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史书，是怎么看出来的？

缺乏诚信

汉语中的“信”是一个会意字，它由“人”和“言”组成，从字面上看，人的语言就是“信”。在“三纲五常中”，“信”排在“五常”之末。有一些自认为对中国很有研究的学者认为，“信”在中国诸多的德行中，是排行最后的。有很多熟悉中国人的学者都认为基德教授的观点是正确的，在谈及中国人的“信”时，基德教授说：“把这个品德当作中国人的气质，非常不切实际。在我看来，中国人不但不具备这个品德，而且还十分缺乏‘诚信’。中国人的表现完全和‘诚信’挂不上钩，所以经常有人讽刺他们表里不一。这个民族最大的特征就是趋炎附势、不坦诚、喜欢欺骗、假仁假义！”对于这些言论，我们需要仔细观察，看看中国人在生活中是不是有这些现象，然后才能准确地下定论。

经过细致的观察，我们发现当代中国人和古代中国人的差别并不是很大，相信很多对中国有所研究的人也会同意这种说法。中国人和西方人对“信”的看法不同。有些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典籍时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含糊不清、意义不明的地方。而中国人对待西方人的态度则是“直而无礼则绞”。这翻译成白话就是，如果太过直率就是一种无礼的表现。对于西方人来说，《论语》中说的孔子与孺悲的故事非常有内涵，而儒家学者却完全不懂故事中的意思，下面摘抄一段雅各的译文：“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孔子是想要避免不愉快，他并不想见孺悲这种人，所以孔子采用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式办法解决了问题。

孟子在后来也做了和孔子相同的事。有一次，孟子在某个国家作为贵客被邀请去朝堂，但是孟子希望国王能够亲自召见他，所以他托病不出。为了让皇帝明白这是他的一个借口，孟子第二天就出门拜访了别人。当时陪伴孟子的官员在夜晚时谈了一下关于孔子与孺悲的故事，但仅限于礼节方面，并没有牵涉到道德问题。对于当时的谈话有没有考虑到关于“谎言”的道德问题，并没有什么证据，而现代儒家学者在讲学时，也没有对此做过多的解释。

古代的中国人非常懂得保护典籍，与之相比，同时代的西方人却要差得多，这是毋庸置疑的。中国的史书虽然又长又啰嗦，但是记录非常详尽。有很多西方的作家都十分喜欢读中国的史书，而且对其中所讲的内容非常相信。下面一段话摘自维也纳大学讲师辛格博士的文章，1888年7月，《中国评论》刊载了这段文字的译文：“经过科学研究，中国历史典籍的真实性已经被证实。”李希霍芬先生在谈论中国人性格中的那些自相矛盾的成分时认为，中国人对于历史的记载非常准确，尤其是涉及数字时，他们非常严格和认真。但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显露出的却总是谎言与欺骗。有两种方法可以准确无误地记录历史，一是按照一定的顺序和主次来书写历史事件；二是从精神层面和动机性来解释和分析历史事件。有些深入研究过中国历史的人发现，若是历史事件发生在写作之前，中国的史历官就会用第一种方法来记录，而用第二种方法书写的史书却没有辛格博士说的那样严谨。对一些了解不透彻的事情，我们不随意评述。我们只是想说，当一个国家到处都充斥着谎言的时候，史官还能出淤泥而不染，尊重历史的真相，这绝对是前无古人的。在其他国家，强烈的情绪多少会使一些历史真相得到掩盖或是扭曲，但为什么这种情况在中国却没有？难道中国的历史就没有被史官歪曲过吗？这一点很值得人们深思。

