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的变迁

教育所导致的人的思想观念的变迁，这样的革命还不算彻底。因为在当代社会中，技术力量的增强不但导致了极权主义化，也导致了人性的扭曲。如马尔库塞所说：“如果没有个人本身的新的合理性和感性的发展，那么也就不可能有社会的质的变化，不可能有社会主义。”^[261]而要使人性，即人的心理获得解放仅仅靠教育是不行的。再者，整个社会已经形成一个严密的整体，处处对革命进行防御。教育尽管不如暴力革命那样容易引起统治者的反感，但是他们毕竟有感觉，从而会采取一切行动，防止革命教育的实践。因此，必须在当代统治者容易忽略的地方，而又容易培养人的心理的地方进行变革，这就是艺术的革命。

马尔库塞强调了在革命中感觉能力的重要性。他认为，在未来的社会中，需要一种新的感觉能力。这种“新的感觉能力完全不是个人的或集体的纯‘心理’现象，它是媒质，社会的变化在其中变为个人的需要；它在‘改造世界’的政治实践和对个人解放的追求中起着中介作用”。这种感觉能力不仅能够感觉出现有事物“已有的”质，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感觉隐藏在事物背后的质，这种质恰恰对已有的社会起着颠覆作用。就此而言，马尔库塞把新的感觉能力看作解放的基础。新的感觉能力将为人们的本能、生理提供基础。他说：“感性企求成为‘实践性的’，成为合理的新建设的、生活方式的手段。这就是说：个人感觉的解放应该构成普遍解放的序幕，甚至是基础；自由社会应该建立在新的本能需要上。”因此，革命“必须同时是一场感觉的革命，它将伴随社会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重建过程，创造出新审美环境”^[262]。

如何培养新的感觉能力？除了教育外，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艺术。艺术对现实的作用是双面的，除了对现实社会具有肯定的一面外，也有与现实对抗的一面。“艺术，作为现存文化的一部分，它是肯定的，即依附于这种文化的；艺术，作为现实的异在，它是一种否定的力量。”^[263]艺术给人们提供了足够的想象力，譬如在小说和诗歌的创作上，作为一种艺术的形式，也体现了政治的目标。在音乐、文学和语言中都可以表达对社会的抗议。^[264]

艺术的革命有两种。一种是艺术形式上的变化，如一门艺术的风格和技巧表现出了根本变化，先锋派的作品即是这种形式。它之所以称作是革命的，因为这种形式的变化也能够“预示和反映着整个社会的实质性变化”。但是它的革命性存在明显的不足，即“革命艺术纯粹‘技法’上界定，并没有揭示出艺术作品本身的性质，更没有说出它的本真性和真理”。马尔库塞欣赏的是下面的一种：审美形式的变化。马尔库塞说：“假如我们更进一步，让艺术作品借助审美的形式变换，以个体的命运为例示，表现出一种普遍的不自由和反抗的力量，去挣脱神化了（或僵化了）的社会现实，去打开变革（解放）的广阔视野，那么，这样的艺术作品也可被认为具有革命性。”^[265]

艺术作为否定的方面，主要在于它对现行的理性原则提出了挑战：“在表象感性秩序时，它使用了一种受到禁忌的逻辑，即与压抑的逻辑相对立的满足的逻辑。在升华了的审美形式背后，出现了未升华的内容，即艺术对快乐原则的服从。”所谓“艺术对快乐原则的服从”，即它并不服从于现实社会的秩序原则，而遵从于自己切实的感受，以满足自己的感觉为准则。简言之，艺术表现了与现实所要求的不同的原则，它追求的是感性、是快乐。马尔库塞说：“审美形式是感性形式，是由感性秩序构成的。如果把感性认识的‘完善’定义为美，那么这个定义仍保留了与本能满足的内在联系，审美的快乐仍然是快乐。但感性的起源受到了‘压抑’，满足也存在于对象的纯形式中。感觉的非概念性真理，作为审美价值，得到了认可。而对现实原则的摆脱，则是由于创造性想象的‘自由消遣’而实现的。在此，一个具有完全不同标准的现实得到了认可。”^[266]由此可以看出，马尔库塞为何偏爱艺术？在极端同化的社会中，艺术最有可能表现出与现实社会的不同，是当代极权社会中最有可能突破的一点。再者，就在于它与人的感性密切相联，追求快乐的原则，这恰恰是马尔库塞心目中理想的非压抑社会所需要的。“与快乐有关的判断便是审美的判断，其应用领域则是艺术。”^[267]对现实原则的摆脱，是通过创造性想象的“自由消遣”来实现的。

