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6月初，我一到任，就立即投入到了紧张的建校工作之中。爱人和孩子都在昆明，也没时间去看他们。
作者在北京邮电学院第一次党代会上作工作报告
当时，学校的学生宿舍和教学楼都还没有竣工。按预定计划，新生8月底就要进校，9月1日正式开学。可院内基建工作跟不上，学院研究决定并发出紧急通知，推迟半个月进校。
从此时起，我每日24小时不停地工作：学生宿舍内安装床铺、粉刷，整个校区内的大清扫，几个大楼内部的粉刷、照明安装等，工作量特大，但所有这些工作都必须在7、8两个月内全部完成，搞得相当紧张。
第二项大的工作就是迎接新生。这一年，学院招的新生特别多，大约有2000人。这些学生的特点，一是除北京附近的以外，绝大多数是第一次离开父母出远门，如来自新疆、云南、广东、广西、四川等。大部分学生都缺乏生活的自理能力，不少女生一进门就哭鼻子。沿江沿海地区来的，还有上海来的则嫌生活太苦：八个人住一间屋，睡上下铺；第一次吃饭是馒头、玉米粥、窝窝头。有的女生捧着碗就号啕大哭起来，要求回家。
特点二是不了解邮电学院的专业。当时邮电学院是第一次大批招生，在社会上的知名度不高，影响力不及清华、北大这类学校。招生简章虽有介绍，大多数学生的父母也看过，但一些学生本人并不知晓，又加上名牌思想重，所以，这段时期的思想工作做得相当艰苦。但面对这些娃娃们，又得要耐心，不能性急。半个月中，几乎所有干部都全力投入到学生的思想工作中。
1957年冬季，作者（左一）参加北邮学生讨论会
为了使学生能够尽快安下心来，我们组织全院党、团干部，还在干部班专门抽出20多人参加做新生的思想工作。
首先，着重讲清邮电学院培养邮电高级技术人才的意义。起初，不少学生误认为，邮电学院学出来的，就是送信送报，爬电线杆子的，认为考入邮电学院是上当受骗了。而且，学院里也没有名教授，觉得丢人。所以，那段时间，不少新生在院内戴校徽，星期天一出校门后，就把校徽取下，装进口袋，生怕别人看见。
我们向学生们讲明，学院虽然是新办的，但却是与原重庆大学、天津大学两个大学的电机系合并后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所邮电通信大学，学校现已有一级教授两人，三级教授七八名，还有不少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等。同时，组织学生们到试验室参观，帮助他们了解邮电高级技术人才培养的过程和要求。
作者（中）在食堂与学生共同就餐（摄于1958年9月23日）
其次，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讲八路军抗战、红军长征时的艰苦奋斗精神。我和几个团干部章继高、任德功等同志，经常和学生一起吃饭。正好那个时候，我的家还在昆明，所以，我除外出开会外，几乎每天三餐都与同学们一块儿排队买饭吃。有时，见到上海女生把馒头外面很厚一层皮撕下来放在桌上，光吃中间一点芯子，内心非常难受，就去拣起来吃了。考虑到女孩子爱面子，所以当时不讲，更不当面批评她们。过几天后，开大会专门讲节约粮食问题；讲农民生产粮食的过程是如何辛苦；讲长征路上、抗日战争时期的1942-1943年根据地遭遇特大灾荒时，人们全靠野菜树皮充饥等真实情况；不指名道姓地讲述个别学生不吃馒头皮之事。
到了夏季麦收时节，我带领着同学们到郊区农村参加生产劳动，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通过这些活动，使大家真正体会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回到学校后，还在班上向同学们介绍他们的感受，并在墙报上写出心得体会，院有线广播也积极配合，宣传节约粮食的重要意义。后来，再也没发现只吃馒头芯不吃皮、随便浪费粮食的现象了。
就在团支部组织团员带头节粮、反对浪费，提出倡议，要发扬红军艰苦奋斗精神的时候，不知怎么，把我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的经历透了出去（因我原先给干部们讲过，不要在学生中讲我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青年人既热情又好奇，每天下午课外活动时，常常有一个班甚至一个年级的同学来找我，要求给他们讲述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