我们要清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不但儒家思想对历史的尊重存在着不足，孔子本身也非常不尊重历史的真实。理雅各博士非常欣赏孔子作《春秋》时的取材方式，但他对“不以一眚掩大德”的说法却并不赞同。《春秋》所记载的是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期间二百四十二年的鲁国历史。理雅各博士关于“儒学”曾经发表过一次演讲，有一段内容还记录到了《中国的宗教》一书中：“孟子认为《春秋》是孔子一生中最伟大的成就，而且说乱臣贼子非常害怕看到这部著作。孔子本人也说过，有人会因为这部书而了解他的思想，也有人会因为这部书而怪罪于他。在被怪罪的时候，孔子会不会有不安的情绪？其实《春秋》这部书不但非常简略，而且有些词还颇具歧义，让人产生误解。《春秋》流传了一百多年后，孔子曾经对《春秋》有过评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三个‘讳’有三种含义，即略过、掩饰、篡改。对此我不知该说些什么。我曾经想过否定《春秋》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这样就能迅速地解开我们的疑惑，但是《春秋》中的证据都与孔子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若是外国的学者贸然曲解了其中的意思，从而无法看清孔子不尊重历史真实性的缺点的话，中国的统治者和学者绝不会可怜他，更不会同情他。孔子和他的弟子一直提倡真实，而《春秋》却使后人冒着损坏圣贤名誉的危险掩盖了事实的真相。”

我们看得出，这些声称自己相信中国历史真实的人只是想说，在中国，只有在历史的记述中才能看到真实。当然，我们并没有证据证明所有的中国人都说谎。就算有证据，我们也不会那么做。等到中国人渐渐有了良知，开始注意到自己的“信”时，他们自己就会找出证据。经常有中国人谈论自己的民族时说：“我们只要开口，谎言就出现了。”这一点非常像海南岛的某位首领形容自己部落时所说的话。可是在我们眼中，中国人撒谎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得某些利益而已。贝德禄先生说，中国人不说真话，同时他们也不相信真话。有一个懂得英文的中国小伙子想要问我的朋友“你说谎”这句话用英语怎么说。我的朋友告诉他，如果不想挨揍就千万不要用这句话来说外国人。但是这个中国小伙子对这个提醒表示非常惊讶，因为他觉得这句话和“你哄我”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库克先生（1857年伦敦《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在谈到西方人讨厌被人指责说谎时评论道：“如果你用这样的话去说中国人，他根本不会生气，也不会感觉到有损身份。他甚至根本就不否认。他顶多回答：‘我可不敢对阁下说谎啊。’对这些中国人说：‘你这个骗子，你现在就在说谎！’就相当于对英国人说：‘你真是风趣，我相信你现在脑袋里又在想一些鬼主意了。’”

虽然中国人谈不上完全虚伪，但是他们平时讲话时的确缺乏诚信，所说的事情大部分都是假的。想在中国人口中得到真相是非常困难的，谁都不敢说自己在中国人那里完全搞清楚了事情的真相。就算是中国人请你帮忙打官司，你也会发现有一些重要的细节他们没有告诉你。他们并不是故意如此，而是天性使然，这种天性只会让自己受到伤害。不管你采用什么方法，事情的真相都只会在最后时刻才水落石出。对于一个了解中国的人来说，听了一部分陈述绝不代表掌握了全部事实，他会将所有听到的事情结合起来，然后找一些比较信任的人一起研究推理，才能判断事情的真伪。

之前我们说过中国人有相互猜疑的特性，再加上他们缺乏诚信，这就足够说明为什么每次和中国人谈了很久却始终没有什么进展了。因为就如本章所说的，中国人不真诚，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都无法理解。我们不知道这些中国人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觉得他们隐藏着很多东西。所以如果有一个中国人到你面前，神秘地告诉你一个让你感兴趣的中国人的事，你一定会觉得疑惑，因为你不知道他讲的是真话还是在背后搞鬼。当一个中国人对一件事情下结论时，我们无法搞清这个结论是不是最终结论。这对于商人和外交人员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牵扯出很多麻烦的东西。

