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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文白演变雅俗相融的价值取向

时间:2022-03-10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汉语词汇的古今发展和文白演变不仅体现了“言语意义←→语言意义”和“口语←→书面语”整合融合的动态演变,而且也体现了不同文化和不同阶层的人们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必然发展趋向,即典雅的精英文化与通俗的平民文化以及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相融合的价值取向。
汉语文白演变雅俗相融的价值取向_文化复兴:人文学科的前沿思考

汉语文白演变雅俗相融的价值取向

Investigation on the Acceptance of the Development from the Classical Chinese to the Vernacular Chinese and the Blend of the Formal Languages and the Proverbs

徐时仪

汉语词汇在由古至今的发展中有变,有不变,有变化大的,有变化小的,而为什么变,怎样变,为什么这样变而不那样变则既有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又有人们具体取舍的价值取向,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以及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交融。词汇的演变不仅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语言演变,而且也折射出各个时代不同阶层人们的意识、情感和心灵状态。汉语词汇的古今发展和文白演变不仅体现了“言语意义←→语言意义”和“口语←→书面语”整合融合的动态演变,而且也体现了不同文化和不同阶层的人们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必然发展趋向,即典雅的精英文化与通俗的平民文化以及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相融合的价值取向。

一、言语意义←→语言意义互动交融

语言的发展从纵向的观点看是一种历时的演变,不论是词的分合、叠置或迁移、转换都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积,而是经过不同历史层次的变异而形成;从横向的观点看是一种共时的演变,不同历史时期传承下来的成分并存整合成一个新的系统。语言表达功能决定语言形式,历时的变异与共时的整合是语言存在和发展的两种基本形式。这两种形式交替进行,相互作用,使言语意义←→语言意义既能承传不断,也能与时俱进,表现了语言系统不息的生命力。

不同的交际场合和语境对语言的使用有不尽相同的要求,从而形成不同的语体。语体是一系列言语特点的体现。如既有《史记·儒林传》所说“小吏浅闻,弗能究宣”的“文章尔雅,训辞深厚”的某些诏书律令,代表传承的语言意义,又有白居易所作老妪能解的诗,反映鲜活的言语意义。无论是帝王的诏令还是文人的诗词,从中皆可见雅俗间言语意义←→语言意义的互动交融。

二、口语←→书面语共存交融

口语是诉诸听觉的“说”的语言,书面语是诉诸视觉的“看”的语言。语言在演变发展中,一方面是口语成分被吸纳到书面语中,另一方面书面语成分有时也会被口语采用,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雅俗间的互相吸纳,互相渗透。语言的发展不仅存在“言语意义←→语言意义”的动态演变,而且也是“口语语辞←→书面语文辞”的不断转化过程,书面语和口语之间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两者是同一种语言的不同表现形式,基础是共同的而区别则是局部的。[1]如“眼里没人”是口语体,“目中无人”是书面语体;又如“改改这句话”是口语俗白体,“此句欠妥,宜酌情删改”是书面典雅体;而“这个句子必须修改”则为正式规范体,介于口语俗白体和书面典雅体之间,口语和书面语都用。一般来说,官方政府的文书多为正式规范体,学术研究的论著多为书面典雅体,文学艺术的创作则或钟情典雅或青睐俗白或兼有两者,而人们在家说自己的方俗口语,在外使用通语,在正式公共场合则使用雅语,由此形成庄雅与俗白之别。

从词汇的角度来看,有大量的词汇成分既适用于口语,也适用于书面语,而从口语语辞到书面语文辞的扩展体现了雅俗相融互补的自然过程,形成了口语和书面语并存不断完善的语言发展模式。这种雅俗相融并存的不断完善不仅是语言发展的模式,也是文学、思想、艺术和宗教等发展的模式。如敦煌文献中形式丰富多样的讲唱文学既有宣扬佛教教义的讲经文,又有韵散相间敷演佛经故事的讲唱文,适应文人精英到一般大众等不同阶层的需要,兼顾了不同层次受众接受信息的能力,具有通俗化和生活化的特点。讲经文和讲唱文互相影响,两者在传承文赋传统基础上融合而衍变为变文,进而又产生《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话本。这些话本具有口耳相传的口语和书面加工的文本的双重属性,其中说经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讲史话本《大宋宣和遗事》后又为文人加工,敷演撰成长篇章回小说《西游记》和《水浒传》。因而就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演变轨迹而言,在先秦口语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文言文可以说是由俗到雅,在秦汉以后口语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古白话则可以说是口语和书面语交融碰撞互为影响,在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雅俗合流基础上有所甄选乃至舍弃而形成的一种新的话语生态。

三、本土文化←→外来文化碰撞交融

任何文化的交流与传播都不会是简单的复制和移植,而是相当于化学变化的互化整合,作用于受众并最终为接受者接受。本土文化←→外来文化的交流往往产生碰撞和交融,在整合过程中往往产生新物质或新概念,导致主体文化一定程度上的变异。如西汉末东汉初佛教的东传,汉魏至唐五代大规模的佛经汉译导致了汉语与梵语等语言的接触,形成了汉译佛典不同于文言的特有句式。

