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接邮电部通知，在北京邮电学院开办一期老干部专修科，学制四年，从全国各地抽调部分省局正副局长、处长脱产参加学习。
接到通知后，我积极报名，最后，云南省确定了我、办公室主任崔如海和昆明市邮电局长张凌云三人。
春节刚过，我们就赶到北邮报到。
1956年，北邮专修科部分教师学生合影（二排右四为作者）
邮电部领导十分重视这次专修科的开办，专门从全国各邮电企业抽调了几位业务水平较高的技术人员来教专业课，数学、物理等课程都选出学院水平高的教师任教。计划经过四年的学习，都要达到工程师水平。
专修科班的学生有60人左右。党内成立了党总支，我兼总支副书记。学生全是党员，其中，除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干部七人外，其余都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和老区邮政工作的老同志，年龄最大的53岁，一般都在50岁以下40岁以上。当时，我已是43岁。
学生之间的文化水平悬殊很大。其中，高中毕业的约7-8人，大多是初中生；而像我这样，只读过私塾小学的有6-7人。课程有政治经济学、数学、物理、化学、电工等。像我这种水平的同志，在私塾小学从未学过阿拉伯字母，就连+、-、×、÷这些符号都不会。
1956年5月，作者（左二）与专修班同学合影
那时，算数都是珠算，所以开头难度特大，大半年以后稍好点。一是教师耐心地手把手教，星期天也在教室辅导我们（我们叫“开小灶”）。二是大家学习的积极性很高，同志们觉得，参加革命前没钱读书；参加革命后，成天处于枪林弹雨之中，想学习也没有机会。今天，党给咱创造了这样好的学习条件，都暗自下决心，要好好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所以，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学到深夜，星期天也从来没有休息过。记得那年国庆节的晚上，人们都出去看烟花，而我们几个人还在埋头啃数学。不过，即便就是这么刻苦，一考试，只能得个3分（5分制），也就满足了。因为，数、理、化的一些公式，很难记得住。
对于我来说，电工知识稍好些，因为，在红军通校时学过一些，如“欧姆定律”什么的。政治经济学本来应更好学些，请的是人民大学有名的教授来讲课，很多内容非常好理解的，但考试时，不考你的理解能力，却一定要背定律原文，而且一个字也不能错，所以，考不出好成绩，最多也就只能得个3分。
另外，邮政通信史是苏联老顾问讲的。很多内容都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如驿站、鸡毛信、一个信封长宽多少厘米等，我们都是很熟悉的，但考试时硬要按公式来套，就不行了。
1958年10月2日，作者（左七）与北邮老干部特别班部分学生合影
经过一年的学习，一些原来基础比较好的同志，如崔如海、崔宝成、郁淮、毛西夫、舟人、张凌云、梁建等，都分别转入有线、无线系的本科五年制。这些同志都坚持学到毕业，后来，也都分别担任了各省管理局的副局长。余下的学生都学完四年后毕业。
1956年，专修科改为“老干部特别班”。
我在专修科只学了一年半。1956年4月，邮电部党组书记范式人找我谈话说：“北京邮电学院急需加强院级领导干部班子，现只有孟贵民同志任院长兼书记，精力不及，4000多学生再加上1000多名教职工，老孟一个人实难承受。党组几次研究，决定调你出来任学院党委第二书记，最为合适。”
我当时表态说：“作为共产党员，分配工作我从未说过半个不字，是绝对服从的，党组织可以查我历史。但这20多年来，在敌后抗战时期抽调一些同志去延安、北方局党校学习，我都把机会让给别的同志了，现在有这样的好机会，而且，我已40多岁了，以后就是有脱产学习的机会，人老了还能学么？”
我提议，抽调那些文化基础好的同志先出来工作，让我学完四年再出来，任凭组织分配干什么都可以。范部长说：“党组经过多次研究，事先也经过各方面的考察了解，认为你最合适。今天暂不作最后决定，你回去仔细考虑一下。”
回来后，科主任黄衡同志也动员我说：“老秦，调你出来工作，部党组讨论决定，指示要我支持你，我也认为你最适合。一是你长期做政治工作，又在邮电部门工作过三四年，实际主要还是做政治思想工作。二是你有三四年的学校工作经验。三是你群众关系好……所以，我支持你出来工作，这对学院来说是很重要的。”
这样，一直到5月底，范部长又亲自来电话问：“考虑好了么？”我说：“请党组再考虑一下我的意见。”范部长说：“我们再三考虑，已经决定了。学院急需要人，老孟也急不可待，催了四五次了，要求越快越好，去接工作。这样，部里就正式下命令了，你明天就来部里报到。”
作为共产党员，在这种情况下，决不能只考虑个人的学习。我服从组织决定，第二天就去邮电部报到，当天下午就介绍到学院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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