人们根本无法清楚地知道事情的真正原因，就算知道了也没法相信。因为每个中国人都像一只滑头的乌贼一样，被追踪时会喷出一大堆墨汁来阻碍你的实现，以求自己躲到安全的地方。即使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也是如此，这是他们的本能。如果有人希望你捐些钱给那些贫穷的冒险者，你的中国仆人并不会说：“你的钱和我无关，你自己看着办好了。”而是会脸上带着纯真的笑容对你说：“你的钱只够自己花的。”这样你就不能捐款了。中国的看门人不会提醒其他人说院子里有狗，而是会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一旦有人进去，他就会放狗。

大多数中国人都不能自觉地遵守约定，这与他们天性误解和漠视时间的特性有关。不管是因为什么而爽约，他们总能找到借口。一般的中国人会这样：有人责怪他失约，他会说没关系，下次补上。如果他的一些缺点被人们指责，他就会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一定会改正。他会坦诚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但就是因为太过彻底，人们反而更加期望他能够诚信。

有位中国先生被我们雇来撰写并且注释一些格言，他将古人的一条非常精辟的意见写下来后，又做了一则注释，大概的意思是，人永远不能生硬地拒绝别人的请求，就算不想答应，也要表面上应承下来。他在注释中标明：“明日复明日。”意思是你可以拖到明天，然后再拖到明天，如此反复。这样他的心里就不会那么不舒服了。欠债的人也会采用这样的方法。所以不管是谁都无法一次把钱全部要回来，但是这些人却不会失望，因为欠债的肯定会说，下次一定还，然后下次推到下次，然后还有下次。

中国人对待孩子的态度最能证明中国人的虚伪。这些孩子从小就学会了撒谎，但是教育者和孩子本身并没有发现这一点。孩子刚在懵懂时期，大人就告诉他，如果不听话，大人袖子里的怪物就要出来咬他。外国人经常成为这些大人口中的“怪物”，所以，中国人经常说外国人的坏话。因为这些孩子从小就觉得我们很恐怖，长大后突然发现我们并没有大人说的那样吓人，而且非常可笑，他们就会在街上哄赶我们。

马车上坐着几个外国客人，后面尾随着一群高声喊叫的孩子。车夫大怒，吓唬这些孩子说，要将他们绑在车后面拖死。船夫碰到这种情况也会吓唬说要用开水烫死他们。对一个懂事的中国孩子来说，“我揍死你”“我杀了你”就和“不要这样做”几乎是一样的意思。

在中国生活，要想显得很懂“礼”，就要学习很多敬语词汇，这些敬语能抬高听话者的身份，显出说话者谦卑的态度。举一个例子，有一些文人将自己的妻子称之为“拙荆”或是“贱内”之类的，就是一种文雅的自谦语。也许乡下人将自己的老婆称之为“臭婆娘”也是一种“礼”的表现吧。中国人非常注重礼节，有个故事正好可以说明这一点：一个身着华服的人在客厅里安静地等着主人的到来，突然客人发现了在房梁上偷灯油的老鼠，被吓了一跳，但他的举动也同时惊动了梁上的老鼠。逃跑时老鼠碰翻了油瓶，灯油撒到了客人的身上，弄脏了衣服。客人非常生气，正巧主人从后堂走出来，在寒暄后，客人解释说：“区区不才来到贵舍，端坐于梁下，怎奈惊动贵鼠，鼠走，贵油罐落于在下寒服之上，在下狼狈之相实令足下见笑。”

一个外国人想要按中国的礼仪接待中国人显然是不可能的，除非经过长时间的熏陶和锻炼。请客时，主人要对赴宴的客人诚挚地鞠躬，然后微笑地招呼客人说：“请诸位贵客入席。”喝茶时，主人要把茶杯端到嘴边，然后向宾客点头致意，一本正经地说：“诸位，请用茶。”中国人在某些场合还要向对方“叩头”来表示自己“必须向您请安、一定要向您请安，或者是我应该向您请安”。这种礼节无疑让每个外国人都难以接受。还有些人因为忽略了一些细节，没有照顾到某些人会边打自己嘴巴边说：“该死该死，我真该打。”有些人正在骑马的时候碰到了认识的人，也不管对方的所走的方向是不是和自己一路，就立刻下马说：“您来骑吧，我走路就可以了。”

