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中国成立后至今，整体来看，国内品牌传播与政治的关系大概经过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改革开放前，即计划经济期间。这一阶段是品牌与政治的“合一”时期，当时的企业本身就具有特殊的政治属性，因而那时所谓的企业品牌的传播可以说也是一种政治传播。当然，如果把“品牌”定义为市场经济才有的概念，那么当时的企业宣传或许还不能称为“品牌传播”，而只是政治宣传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阶段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前十年左右，这一时期是品牌传播的萌芽时期。一方面，国营企业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依托自己天然的政治和资源优势，创建并传播着各种各样的品牌；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开始争取生存权和发展权，这些企业为了借力于政治，纷纷用政治来包装自己，这就导致了当时民营企业争着戴“红帽子”的现象。[1]这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借用政治的途径，体现了品牌传播对政治的被动适应。
第三个阶段是1990年到2000年前后，这一阶段可以看作品牌传播的发展壮大时期。民营企业在此阶段不断发展壮大，逐渐显示出其特有的发展优势。民营与国营企业之间的竞争，以及民营企业之间的竞争促进了品牌传播的不断发展。此种情况下，品牌传播与政治的关系也由最初的“被动适应”逐渐变为“主动改变”。1999年新修订的宪法中视民营经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看作民营企业不断进行“政治营销”的结果。
第四个阶段是2000年到2010年之间，源于政治与经济趋同性与差异性之间的张力，这个阶段成为品牌传播与政治相互“博弈”的时期。由于品牌传播对政治边界的“僭越”，如当时的企业广告“丰田霸道撞飞中国石狮子”“立邦漆滑落中国龙”等，企业的品牌宣传失去社会责任底线，甚至没有任何政治边界，在全国舆论中引起轩然大波。2004年北京市人民政府甚至出台了“禁止带有车身广告的车辆通过天安门前的长安街”的《户外广告管理办法》，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导致了品牌传播与政治传播关系的紧张。[2]
第五个阶段是2010年至今。这一阶段重要的政治背景是：党的十八大提出政府职能转型，并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调整为“基础性作用”。虽然只有短短12年的时间，但品牌传播与政治传播逐步走出互相羁绊的状态，自觉寻求和建构良性互动的途径和机制。李克强总理出国访问时“推销”中国高铁，习近平主席访美、访英时有众多企业家随行等，是这个时期品牌传播与政治传播良性互动的典范。[3]
从以上五个阶段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品牌传播与政治传播的互动过程是一个经历二者合一、被动适应、主动改变、相互博弈和良性互动的曲折发展历程。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