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性格分析模式拓展了传统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传统政治学侧重于研究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侧重于对政治现象做思辨的哲学性的论断或称为规范性论断。”[19]传统政治学研究注重探讨事物的本质而忽视人的心理对政治行为的影响。巴伯的性格分析理论则结合权力情景、民众的意愿，从领导人的心理方面，以性格为核心概念论述了领导人的政治性格是如何对他的政治行为产生影响的。巴伯不仅仅强调客观政治环境对领导人行为的影响，同时强调人的心理世界对领导人政治行为的影响。他的理论为我们解读领导人的重大政治行为开启了另一扇门——通过分析美国总统的政治性格来解读和预测他入驻白宫期间的行为表现。
传统的政治学长于解释，但却难以预测，无法总结出规律对未来的事件、个人的行为作出的预测。巴伯的性格理论则是以预测作为学术的目的，在总统言论与行为之间建立起了联系的桥梁，使对政治人物的预测成为可能。同时他提出的积极—正面的标准，也成为衡量过去乃至将来总统政绩的一个重要的标杆。
2.论证了“非理性因素”对政治行为的影响
巴伯的性格分析理论在内容上驳斥了政治学研究中的“唯理性”假设，论证了非理性因素对政治行为的影响。
在政治学研究的历史里，很早就有人注意到“人的心理因素会对人的政治生活产生影响”。例如，古希腊柏拉图对人的心理分析，马基雅维利对报酬、惩罚和动机的分析。当然，这些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心理分析，因为他们虽然考虑到了政治行为当中的一些心理因素，但是他们在进行政治思维时总是从“人是理性的”这一假设出发。
在现代政治心理学的研究领域里，人们关于政治行为研究的普遍观点是：人不仅仅是理性的，而且有情感的一面。人的心理方面往往会影响人的政治行为。
系统地研究人的心理因素对政治行为的影响这一课题，是20世纪以后的事。20世纪初，格雷厄姆·沃拉斯首先指出：“传统基于人是理性的这一假设之上的民主理论是不科学的”[20]。他觉得传统的政治心理家从这种“唯理智论”的假设出发，往往对人的政治行为寄予理性的期待，从而构造出一些非现实的民主政治理论。他在自己的代表作，1908年出版的《政治中的人性》一书中阐述了这样的内容：与传统政治心理学家所认为的相反，大多数人的政治行为是非理性的，是基于本能和情感的。
巴伯作为一位政治学的研究者，在对人的心理对政治行为的影响的课题上构建了自己的理论框架。[21]巴伯的论点就是：总统的某些重大决策，他表现出的一些对全国影响重大的政治行为与他的性格息息相关。总统在性格上是一个坚强的人，还是一个软弱的人？是一个灵活的人，还是一个呆板的人？是一个开放的能接受他人意见的人，还是一个自闭的不会听取他人建议的人？这些都会给他的政治行为带来影响。总统并不是一个完全理智的人，他的一些重大决策往往是基于一些非理性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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