就算是没有接受过教育，中国人也经常谦恭地邀请对方。这种礼仪令西方人赞叹，即使是非常冷漠的西方人，也会因为这样的谦恭态度而对中国人表示尊敬和赞扬。这种随处可见的小礼仪，令社会的风气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人与人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少，这无疑是中国人对社会所作的巨大贡献，即使这种贡献有些时候是被逼迫的。若是有人不想做这样的贡献，那他就是心术不正的人，就会遭到上天的惩罚。若是一个车夫，在问路时还将辫子盘在头上，很可能对方就会将错误的方向指给他，更有甚者还会因为他的失礼而指责他。

如何选择礼品是一门很深的学问，不仅仅是在中国，在其他东方国家里也是这样。对于收礼的人，有些礼物可以接受一点，而有些礼物则绝对不会接受。若是一个外国人擅自决定要送什么的话，百分之百会出错。收礼人会考虑一下，特别是一些有特别意义的场合，他们更要考虑收哪样的礼物才合适。比如说，生儿子时、孩子满月时等等。有一句格言在世界各国都非常有名，在中国也十分适用：“我怕希腊人，就算他带着礼物也是一样。”中国有一句歇后语非常完美地说明了送礼背后的学问，“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回报的一定要比付出的多。

很多在中国居住的西方人都对中国人虚伪的送礼目的有着深刻的体会。关于此类事情，我们也非常了解。一次，某个小村的中国人为了表示尊敬，请几个外国人看了一台戏，因为明白其中缘由，这些外国人打算设宴款待这些村民。但村民们却回绝了外国人的邀请，而是向外国人表示，请求捐一笔款给村子，少一些也没关系，他们想要建造一座村民公用的房子。外国人顺应了这些村民的想法。结果又有十几个村子也派了代表来邀请外国人看戏，而且表示，他们对于外国人为灾害和饥荒的付出非常感动。有了前次的经历，外国人果断拒绝了这些村子的邀请。这些村子的代表大感意外，每个人的表情都流露出悲哀的神色，但迟疑了一会儿，他们还是提出了请求捐款的要求，理由同样是建设公共设施。但是却只是随口提了提，并没有再说什么其他的。

不光是外国人会被这样的“礼节”眷顾，有一些有钱的中国人也会如此，当他们家中有了一些值得庆祝的事，邻居们就会纷纷拿着礼物过来祝贺，比如为孩子买一些玩具、衣服之类的。然后主人设宴感谢这些前来道喜的人，这种礼尚往来，在中国是十分常见的。即使是最不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在此时也会想到中国一句非常精辟的格言：“吃自己的，吃出泪来；吃别人的，吃出汗来。”碰到这种情况，主人即使心中不快也不能表露出来，只能勉强面带微笑地欢迎每一个来“道喜”的人，不然就会丢面子，比起那点吃的，面子更重要。

上述的种种情况都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中国人有很多行为都是为了保住“面子”而做的。在被外国人雇佣时，中国人从始至终都会表现得非常注重礼节，但那只不过是一种言不由衷的客套而已。若想要搞清楚这件事，只要将中国人在公共场合的表现和私下的行为稍微比较就可以发现。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受雇于外国人的中国先生，他非常注重礼节，在主人家时，他的行为几乎无可挑剔，但若是在街头碰见了主人，他就会装作不认识。因为若是和主人打了招呼，别人就会看出他是跟着外国人混饭吃的。虽然周围的人早就知道这一点，但在表面上或是在公共场合，他还是不会承认。有些中国人在走进房间里时，只会给中国人行礼，而完全不去理会外国人，这种事情十分常见。有时，中国的先生会夸奖他的外国学生说他接受语言的速度非常快，发音准确、听力出色。但私底下，这位先生却会和其他同事来笑这个学生古怪的发音。可以说，汉语先生决定着学生汉语发音的标准，这是理所当然的。

