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的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研究

刘　莉

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的城乡二元体制,将城市和乡村的关系置于一种中心—边缘、支配—被支配的关系,城市始终处于主导和中心地位,农村不断地被边缘化,加之城市文明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更使得作为传统因子的农村和农民问题格外突出。统筹城乡发展是新形势下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也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它要求把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纳入整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全局之中进行通盘筹划,其目的在于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表面看似乎是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水平上的差距,但其深层次的根源却是教育水平的差异、人的素质的差异、价值理念的差异。因此在统筹城乡发展中,要特别重视发展乡村文化,把统筹城乡文化发展的理念贯穿于国家文化设施布局、文化经费投入、文化生活安排、文化产品生产等各个方面,尤其需要大力培植的是农村文化发展的一“硬”一“软”——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和农村核心价值体系。浙江省正在进行的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有效整合农村各种文化资源为村民打造精神家园,为现阶段如何培植农村文化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提供了一条有益的思路。

一、新时期农村文化建设的内涵和特征

(一)以新时代的农民为建设主体

尽管在户籍意义上,截至2011年,全国大陆仍有65656万人^[1]生活在农村,贴着“农民”的标签,但此时的农民不但阶层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分化,其见识、心态与以往的农民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新时代农民的阶层分化表现为两个向度:一是大量的农民在不断转化为非农产业劳动者;二是传统农民在向现代农民转化。^[2]这两个趋势带来的变化是,新时代的农民在被传统文化和乡村文化深深熏染的同时,也接受着城市文明和现代文明的浸润。现代传媒在乡村的普及以及游弋在城乡之间的农民工群体,为城乡文明的碰撞、融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舞台。因此,新时代的农民,尤其是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晏阳初所总结的旧中国农民“愚、穷、弱、私”的劣性,其文化素养、参与意识、维权意识、民主意识不断增强,他们既有意愿、有能力参与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和文化建设,也对自身文化生活的质量和形式有着更高的期许,这对当前的农村文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正是这些新时期的现代农民,他们对自己置身其中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源流和趋势,有着自身的价值体系和评判标准,同时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文化选择,具有文化转型的能力。

(二)以农村地域性的文化资源为建设客体

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正处于解构性转型的十字路口,未来的农村去往何处,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的新农村如何建设,是研究者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农村?当然是像城市社区一样,建设“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3]。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中国农民几千年来都在农村社区中过着一种守望相助、邻里互惠的道德生活。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4]。而当下农村正在经历着的急剧的社会变革几乎将这个“熟悉的社会”摧毁殆尽,农村社区趋于解体,要重建稳定而有活力的农村社区,最关键的是重建文明健康的农民公共文化生活,因为“对一个社会、一个群体或一个个人来说,文化是借助内聚力来维持身份认同的连续过程”^[5],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培育公共意识、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

与城市文化建设着力整合大众文化、都市文化和流行文化不同,农村文化建设的重点应该是整合农村地域性的文化资源即民间文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们1989年商定的一个定义是:“民间创作(或传统的民间文化)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6]正是因为民间的一切娱乐活动自古以来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娱乐活动,而是一种符合当地社区期望的表达形式,并且其中贯穿了社区准则和价值,因此一地的文化风俗使一地的民众分享同样的一种情感,民间文化成为强化农村社区民众文化认同感,维系与整合农村社区生活的重要纽带。

(三)以一元主导、多元共生的文化结构为其基本形态

新时期农村文化建设在结构上要形成一元主导、多元共生的形态,一元主导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多元共生即要注重满足农村群众的不同需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农村文化的主流能够引导、整合非主流文化并统领多元文化,以使整个农村文化形成凝聚力和向心力,铸就农村文化和谐发展的有序状态”^[7],同时,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是每一个文化核心价值体系所应有的基本品质,而当今农村经济社会深刻变动,利益结构深刻调整,这必然衍生出多元的农村文化。这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这是农村文化在不同维度上的不同意义决定的。从新农村建设的角度来说,农村文化建设能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农村文化建设在保护、传承优秀的民间文化方面具有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农村文化建设在农村社会发展、社会整合和和谐社会建设中具有独特作用。

