（masking）功能，这也是他的面饰理论的主要含义。而“面饰的原则”则成为他后期思想的一个核心，并在《技术与建构艺术中的风格问题》一书中以296页的篇幅来加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