有的中国人总是口头上答应，但实际上却什么都不做。这是中国人的礼貌虚伪和注重表面的另一个表现。如果一个中国人答应了为你帮忙，到头来却什么都没有做，我们也不用太过于失望，因为这是很平常的事，中国人答应了帮助你，他的面子就保住了，至于有没有能力帮，或者是否会帮助你，他是不会去想的。若是住店时，在金钱上与客栈掌柜发生了争执，你的车夫会走过来帮你垫上一部分钱，但实际上那笔钱本来就是你的。就算是车夫本人的，他也会在事情过后向你讨还那笔钱。你若是和他争辩，说那是他主动垫的，他会反驳你说：“一个人去参加葬礼，难道要陪着死者的棺材一起埋入地下么？”

虽然中国人非常表里不一，但也有一部分人非常谦逊，尽管有很多人的谦逊是装给别人看的。有很多文雅的人讲不愉快的事情时，不会完全说明白，但是人们却都明白他说的意思，只是都不想说明白而已。但即使是这样的文人，被逼急时也会口不择言地大骂出声，说出很难听的话。

有些中国人的谦逊充满着虚伪，同样他们的同情心也非常虚伪。中国人总是说很多空话来表达他们那虚伪的同情心，对于这种行为，我们无法做出任何评价，因为中国人没有足以维持同情心的财富。中国人在对待死者时，可以一边说着一些空洞虚伪的表示同情的话，一边又流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这一点比虚伪的同情还令人感到郁闷。贝德禄曾经提到过一件事情：灾难过后，一个四川人在拉纤时看到一具尸体被两只野狗撕咬，他不但无动于衷还哈哈大笑。密迪乐先生也曾经告诉我们说，他的中文老师也经常说他的朋友死得非常可笑。孩子如果不幸夭折，父母也会因为过度地悲伤而渐渐变得麻木。但这种因悲伤而产生的麻木和那种违背人性的麻木有着本质的区别。

之前我们提到过，中国和西方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开始有贸易上的往来了，在这几百年间，中国商人的口碑一直很好，非常有信誉。下面来举一些例子，证明这并不是信口开河。汇丰银行的经理嘉漠伦先生在离开上海时曾经说过：“在商业素质上，中国人表现得非常好，一点儿不比我们西方商团表现得差。中国的银行家和商人能够快速地让人产生信赖，这一点我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中国人同汇丰银行谈过一些资金量很大的生意，但即使是数量到数亿两白银，他们也从来没有过违约行为。当然，凡事都有例外，但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在嘉漠伦先生谈完这番话的三年后，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有一个身在香港的中国买办，在银行受到很大损失，在实力大减的情况下，仍然能坚持每年为银行赚取一百万的利润。毫无疑问，这件事就是证实嘉漠伦先生看法的最佳例证。

在中国，批发商与零售商的生意手段是否相同，我们并不知道。但我们应该仔细地想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人。之前提到过中国人的种种优点，也许是因为他们的“责任心”使然，这个特性让西方人十分欣赏，也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有些中国人缺乏诚信，这在他们的商业活动中就完全可以看得出来。每当同中国人做生意时，西方人总要让中国人拿出自己的诚信来，因为只有这样，西方人才能在双方交易时受到应有的商业保护。但经过长期的观察，结果无疑非常令人失望。中国人缺乏诚信的最大例证恰恰就表现在他们的商业活动中。

曾经有位聪明的学者写过一篇论文。当中的论点很有意思，他说两个中国人做生意，就是相互欺骗，欺骗成功了，生意也做成了。这两人的关系用中国的俗话说就是“铁刷”遇见“铜盆”。而用《圣经》中的雅各和拉班来形容他们的关系，我想是最贴切的。在我们看来，若是让一个孩子学做生意几乎就是毁了他的人生。中国很多店门口都挂着“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这类的牌子。但实际上到处是假称、假尺、各种各样的假货，甚至还有假钱。这些现象在中国早就司空见惯了。

