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尔诺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法西斯主义的产生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如在解释法西斯为何能够获得群众的支持时，他批评了那种认为纳粹给人带来的除了痛苦就是恐惧的观点，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们仅仅是出于一种幻觉。实际上，“在法西斯之下的无数人们的生活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恐怖的锋利的刀刃只是指向少数和相关的十分确定的集团”。在希特勒统治的时代，每个人不再感觉到被社会抛弃，而是发现“每件事情都被照顾到”。而且“与自由放任的过去相比，在一定程度上，希特勒的世界实际上保护了它的民众免于社会的自然灾害及被社会抛弃”。而当时的经济也因军事战备和军事工业的快速发展而慢慢走出了危机，并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26]
在解释为何选择犹太人作为打击的对象时，阿多尔诺认为，这也是部分由于经济的利益所决定的。他说：“犹太人受责备，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是因为他们赖以为生的财产，尽管这具有社会学上的模糊性，但撞击着不同偏见的集团阶级的认同点。”对于无产阶级来说，“犹太人道德是资产阶级的道德。工人阶级感觉犹太人首先是作为经济领域的中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趋势的执行人而存在”。而中产阶级，则与犹太人一样感觉到生存的威胁，他们为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要为自己辩护和激烈地竞争，犹太人是他们经济上的竞争对手之一。因此，无论对于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犹太人都是“不合时宜”的资产阶级。[27]
但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阿多尔诺更多的还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入手的。他认为，法西斯影响之下的一些社会现象，如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前的那次决定性的投票，从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并不是偶然的，但用政治经济学的标准来解释，则容易被误解。而他在美国的研究结果也证实：性格结构并不容易与政治经济的标准有关联。因此，他认为，对法西斯“必须按照性格结构来解释。如按照权力和无权力的方向思考，反应的无力和僵化刻板印象，缺少自我反思，并且最终对经验的总体无力”[28]。
阿多尔诺从心理方面对法西斯主义进行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他对美国的一位法西斯鼓动家马丁·路德·托马斯的研究，在研究中他发现，煽动家在法西斯主义产生的过程中固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种煽动也要与法西斯主义心理相呼应。他认为，法西斯之根已经深深延及社会结构，在煽动家没有蛊惑之前，就已经产生了法西斯主义心理。再者，煽动家也不仅仅局限于极端主义者，在一些受人尊重的政客中，也能发现一些攻击性的论述。这篇研究专论因种种原因没有出版，但是对托马斯的研究，为阿多尔诺以后研究威权主义人格打下了基础。[29]1944年，阿多尔诺与他人合作了《威权主义人格》，对威权主义人格进行了详细的研究。1951年，他发表了《弗洛伊德理论和法西斯主义宣传的程式》，对法西斯主义领导人如何影响群众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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