马尔库塞非常支持席勒的《审美哲学书简》中的观点，在书中，席勒指出，为了把人从非人的生存状态中解放出来，为了解决政治问题，“美学是必由之路，因为正是美导向自由”。而消遣冲动则是这种解放的工具，“自由消遣”在消遣过程中是自由的，消遣冲动的“目的不是‘借助’某物来消遣；而是生命本身的消遣，它超越了欲望和外部强制，是无忧无虑的生存的表现，因而是自由本身的表现”。自由地消遣忽略了现实的重要性，而关注于自己的欲望和需要。当一个人的欲望和满足无需异化劳动而得到满足时，现实就变得不重要了。到达这个阶段时，“人便能自由地‘消遣’他自己的和自然的机能与潜能，而且只有通过这样的消遣，他才是自由的。因此人的世界就是表演，这个世界的秩序也就是美的秩序”^[268]。在这样的生活中，人们不再感觉自己是压抑的。

但是如果一个人整天为生计而奔波，对现实生活毫无选择的话，也就谈不上是“自由消遣”。马尔库塞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自由消遣”“只是当文明在物质和思想方面达到了最大限度的成熟的时候。仅当‘对需要的压制’被‘对过剩（丰富）的压制’取代时，人类生存才会进入‘其本身既是目的又是手段的自由运动’”^[269]。也就是说当人的生存不受威胁时，当人在满足自己的本性与社会所制造出的虚假的需要之间作出选择时，“自由消遣”才能成为可能。

由此可以看出，人能够达到消遣冲动是马尔库塞心目中理想社会的重要标志。在当今极权社会里，艺术则是培养消遣冲动的重要凭借。在当今社会中，人们沉迷于虚假的需要，只有在艺术中，人们才有可能摆脱现实的压抑，遵循自己的感性需要，由此可能产生出消遣冲动。而一旦消遣冲动作为文明的一个原则占据上风，就会使现实发生真正的改变。这时，

人们所经验到的自然、客观世界将主要不是统治人的东西（如在原始社会中那样），也不是被人统治的东西（如在现有文明中那样），而是一个“沉思”的对象。由于这种基本的、构成性的经验所发生的变化，经验的对象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因为自然一旦摆脱了暴力的统治和开发，受消遣冲动的规定，也就会摆脱其自身的残忍性，并自由地表现其丰富的无目的的形式，这些形式表现了其对象的“内在生命”。^[270]

在审美方面，马尔库塞否定了以阶级判定艺术革命性的标准。具体来说，否认了那种认为只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才是革命艺术的观点。他认为，现在的革命意识已经不是或主要不是革命的意识，“这不仅因为反对世界垄断资本主义的革命远不是一场无产阶级的革命，而且也因为这一革命的条件、前途和目标用无产阶级革命的那些术语已不能得到恰当的表述。如果这一革命（不论其形式如何）作为目标必须出现在文学中，那么这样一种文学就不可能是典型的无产阶级文学”。无产阶级必须改变自己，也就是具有革命性。在马尔库塞看来，革命和无产阶级是艺术中的两个不同的标准，两者既不同，又有重合。革命的艺术不一定是无产阶级的艺术，同样，无产阶级的艺术也不一定是革命的艺术。“只要无产阶级是不革命的，那么革命文学就不能是无产阶级的文学。同样的革命文学也不能在统治性的（不革命的）意识中‘扎下根来’；只有决裂，只有跳跃才能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阻止‘错误’意识的复活。”由此，马尔库塞对工人阶级的文学就应该表现工人当前的利益和“感情”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这种观点无论从艺术的立场还是从政治的立场来看都是反动的，它是一种退化，这种退化“不是工人家庭的感情退化了，而是想把这些感情提高为真正激进的和社会主义文学的标准的想法才是一种退化：被宣布为一种新的革命文学的焦点的东西，实际上是对现存的现实的适应”^[271]。