其二,一元主导、多元共生的农村文化结构是农村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集体主义式微,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当代中国农村文化的理性化和世俗化发展,而在农村社区内,农民之间亲密的互助关系逐渐被经济利益关系所取代,农民在日渐功利主义的同时,也逐渐地原子化、疏离化,农民从改革开放以前的各种共同体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个体存在,在这种社会现状下,农村文化不可能被单一的政治性文化所笼罩,必然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这也是农村社会自由进步的一种表现。

另一方面,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的“私性文化”^[8]有了长足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农民或农民家庭所拥有的“私性文化资源”日益丰富,例如电视机、影碟机、电话、手机甚至电脑等现代信息文化产品进入了大多数普通农民家庭,同时,农民的“私性文化活动”也日渐丰富,看电视、看电影、上网等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农民个体式的日常文化生活,多元的“私性文化生活”和信息来源渠道必然导致多元的文化价值体系。

(四)以构建和谐的农村文化价值体系为目标

农村文化建设是“过程论”和“目标论”的统一。近些年,国家对农村文化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成效并不明显。很多地区的农村文化设施闲置,农村文化组织涣散,农村文化活动少人参与,这固然是农村文化“重建设,轻管理”“重投入,轻产出”的结果,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学术界和政府管理部门对“农村文化”这个概念过于狭隘的理解所致。目前对“农村文化”较为流行的理解是将其定义为农村文化活动、农村文化组织、农村文化设施、农村文化人才、文化体制等的集合体。^[9]这种理解导致“农村文化建设往往只注重与农村文化相关的人、财、物等外在的实体性建设,而忽视了对农村文化内在层面的培育与发展”^[10],因此,当前的农村文化建设应该不止重视农村公共文化活动、公共文化设施、农民公共文化组织等实体性文化,还应高度重视农村“规范性文化”和“信仰性文化”的培育和发展。

所谓“规范性文化”,是指农村社会中长期形成的“一整套公共规则、村规民约、公共舆论、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从而使村庄富有规范秩序”^[11],“信仰性文化”主要关涉农民对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之间本质关系的思考以及对自己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和谐的农村文化价值体系应该是实体性文化、规范性文化和信仰性文化三者的有机统一。加大投入农村公共文化设施,扶持和发展农村公共文化活动和农村公共文化组织,建构农村实体性文化的坚实基础,以社会主义道德为引导,建立健全面向农民心灵、符合农村实际的道德调控体系,引导形成符合传统文化以及社会主义道德的公共舆论,以此作为软性约束机制遏制农村的道德滑坡和伦理失范。同时,从价值信仰和宗教信仰两方面重塑农民的信仰性文化,在价值信仰方面应注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有效衔接,而在宗教信仰方面,应避免将农村本土宗教信仰简单“污名化”(定性为“封建迷信”),呵护中国农村乡土宗教文化的健康发育,满足农村群众不同的精神寄托需求。

二、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文化建设面临的困境

(一)农村人力资源的“空心化”造成农村文化建设主体缺失

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中,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是世界各国共有的社会现象。我国城乡二元的就业体制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通过人民公社、粮食统购统销和户籍制度等最终隔离了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国家通过计划手段调配各种生产要素优先支持工业的发展,严格限制城市人口的增长”^[12]。1978年,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2.08%,将近8亿农民被局限在农业、农村的狭小空间中;2011年,农村人口(65656万人)占总人口(134735万人)的比重为48.7%。而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13]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占农村人口总数的38.5%,其中男性农民工占65.9%,女性占34.1%;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16～20岁占6.3%,21～30岁占32.7%,31 ～40岁占22.7%,41～50岁占24.0%,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4.3%;受教育情况调查显示,文盲占1.5%,小学文化程度占14.4%,初中文化程度占61.1%,高中文化程度占13.2%,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9.8%。外出农民工和年轻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分别占88.4%和93.8%,青年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最高,也是最具潜力的农民工群体。