明清至民国的西学东渐又形成一种新的话语生态,西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冲击导致了汉语与欧美语言的大规模接触,产生了大量新词语,不仅促使汉语文白转型顺应时代变革由量变到质变,在古白话基础上承文言的隽永凝炼,同时吸纳欧化语言成分,形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新白话,而且从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两个层面丰富了汉语的概念系统和观念系统,扩展了人们的思想空间和科学思维能力,形成了构筑新时代突破传统范式体现中西会通的新思想体系。[2]

四、社会底层←→社会上层流动交融

社会成员流动性和不同社会阶层间的交往交际交织在一起成为语言变化的重要因素。如魏晋南北朝、唐末五代和宋金元之际战乱等造成的社会大动荡,人口大迁徙形成社会底层和上层以及不同社会阶层间的流动交往。一批由布衣素族进入上层皇室的新贵有别于门阀世族,所说自然夹以底层平民的语言,形成社会底层和上层的流动和语言的雅俗交融。又如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重要的选官制度,科举制使有才识的读书人有机会进入各级政府任职,士人的主要出路是科举。一些平民子弟跻身仕途,入仕前生活在社会底层,说的是平民的俗语,入仕后在官场说雅语,在家或与亲友自然还是说家乡话。这些平民出身的士子金榜题名进入社会上层所说语言在趋雅的同时,也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教化、自下而上的讽谏这种双向关系的雅俗交融。

五、趋雅←→趋俗互补融合

语言既是精英文化的载体,也是平民文化的载体。一般而言,社会中的每个成员所说语言都既有通语又有方言,每个成员在社会交际时都会根据语境和交际对象等交际需要的不同来选择通语或方言的词汇成分。[3]每一个成员言语能力中存在的通语和方言成分可能相互影响而进入会话交际,使得一些语言成分产生变化,一旦某个变化的语言成分在某一特定阶层中扩散传播,就意味着变化的开始,由某一特定阶层内的扩散传播扩展到此特定阶层与其他阶层间的扩散传播。如果这一变化在不同阶层的扩散传播中渐为人们认同,这就导致了对这一变化的约定俗成。

约定俗成可以是趋雅也可以是趋俗。如果说社会上层的精英多用雅语,社会下层的平民多用俗语,那么趋雅是雅为俗所崇尚而向雅趋同,认同雅的优势,模仿雅进而包容一些雅语成分,而趋俗则是雅为俗所触动而向俗趋同,认同俗的鲜活,吸纳俗进而融入一些俗语成分,尤其是在正式场合即使是平民说话时也尽可能趋雅用典雅的词语,而在非正式场合即使是士人或官员也一定趋俗用俗白的口语。如一位校长对办公室秘书可以说“下周的作息时间要进行一些调整”,而不会在家里对妻子这样说。又如某位老师在教室里对学生可以说“中午用餐时不宜大声喧哗”,而不会在家里对自己的孩子这样说。[4]社会上层和下层的交际是趋雅←→趋俗双向的融合,既有雅,也有俗,且雅中有俗,俗中有雅。如通俗文学中的白话小说和经文人整理加工的民间说唱文学往往按照雅文化的标准作有雅化,提升了俗文化的品位,具有雅与俗的双重性格。如果说文人间交谈时多用雅语,平民间交谈时多用俗语,那么文人与平民间交谈时就会是雅俗并用。文人吸纳俗语且日常生活中也说俗语,在写作时或作加工或直接写进书面语,化俗入雅,俗语渐为书面语吸纳又成为雅语,而文人的雅语有时也会被平民口语采用,融雅入俗,雅俗合流。[5]

六、结 语

汉语的文白演变是同一语言内口语形式和书面语形式的语体转型,既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既是表达功能的需要,也是雅俗相融的价值取向,隐含着价值观念的更新,涉及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等多方面,其中也涉及语言的接触和方便更多人运用语言的平民意识。[6]白话最终取代文言成为当代中国人文化交流和文学创作的基本工具,大致上可以说是言语意义←→语言意义、口语←→书面语、本土文化←→外来文化和社会各阶层间趋雅←→趋俗互动共存整合融和的合璧,而现代文化的形成也是典雅的精英文化与通俗的平民文化以及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相融合的产物。[7]汉语词汇的古今发展的总倾向是向通语靠拢,既有从历时的角度看是当时新出现的白话口语成分,又有从共时的角度看是传承历代的文言书面语成分,既有本土文化成分,又有外来文化成分,从而形成随着口语的变化而发展的现代汉语。汉语的文白转型在某种程度上正体现了不同文化和不同阶层的人们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必然发展趋向,即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以及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雅俗相融互补的价值取向。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

【注释】

[1]约瑟夫·房德里耶斯的《语言》曾说:“人们永远不会像说话那样写作。人们写(或力求写)得像别人一样。哪怕最没有教养的人一旦拿起笔来就会感觉到他们所用的语言与口语并不一样,它有它的规则和它的用法。”岑麒祥、叶蜚声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64页。

[2]参见拙文《略论西学东渐与汉语词汇演化的价值取向》,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文研究》2011年第1—2期合刊。

[3]意图性是决定性的,人们思考、行动、感受事物都有意图的倾向性。

[4]人们说话时选择何种语体带有表义的动因,往往表述事件发展的具体进程多用俗白体,表述思想或进行评价多用雅语体。

[5]相较而言,处于社会上层精英的语言变化成分更可能为其他社会阶层的人们所模仿,从一个社会阶层扩散到另一个社会阶层。

[6]参见拙文《略论汉语文白转型与平民意识》,《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七届学术年会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7]详见拙著《汉语白话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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