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制度分析

在本书中,制度主义方法提供了将话语和架构过程的意识形态分析整合到宏观的制度语境中的途径。历史制度分析是对经验世界制度安排及其结果的研究。通过比较真实世界的不同个案,而不是分析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历史制度方法要探寻的是制度限制和塑造行为及其后果的方式(Steinmo,2008,页 123)。制度是相对持久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与规范的集合。这些规则决定了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实践过程中,谁可以参与这一过程,以及参与的过程该遵循何种策略。制度体现在“特定的意义和资源的结构之中,这些结构相对稳定,不会因个体的更替而变化,同时也不受制于个体的特殊偏好和期望以及不断变化的外在环境的影响”(March&Olsen,2006,页3)。因此,制度不仅仅限制着谁能够被纳入某一特定社会空间之中,同时也限制了这些行动者的选择(参见Immergut,1992,引自teinmo,2008,页124)。

大体而言,目前可以归纳出三种不同的制度分析路径:理性选择论(rational choice)将人类视为策略性的理性行动者,而制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能够限制和塑造个体的策略行为;社会学制度分析把人类看作倾向于“恰当性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的社会性存在物,而制度则是控制日常社会互动的文化规则;历史制度主义则吸收了前两者的观点,认为社会实践的结果很可能同时是“遵循规则和利益最大化动机共同作用的产物”(Steinmo,2008,页125-126)。历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社会实践和主体的行为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发生的。这些语境就是社会结构和观念在特定时空范围内的组合构成,并由此塑造了人们的经验和期待(Steinmo,2008,页127-129)。

制度分析方法也因为对制度变迁的解释相对乏力而受到批评。制度被看作是“路径依赖的遗产”(March&Olsen,2006,页12)。制度之所以难以变化,原因包括来自现有制度内既得利益者的阻力、现有制度期待的惯性以及长期制度投资所导致的制度锁定。因此,制度一般难以变革,直到出现无法抗拒的外部冲击打破现有的制度均衡,从而促成制度调整或变革(Steinmo,2008,页129)。但是,这些观点的假设前提过分强调了结构性要素的持久性,而低估了制度的内外部动力。为了弥补这一不足,不少学者已经指出,除了外部冲击,在制度内部发生的观念压力也是促成潜在的制度变化的动力因素之一(例如Broderick,1970;Campbell,2002;Hall,1989)。传统上,利益而非观念被认为是社会变迁的主要驱动力。当前的理论则强调,观念具有架构和塑造思维模式的能力,并进而成为社会决策过程的基础(Steinmo,2008,页130)。从建构主义的角度看(Berger&Luckmann,1967),制度实践和作为制度基础的信仰或对现实解释之间的不对称,可以造成重构连贯性的观念压力,从而成为促进制度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源泉。此外,资源分配的变化也可能会导致“可供选择的制度方案间的转换”(March&Olsen,2006,页12)。

在本书中,制度视角作为方法论框架主要用来分析农民工公民权公共论争的话语机会结构。这不仅包括对管制媒体运作、公共辩论和流动人口政策的各种正式制度的考察,同时也包括对已经随着时间内化和自然化为常识的非正式历史文化观念的批判分析。这些正式或非正式的历史制度要素决定了包括公共辩论在内的社会行动的合理边界,以及社会行动者-言说者可以使用的框架的选择范围。这包括影响到所有不同形式的社会实践的一般结构要素,也包括仅对特定领域的社会实践发挥作用的特殊结构要素。

因此,就流动人口或移民问题而言,围绕特定争议性议题展开的公共话语论争,同时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方面是历史性的宏观制度构成以及当前中国社会执政党-国家-社会关系的一般文化状况,另一方面则是与媒体实践,公共表达,农民和工人阶级的社会身份,革命阶级意识形态的传统,有关家庭、性别、人口流动和乡土意识的文化观念等相关的特定的亚制度和亚文化条件。其中有些要素已经在第一章关于背景的讨论中详细分析过。在后续章节对具体的话语论争和架构过程的分析中,这些要素将再次被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