亿万农民工的流动就业,在满足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旺盛需求、解放农村富余劳动力、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别、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诸多方面,已经并将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但同时也对农村文化建设和农村社会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从以上列举的数据可以看出,留守农村的人口以老人、儿童和女性居多,并且外出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要高于农村从业劳动力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说,农村劳动力不但在数量上呈现“空心化”的趋势,并且农村人力资本也呈现“空心化”的趋势。“农村精英”的持续“出走”,使农村文化建设的延续和开展缺少主体支撑。留守农村的人口文化素质较低,文化建设的自觉性和自主性不足,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进行文化建设。农村文化精英的缺位是目前农村文化建设内生力不足的关键性因素。

(二)城市文明的挤压和“殖民”导致农村文化建设客体边缘化

“城市不仅是个地方,也是一种精神状态,是独特生活风格的象征,这种生活风格的主要特征是多样性和刺激性。”^[14]这种“多样性和刺激性”裹挟着城市令人眼花缭乱的工业文化,在农村社会大行其道,但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侵入农村的城市文化主要不是精神文化,不是制度文化,而更多的是物质文化。这种物质文化甚至与高品位的生活方式,与开放、民主的思维方式没有关系,更多的是欲望的表达、感官的刺激、非理性的情感的放纵。”^[15]强势的城市文化和现代文明对农村的“入侵”,使得农村优秀的传统文化被边缘化,许多曾经给农民劳苦之余带来娱乐和精神安慰的文化形式快速消亡,即使尚未消亡的文化形式,也多在节庆的时候出现,其形式意义远远大于实质意义,或成为政府主导的文化工程,或成为吸引游客的旅游项目。

以消费文化为代表的城市文明面对以传统民间文化为代表的农村文化时,依靠自己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往往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农民被城市浮华的生活方式所吸引、诱惑,同时也产生了对自己原有文化的自卑感而羞于回归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这种失衡的价值观导致了一种恶劣的文化生态,从文化安全的角度看,导致城乡统筹中农村传统文化的“失传”和“失守”问题;从精神慰藉层面看,导致物质世界中农民精神的“空洞”和“空虚”问题;而从道德重建层面看,导致市场经济社会中道德的“失序”和“失范”问题。

(三)长期以来城市本位的城乡统筹战略造成政府对农村文化建设投入比例偏低和投入结构偏差,农村文化供需矛盾突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执行的是工业优先发展和城市优先发展的战略,政府通过政策手段将优势资源配置到非农产业和城市。近十年来,伴随着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实施,城乡二元对立有所弥合,但由于国家对农村社会的长期“欠账”,虽然近几年对农村文化建设的绝对投入在增加,但与城市相比、与农民庞大的群体相比,仍然严重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文化基础设施不能满足农村群众需求。“占全国人口30%多的城市,占据了全国80%多的文化资源。”^[16]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设备精良的影剧院、功能齐全的体育场馆等优质文化资源全部集中在城市。在文化投入方面,不但国家的财政投入倾向城市,社会捐助和企业赞助的很大一部分也流向城市。

其二,农村公共文化生活贫乏。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全民健身工程及市民广场广泛普及,城市整体的文化环境持续改善。当市民面对量大质优的文化资源难以取舍时,农村居民却因没有公共活动场地、没有公共文化生活而过着一种相对封闭的文化生活,看电视、串门聊天、打牌、搓麻将是有些地区农民一年到头文化生活的全部内容。

(四)文化的变异和缺位导致乡民精神家园失守

毋庸置疑,在当前农村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和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中国农村是最容易出现所谓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的区域,表现为生产生活的不确定性、信仰价值体系的不确定性、社会道德标准的模糊性等。而本该确认“不确定性”和降低“风险性”的乡土文化,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被边缘化,沦为复古的怀旧和表演的技艺。面对转型期的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很多农民感到精神迷茫、无所适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农村的外出务工群体,他们像候鸟一样穿梭于城乡之间,城乡文明的巨大差异以及城市对他们的疏离,使他们对未来深感恐惧和忧虑。“对稳定性的追求使得社会行为的主体对规范和意义系统表现出一种努力予以捍卫的惯性。然而,有些事件和经历却不容易在现存的意义系统之内得到解释,因此,这些事件既威胁到现存的意义系统的普适性,也威胁到其稳定性。”^[17]当人们无法通过现实世界中的文化观念、价值规范、精神信仰来解释并建构周围世界时,他们的精神家园从此坍塌。