我们并不是说在中国没有诚实的人，但经过我们细心地观察和研究，即使有诚实的人，也非常少。中国人如此不讲诚信和真实，和这样的民族交往会发生怎样的情况，我想人们心里应该非常清楚吧。一个中国学者可以面不改色地对外国人说自己不认识字，但若是你拿给他一本书，他会头也不回地钻入人群溜走。即使这本书仅仅值三个铜钱，他也不会觉得自己羞愧，反而会因为刚刚欺骗了外国人而窃喜。他会觉得这个外国人实在蠢得可以，连一个毫不相干的陌生人都会相信。中国人在购买外国人的东西时经常以自己钱不够为理由少付几个铜板。若是你恰巧看到他帽子上掖着一枚铜钱，他就会非常不情愿地摘下来给你，似乎受骗的人是他一样。还有一种人，他会在你那晃悠好长时间，想免费获得一些东西，问他买不买的时候，他会回答说他没钱。若是你相信他说的，在免费获得了你的东西后，他会高兴得哼起小曲儿，就像是刚宰了一条为祸多年的蛇妖一般。但若是你质疑他的说法，他就会满脸怒气地抛给你一大串钱，让你把零钱找给他。

中国人经常向自己的亲戚“借东西”，但这种借几乎就是拿走了直接用，连招呼都没有一声，当然，还是有一部分人会打招呼的。也许中国人认为这样“不见外”的表现会增加民族团结性吧。但这样“不见外”的表现也有令人压抑的时候，有时候，好心借出去的东西，再想要回就要去当铺赎了。将别人的东西送去当铺，这可真是“不见外”。有一个中国同学偷了宿舍的外国管理员的钱，被抓获后，他哭着说：小的时候经常偷妈妈的钱，这个外国人长得很像他的妈妈他才会忍不住的。

西方社会中同样也会出现中国社会这样的事情。但同样是不好的方面，二者存在着本质的区别，那就是“诚信”。中国人缺少诚信，虽然自己碰到的并不多，但是总能看到这样的事情。之前，我们说过很多中国人缺乏诚信的例子，但我认为，有些事例应该更为详尽地说明才行。

中国人非常擅长敲诈和勒索。上至皇室，下至乞丐，人人都非常精通这项“技艺”。若是有一位知识丰富的作家想要写书，那无疑这就是个最好的题材。因为中国人非常注重实际，所以这种敲诈勒索的风气已经变得如同存于世间的空气一样，将所有人都包括其中，没有人能从这个体系中逃开。这个体系是那样恶毒和堕落，只有彻底整顿帝国，才能将这颗毒瘤连根拔起。

外国人想要与中国人有更多的交流和来往是非常困难的，除非你肯放弃“上等人”的名誉。这都是中国的现状及他们的性格所致的。中国有句俗语，“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从事这些行业的人，与同行的外国人有着非常特殊的关系，因为外国人宁肯自己吃一些亏，也不想惹出什么乱子。外国人对此并没有什么兴趣，也没能力。而中国人则不然，他们若是有一方破坏了公正的原则，只能以这种引起乱子的惹事方式，才能最终让双方达成一致的意见。

“中庸之道”很少有人能够做到，想要采取“中庸之道”的中国人也十分少见。“中庸之道”的完美体现就是不过分轻信，也不过分猜疑，永远都保持着中线。中国人非常擅长判断别人的性格，如果我们不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地虚伪说话，中国人就会认为我们是“性情中人”。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像佛祖一样气定神闲地面对事情，并且时刻保持自己的风度的话，中国人就会觉得我们可以随便敲诈。有一个被外国人雇佣的中国人，在逛街时，他看到大街上的小贩在卖一些泥塑制的外国小人偶，他看了一会儿对小贩说：“你这玩意儿是假的，我每天玩的可是真的。”