同样，马尔库塞也批驳了另一种倾向，即认为艺术家如果属于特权阶层，就不会创作出革命的艺术。他说：“艺术家属于特权阶层这个事实，既不会抹杀他的作品的真实性，也不会抹杀他的作品的审美性质。”艺术作品的先进性和艺术对解放斗争的贡献既不能用艺术家的血统，也不能用他们阶级的意识形态来衡量，更不能由被压抑阶级是否在他们的作品中出现来决定。艺术的先进性的标准，“只有让作为整体的作品本身去说明，也就是说，艺术先进性的标准在于这件作品说了什么和用什么方式说的”。如果说艺术的审美形式“揭示出现实中受到禁锢和压抑的维度：解放的层面”^[272]，我们就可以说艺术是先进的。

艺术有其自身的规律，这种规律不是以阶级来定位的。同样，评价艺术的先进性，只能根据艺术本身的规律。艺术的革命性在于它指出了社会中人性的被扭曲，同时也指出了社会中什么是真正的人性。“艺术向现存现实的垄断性宣战，以便去确定什么东西是‘真实的’，艺术是通过创造一个虚构的世界，即一个‘比现实本身更真实’的世界，去达到这个目的的。”他非常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和雨果的《悲惨世界》，认为这两本书“并非仅仅悲愤那种对特定社会阶级的不公正，它们所悲愤的，是所有时代的非人性。它们代表了人性本身，它们的命运所显示的普遍性，超越了阶级社会的普遍性”^[273]。

总之，马尔库塞认为艺术应该不考虑作者和所反映内容的阶级特性，而应该遵循艺术的规律，揭示现实与人性的不符之处，反映普遍的人性。正是在此意义上，在当前极权社会中，在“人民”已经被社会所同化的情况下，马尔库塞要求作家在创作时，不要考虑“人民”的要求，甚至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上，具有一种“贵族味”。“‘人民’当被现存占支配地位的需求体系所控制时，只有与这个体系决裂，才能使‘人民’成为反对野蛮主义同盟者。如果尚未发生决裂，人民中是没有留给作家的可以唾手可得的位置，作家必须自己去创造这个位置，而创造这个位置的过程，可能要求作家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不用人民的语言说话。在此意义上，今天的‘贵族味’一词，可能真具有一种激进的内涵。”由此，他甚至提出：“革命的艺术最好是成为‘人民公敌’”^[274]。

在马尔库塞的心中，怀有一种恐惧。这种恐惧来自于艺术被这个强有力的社会同化的威胁。在他看来，当代社会中的大多数民众都已经对社会表示认同，包括无产阶级。因此，革命的艺术，应该与“人民”有所不同。正是在此种意义上，他肯定了黑人的艺术，包括黑人文学、黑人抒情诗，尤其是黑人音乐，认为它们是完全革命的。因为黑人在美国社会中属于民众中的少数，同时，也是民众当中受压迫最重者，是对社会最为不满者之一，因此他们的艺术就具有革命性。但他们的艺术一旦为美国大多数民众所接受，就不属于革命的艺术。这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黑人音乐，他把黑人音乐看作“奴隶和隔离区的呼喊和歌唱”。“黑人男子和妇女的生活在这种音乐中重新复活：音乐是肉体，美学形式是痛苦，悲伤和控诉的‘表情’。”但一旦白人接受了这种音乐，这种音乐就逐渐变成了“总体性的”东西，失去了它的激进动力，倾向于“群众化”。这种音乐由表达黑人遭受的痛苦，转变成为“一种特殊的感情发泄：是一种暂时从桎梏中解放出来的集体疗法”^[275]。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马尔库塞认为的艺术革命，一是在于艺术能够表现出与当代社会的不同，以此方能对社会进行革命，这是艺术革命的基础。二是艺术能够培养出新的感受力，培养出非压抑性升华的心理，这恰是革命的目标。反同一化与新的感受力两者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