乡民精神家园的崩溃使宗教乘隙而入,尤其是外来宗教(主要是基督教)近年来在农村地区的蔓延,势必对传统农村价值体系、信仰规范和生产生活方式造成影响,并对基层的治理造成冲击。最保守的估计,我国现有2305万基督教信徒,80%分布在农村。^[18]而据吴理财和张良在武汉市某区的调研^[19],农民信仰基督教的最主要的原因分别是:信仰基督教教义,寻求精神寄托(占29.3%);精神空虚,缺乏精神支柱(占18.9%);文化生活贫乏,寻求互动空间(占18.9%)。由此可见,精神家园的缺失和公共文化生活的贫乏,是当前农村基督教蔓延的最主要原因。

三、浙江省文化礼堂建设的实践意义

文化礼堂建设是浙江省政府承诺的2013年为民办的十件实事之一,其肇始于临安市对重构乡村新型共同体与农民精神家园的有益探索。据初步统计,全省2013年计划建设的农村文化礼堂数达1337个,其中新建156个、改建1116个、扩建65个。文化礼堂各地的具体实施情况不同,但都以有场所、有展示、有活动、有队伍、有机制为基本标准,建有一定规模的礼堂和讲堂,以及以图片、文字等展示村史村情、乡风民俗、崇德尚贤、美好家园等内容的展览场所,并不定时组织文化礼仪活动。农村文化礼堂作为政府提供的一种新型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对于维护和促进农村的文化繁荣和社会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重建公共空间

村庄是一个社会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内部存在着各种形式的社会关联,也存在着人际交往的结构方式,当这些社会关联和结构方式具有某种公共性,并以特定空间形式相对固定的时候,它就构成了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村落公共空间。^[20]在传统农村,有代表性意义的村落公共空间主要有水井、河堰、小商店、学校操场、寺庙、祠堂、广场等。曾几何时,乡民们在这些空间中漫谈古今联络感情、组织文娱活动自娱自乐,乡村治理机构也往往通过这个空间传递信息、传达政策。在这个公共空间中,乡民们通过每一次的交流和互动不断调动和利用共同的价值观、行为规则、组织程序等已有的资源,在一次次的群体共享中强化这些资源,并随着时代和社会风气的变化生产着新的群体共享的价值规范。在这样的农村社区中,农民过着一种守望相助、邻里互惠的道德生活,农村不但人情味浓,而且充满着勃勃生机,尽管物质生活艰苦,但农民似乎都没有怀疑自己所身处的这个农村社会是可鄙的。

然而,当下的农村社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人与人之间那种以往曾有的互助互惠的关系被金钱关系所取代,农村孝道衰落,农民的道德生活趋于瓦解。与此同时,农村社区“生气”不再,大量青壮年进城务工,农村文化精英流失,城市对农村的“文化殖民”,使传统乡间喜闻乐见的集体文化活动和文化形式趋于消亡。村民被城市浮华的生活方式所吸引,对自身所处的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自卑,这些变化在近十年来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普遍。相较而言,中国城市的公共空间建设经历了从“封闭大院”到“开放邻里”,由“公家空间”到“公共空间”,由“政治社会”到“市民社会”的改革实践探索之后,逐渐摸索出了一条注重可达性,注重市民的参与度和体验度的人本主义之路,市民开始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的真正主导者。^[21]市民广场、城市公园、城市绿地、步行街在为市民提供休憩娱乐的物理空间的同时,也构筑了市民情感交流的公共空间。