中国政府是中国人“虚伪”特性的典型代表，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这种“虚伪”的例子随处可见，不管是在中外关系中，还是在国内官民的关系中都能看到很多。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每天贴在城墙上那些告示，每天都能看到城墙上贴着的告示。这些告示内容各种各样，辞藻非常华美，唯一不具备的就是最重要的真实性。因为这些告示上所说的这些事，政府并没有打算施行。关于这一点，相信写告示的人和读告示的人已经达成了一种默契。一个中国的政治家，他的生平和所写的公文，用一句很简单的话就可以形容，就是卢梭在《忏悔录》里说的“感情高尚，但行为卑劣”。也许他的一生杀过上万个人，但他却用孟子的话教育大家说生命是如何如何神圣；他侵吞公款，将修水坝的经费贪污，导致整个省都被泡到水里，但他看到人们背井离乡还表现出叹息的样子；他批评那些说假誓言的人，但他自己却在签协议时对人说这只是一张没用的废纸而已。虽然中国也有光明正大的清官，但却非常少，而且一旦出现了这样的清官，他们马上就会被孤立起来。如果把中国古代典籍和中国的现状来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典籍根本无法改变中国的现状。

如果问一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在他所认识的所有人中，完全可以相信的有几人，你会得到很多不同的答案。但如果你问外国人同样的问题，外国人大多会回答“不多”“七八个吧”“十几个”等等。虽然也有人会说：“多到我数不清。”但这样的人非常少，越是见多识广的人越不会用最后一种回答方式。

根据观察来做出行动是每个民族都会有的行为，这也被看成是一种智慧的做法。在之前章节谈到中国人的猜忌特性时，我们就说过，中国人认为猜疑别人是非常正常的事，原因他们也都很清楚。这样的情况让中国的未来一片迷茫。中国的统治者都是一些品行上比较糟糕的人，而精英却大多都被疏远和排挤。曾经有位聪明的道台对西方人说：“皇帝手下的官员都该杀掉，因为他们都是坏蛋，但杀了这些官员也没用，皇帝本身也不比我们强多少。”中国有一句俗话“窟窿多大蛇知道”，这句话恰好可以用在这里。还有一件事情比较有趣，就是商人阶级，之所以说是件“有趣”的事，是因为作为官僚阶级的下层阶级，这些商人并不信任他们的上级。因为他们知道，政府总是在说一些“改革”事宜，而这些“改革”只不过是外表的装饰而已，其核心从来就没有改变过。一座房子的烟囱和屋顶都是由最糟糕的砖头砌成的，泥匠用没有和好的泥，费了很大的功夫才将其抹平。虽然泥匠知道，一旦下午房顶就会漏水，一旦生火，烟囱就会四处冒烟，但他还是那么做了。这种事情在中国极其常见，每天都会发生很多这样的事情。

中国如果留心开发国土资源的话，他们很快就会富强起来。但如果没有信心，这些资金就只能埋在地底。想要开发这些资源，就要掌握各方面的知识，怎样的人才都要具备。但如果这些人才彼此猜忌，那拥有再好的条件也是空谈。

前几年，曾经有一位非常喜欢琢磨问题的中国人请教我，问某地区打井非常困难，要怎么解决。中国人打井的习惯是井上井下都用青砖砌好。但在那个地方，一旦打好井，地面就会跟着下沉，最后井壁坍塌，只剩下一个泉眼一样的小洞可以打水，然后渐渐地，小洞也会被塌陷的泥土堵住。如果说，中国人长期都忍受着病痛折磨的话，那即使药开得再好，也只能暂时缓解病症，病不会被根治。最终这个国家的人只能病入膏肓。就像一个载满了珠宝的马车陷入了泥潭，若不及时拉出来，只能越陷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