同学们提出了许多他们认为无法想象的问题。如，牛皮真的能吃吗？几天没吃饭，大雪山能翻过来吗？长征路上真的吃过树皮草根吗？你当时参加红军是怎么想的？你负过伤吗？第一次打仗和看见死人你害怕吗？等等。
对于学生们提出来的问题，我都实是求事、毫不夸大地给他们讲述。许多学生听得很感动，听完后还写感想和体会。
在此基础上，我们又组织学生参加校园建设劳动，如修马路、植树、搬运课桌椅，每周六下午打扫校内及学校周围的环境卫生。同时规定，各班宿舍、教室内的卫生和食堂卫生都由学生自己包干负责，学校每周进行一次评比，对表现好的张榜表扬。
这些工作，在当时对于提高学生们的思想觉悟和学习积极性，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记得1983年的时候，我到太原、成都、昆明、长沙和上海等一些地方调研，遇到不少邮电企业的干部和老工程技术人员，他们普遍反映说：“现在毕业来的大学生简直就是老爷，办公室的卫生、打开水都是我们做。”但对五六十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则普遍反映好，称赞他们业务基础知识扎实，实际动手能力强，而且肯钻研、爱劳动。
1958年9月14日，作者（右一）与学生们共同参加迎国庆篮球比赛
在北京邮电学院工作期间，凡是学生外出活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我带队，并和他们共同吃住、共同劳动。
如1958年5月，根据北京市政府的安排，学校组织人员参加建设十三陵水库，劳动20天。全院3000多学生和部分青年教职工，组成了一个名叫“八·一”的民兵团，我任团长兼政治委员，副院长林其琛任副团长。下面分别组成以英雄人物命名的连队，如“保尔连”“黄继光连”“董存瑞连”等等。
出发前，团部专门举行了授旗仪式。在劳动过程中，我们过的完全是军营生活，如统一住帐篷，按时熄灯、起床，集体用餐，八人一盆菜，收工时都要集体排队，像军队出操一样喊号令，每天晚上还要晚点名，对当天的活动进行讲评。
这20来天中，记得开过五次文娱晚会，包括与解放军联欢。白天，还专门组织文艺小分队到各连队的工地去进行宣传表演。
作者（左二挑担者）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劳动
劳动期间，学院党委专门组织了一些老教授来工地慰问。全体同学的劳动热情特别高，有些生了病，怎么劝他休息都不干，坚决带病劳动，这里有很多非常感动人的事迹。劳动结束回院后，学院专门召开了评选劳模的总结表彰大会。
就这样，通过大量日常的政治思想工作和革命传统教育，这些学生无论在专业知识、政治上都比较成熟。后来，1956、1957、1958年这三届的毕业生中，不少都在各条战线上成为了骨干，很多担任了各县、市、省局的正副局长，还有的成为了国家邮电部的正副部长、正副司局长。
我在北京邮电学院（现为北京邮电大学）前后工作共28个月。除日常工作外，党委分工我主管党、团、工及整个政治思想工作，重点是管学生工作。所以，学院日常的各类文体活动，以及对外迎送、干部上山下乡锻炼等，都是我的任务。
由于工作关系，我与学生们的接触就比较多，如组织学生参加迎接外宾活动要我带队；安排学生参加周总理在国庆、春节期间举行的外国专家联欢晚宴等，也都是我带队。
记得在十三陵水库劳动期间，有一天，中央负责同志集体前去参加劳动，毛、刘、周、朱以及部队大将以上的领导同志都去了。为此，北京市委决定，每一个在水库参加劳动的大单位，选派40名政治上完全可靠的人员，由党委书记亲自带队到水库中心区劳动，也是我带的队。
这些充分说明，院党委、北京市委对我的信任，我也感到荣幸，但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这些活动中，决不能发生任何不合规定的问题。所以，从活动开始一直到最后结束，我的精神、精力都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直到返回单位后才松一口气。
因为当时在那样的场合，如果出了什么事，特别是安全方面的问题，个人受处分不要紧，重要的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影响问题。所以，在整个活动中都是提心吊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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