农村公共空间为村民提供了一个互助合作的平台,塑造了一种公共精神和团结情感,为村庄社会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在农村社区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文化礼堂作为浙江省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所扮演的正是这样一种公共空间的角色。文化礼堂作为新时期乡村公共空间,至少在以下两方面对乡村生活发生作用:(1)对乡村社会秩序的重构有着特定的意义。文化礼堂中所展示的村庄的历史沿革和独有的民俗艺术等,使已经处于持续断裂中的乡村社区记忆重现。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集体记忆,“尽管集体记忆是在一个由人们构成的聚合体中存续着,并且从其基础中摄取力量,但也只是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才能进行记忆。”^[22]乡村社区记忆在满足村民情感交流的同时,也唤醒了承载着乡村朴素情感的深层交往准则和伦理规范。(2)对保留和发展地方性文化的作用。由于人们在公共空间中的互动具有平等性,因此在这里形成的公共意志或共同文化不是强行灌输的,而是被多数人所接受和认同的。这种被多数人所接受和认同的思想、观念及习俗就会逐渐成为地方文化的一部分。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各地的民间文化受到现代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击,许多学者反思现代化过程中文化多样性的削弱,并提倡地方性文化的发掘和发展。由于乡村聚落中的公共空间具有保留和发展地方性文化的功能,因此,它的重要性在当前尤为重要。如临安市板桥镇秋口村的文化礼堂,将被誉为秋口村的灵魂的“临安水龙”充分挖掘展示,通过介绍“临安水龙”的传说、起源、发展、现状,既满足了村民情感交流的需要,唤醒了村民的集体记忆,同时保留和发展了这项旨在纪念填海筑堤的吴越国王钱镠的民间艺术。

(二)整合文化资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曾经掀起过一场规模大、时间长、波及广的农村建设运动。当时,全国各地出现了数百个乡村建设团体和机构,出现了一大批乡村建设的杰出人士。这些乡建团体有的致力于提高村民的文化素质,有的致力于推广职业教育,有的以国民政府为依托推行乡村自治,有的领导农民自卫抗击土匪,还有一些乡建团体则以学术研究和社会调查作为切入点。但是,很多有识之士发现,一旦从各自的入手点开始工作,就会发现在农村,各种社会现象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要想彻底改变农村的面貌,必须要统筹考虑,通盘解决。

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有很大不同,是因为它“是对传统农村治理范式进行的综合性、根本性改造,是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和方向的根本转换,逐步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统筹,实现城市与乡村的互动、均衡的发展,以最终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23]。这正是谋求农村问题“连锁解决”的当代回应。在这个过程中,不但农村社会的整体发展需要整合各种要素,而且农村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更需要整合多方力量和多种要素。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普遍存在着跨领域部门合作缺失、跨政府职能部门协同困难、跨地域部门协作匮乏的“碎片化”困境,通过农村公共服务提供不同主体间的互动和协作实现公共服务提供的高效化、精细化和动态化,以网络化的结构改变传统的等级制结构,应该是解决目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所面临的困境的一条出路。而文化是一个外延和内涵都极具包容性的概念,这意味着文化建设也应该是一项包括了物质、精神、制度三个层面的综合性的工程。

文化礼堂正是在从城乡二元体制向城乡统筹发展转变的背景下,浙江省整合各方力量和各种资源,统筹发展农村文化的有益尝试。首先,文化礼堂是整合多种资源的一个平台。大部分村文化礼堂的建设经费由上级补助、市(县)财政投入、乡镇(街道)投入与村级自筹相结合,如临安市的文化礼堂分为新建、改建、特色型三种,市里分别补助50万元、35万元、15万元。村集体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对本村的文化礼堂建设也有相应的投入。嵊州市对首批35个、第二批20个文化礼堂的建设,每个村启动资金市里投入3万元,如果建成之后通过验收或者获奖,省里的奖金全部发放到村里。这种省、市(县)、村结合的模式有效整合了文化礼堂的建设和维护资金,为其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村文化管理员兼任文化礼堂的管理人员,同时组建宣讲员和志愿者队伍,组建各种形式的业余文艺团队,发挥农村老年协会等群众团体在农村文化礼堂管理和服务中的作用,这些措施有效解决了农村文化发展中人才队伍不足的困境。嵊州市的“文化礼堂志愿者队伍建设”将全市文化人才分为文艺创作、文化活动、书画摄影、民间工艺等四个分队,共约200多人,全部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登记在册,村里如果有需要,就派志愿者下乡,帮助村里办好文化礼堂。对村史村情、乡风民俗、崇德尚贤、美好家园等内容的展览展示和定期开展的党的理论和形势政策、实用知识、致富技能、科学知识、法律常识、健康生活等教育培训活动将传统文化资源、乡村文化资源和现代文明融为一体,实现了“文化下乡”和发展“乡下文化”的互动发展。其次,文化礼堂是农村文化内源发展的一个载体。文化本身是一个整合性的概念,文化建设也应该是一项综合性的工程。长期以来的“农村文化建设往往只注重与农村文化相关的人、财、物等外在实体性建设,而忽视了对农村文化内在层面的培育与发展”^[24],这种将农村文化简单等同于农村文化活动、农村文化组织、农村文化设施、农村文化人才、文化体制等的集合体的粗浅做法是农村文化内源发展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化礼堂将在乡村区域共同体基础上长期传承积累而形成的,受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基础制约的生产生活方式、认知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知识技能、行为规范等以展览展示或教育培训的方式传递或灌输给乡民,这些凝固定格的乡村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不断发展更新的知识技能,“对于树立全体村民的历史意识、寻根意识,促进村级社会的文化认同,维护村庄的和谐稳定,将可以起到任何教化手段都难以取代的独特而重要的作用”^[25]。同时,乡民素质的提高,解决了农村文化建设中发挥农民主体性地位的问题,“形成一种立足于农村本土文化传统、以农村群众为发展的动力和终极目标的‘内源式’发展模式”^[26],使农村文化真正成为塑造新式农民、承载乡村文化精神、促进乡村社区人际关系重建和凝聚农民情感心灵的和谐的、现代的文化。

(三)促进社区自治

“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27]这是党的十八大报告对基层社区自治描绘的美好图景,但是,现实中的参与冷漠使社区自治理论的所有美好愿望都化为泡影。社区自治建立在社区中每个居民都有浓厚的参与热情的假设之上,但是在现实的治理实践中,并不是每个人都抱有这种热情,即使是关乎自身切身利益,也有很多人不愿参与其中。

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一书中通过大量的数据和分析,指出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美国社会面临着显著的社会变迁,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公民不再像过去那样热衷于公共事务,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美国社会资本的下降。在帕特南的论述中,“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社会网络具有价值。就像是一把螺丝刀(物质资本)或者大学教育(人力资本)可以提高(个人和集体的)生产力一样,社会关系对个人和群体的生产力也有影响”^[28]。对一个社区而言,社会资本总量的多寡与分布状况,决定了社区活力和凝聚力的强弱以及社区治理的绩效和效率。社会资本存量丰富且分布均衡,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就强,社区治理的效果就好,社区发展的目标就能顺利实现;反之,社区就会因居民不愿参与社区事务而缺乏认同感,社区发展的目标就很难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社区社会资本存量与社区自治的绩效密切相关。

对于如何培育社区社会资本,促进社区自治发展,研究者普遍认为应该鼓励社区个体和社区成员单位积极参与社区建设活动,培育和引导各类社区非政府组织参与社区建设,造就和睦的家庭邻里关系,培育社区信任网络和体系,培养社区价值观,形成良好的社区规范,等等。^[29]文化礼堂的建设,对于培育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具有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功能意义上的社会空间,它承载着社区居民的交流与交往,促进彼此之间的联系、依赖和信任。文化活动和文化礼仪的开展,为培育社区非政府组织、编织社区的社会网络提供了便利。村史村情、乡风民俗等的展览,使文化礼堂成为具有区别意义的公共空间,其本身作为社区整体的一部分,使此处社区区别于彼处社区,从而产生居民对于本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这不仅是社区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维度,同时也是社区自治组织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在这一点上,很多基层干部其实早已认识到了文化对于一个区域社会的治理所能发挥的重大作用。安吉县天子湖镇高禹村是由三个村子合并而成的,又处在两省三县交界处,村里的外来移民特别多。在我们的访谈中,村书记提到,自己2008年刚上任的时候,拆迁工作特别难做,后来村里举办了几次文化活动,在活动过程中逐渐建立起了村干部和村民,以及不同地方移民来的村民互相之间的交流和信任,这为村里一系列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基础。在访谈中,村书记一再强调,自己做文化工作从来不是被动地去做,而是积极主动地去做,因为自己尝到了文化的甜头,看到了文化在推动村里各项事业发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为了满足移民村村民们追根怀旧的情感需求,村里建起了“移民文化展示馆”,馆中陈列了河南、湖北、安徽等地的有特色的农具、生活用品等,在保留民俗文化的同时,也增进了社区居民对本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促进社区的发展积累了社会资本。文化礼堂中对传统文化的推崇,崇德尚贤的价值导向以及各类教育培训,激活了基层社区自治中最有活力的因素——人的因素,推动传统农民向新式农民和现代公民的历史转变。

改革开放以后,浙江省农村文化建设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是一部伴随着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加强、改进、创新和突破的历史。在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已基本建成的发展新阶段,文化建设的重点应从重视量的积累和规模的扩大转移到重视质量的提升和效能的产出,文化建设的目标应从提高人的素质和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上升到维护和促进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全面发展。由此,文化礼堂作为政府提供的一种新型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在农村社会整体发展格局中,既可以凸显文化的地位、功能和作用,又可以对维护和促进农村的政治文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发挥作用,在浙江从文化大省到文化强省的战略转换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全国的农村文化建设来说,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借鉴。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gov.cn/gzdt/ 2012-:02/22/content_2073982.htm。

[2]严振书:“转型期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特征”,《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12年第2期。

[3]《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4/content_6938568.htm。

[4]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5]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6页。

[6]刘锡诚:“保护民间文化的迫切性”,《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

[7]吴理财:《当代中国农民文化生活调查》,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33页。

[8]“私性文化”,是与“公共文化”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后者是指超出家庭以上的单位(如村庄、社区、政府或民间组织)组织的具有公共性的文化活动,如庙会、歌舞会、民俗表演或工艺比赛等活动;前者主要是以个人或家庭私性活动场域为单位而进行的文化活动,目的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文化需求,不能给其他更多的人提供文化享受的文化活动,如看电视、上网等。

[9]吴国生、傅柴武、徐晓军、吴理财:“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分析与战略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10]张良:“实体性、规范性、信仰性:农村文化的三维性分析——基于湖北、安徽两省八县(区)的实证研究”,《中国农村观察》2010年第2期。

[11]张良:“实体性、规范性、信仰性:农村文化的三维性分析——基于湖北、安徽两省八县(区)的实证研究”,《中国农村观察》2010年第2期。

[12]李中建:“我国农民工政策变迁:脉络、挑战与展望”,《经济学家》2011年第12期。

[13]国家统计局:《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 t20120427_402801903.htm。

[14]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2页。

[15]石勇:“被‘文化殖民’的农村”,《天涯》2005年第1期。

[16]张秋锦:《农本论:当代中国农民问题思考》,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17]孙尚扬:《宗教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108页。

[18]金泽、邱永辉:《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另见吴贵华:“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到底是多少?”,http://www.mzb.com.cn/html/report/289230-1. htm。

[19]吴理财:《当代中国农民文化生活调查》,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75页。

[20]吴毅:《公共空间》,见http://www.aisixiang.com/data/3387.html。

[21]白雅文:“人本主义的回归:新时代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演变”,《北京规划建设》2009年第6期。

[22]Maurice Halbwachs,On Collect ive Memor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 48.

[23]郑加东、高千:“社会整合:新农村建设的理性选择”,《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6期。

[24]张良:“实体性、规范性、信仰性:农村文化的三维性分析——基于湖北、安徽两省八县(区)的实证研究”,《中国农村观察》2010年第2期。

[25]吴福平:“浙江省“十二五”文化发展规划编制‘群众文化’课题调研报告”,《文化艺术研究》2010年第5期。

[26]李晖华等:“浙江苍南村级文化中心建设创新研究”,《文化艺术研究》2012年第4期。

[27]《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www.xj.xinhuanet.com/2012-11/19/c_ 113722546.htm。

[28]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刘波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29]隋广军、盖诩:“城市社区社会资本及其测量”,《学术研究》200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