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能的“腓特烈大帝”

普鲁士的崛起几乎可以与腓特烈个人的功绩画等号。虽然之前的大选侯和普鲁士王国的头两任国王都对普鲁士崛起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普鲁士成为公认的大国却是在腓特烈时期实现的。

因为七年战争的缘故，腓特烈二世给世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莫过于其杰出的军事才能了。

腓特烈和他的军队集中体现了那一时代的战争模式。在根本上，这种模式是建立在一个假设上的，即普通士兵可以被训练但不可被信任，畏惧是腓特烈的战术能够顺利运作的关键。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一支军队大部分是由游手好闲、不思进取的人构成的。除非将军不断地监视他们……这架机器……将很快分崩离析，（士兵们）对长官的畏惧要超过面临的危险的恐惧。

腓特烈继承了欧洲训练精良步兵的方式，当他的骑兵达不到步兵标准时，他就用无情的操练将其“鞭策”成形。这套体系运作的关键，是普鲁士拥有欧洲最职业化的军官队伍。腓特烈强迫年轻的贵族去做军官。一旦他们参了军，只有疾病和死亡才能将他们解放出来。普鲁士军官要和他的队伍呆在一起，因为是他们而不是军士监督着操练和管理，他们还要在前线领兵冲杀。为了使他的军官感到光荣，腓特烈制定了一个由军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等级制度，即使只是一个中尉或上尉，也要优于一名高级文官。

在具体战术上，腓特烈二世善于发挥普军高速敏捷的机动能力，在敌人做出反应前，于关键性的阵地和方向上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力求速战速决，以此来争取和创造有利于己的战场态势。腓特烈偏爱进攻。他说过，凡是不主动进攻而坐以待毙的任何军官，他都要加以处罚。

凭着腓特烈杰出的军事才能，在七年中，普鲁士一个国家抵挡了欧洲三个最强大的国家，双方的军队人数比为1∶3，人口数之比更达1∶20！没有腓特烈，就没有普鲁士在七年战争中的胜利。

作为军事统帅，腓特烈不仅打赢了两场对普鲁士至关重要的战争，而且还写出了军事理论著作《战争原理》。这本书集中体现了腓特烈对自己早期战争经验的总结和思考，是当时最好的战争实践指南。该书被奉为西方军事经典，对拿破仑及以后西方军事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书中，他提出了一条著名的军事法则：

战争中的一条永远的公理是——确保你自己的侧翼和后方，而尽量设法迂回敌人的侧翼和后方。

这条铁律是他从许多次血战中提炼出来的，并使他从胜利走向胜利。

拿破仑对腓特烈也是不吝溢美之词：

愈是在危急的时候，就愈显出他的伟大，这是我们对于他所能够说的最高赞誉之词。

最使腓特烈显得杰出的，不是他的运动技巧，而是他的胆大妄为。他所做的事情，有许多是我所不敢做的。他会放弃他的作战线，有时好像是完全不懂得战争艺术一样。

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腓特烈仅仅是一介武夫，那就大错特错了。

在那一时代，腓特烈大帝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君主。他既不是法国那样行将崩溃的绝对专制帝王，也非英国那样正在兴起的立宪君主，在他的身上，集中了古代的暴君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王子的双重特质，他是一个艺术家，也是一个军人。

作为军人，战场上的杀戮是必须的，但腓特烈却情感丰富细腻，喜欢艺术，讨厌炮火和军营。腓特烈曾经说过：

当国王实在不是我的愿望，音乐家或是诗人才是我的追求。

他对所有艺术都感兴趣，他自己起草设计了波茨坦的无忧宫，收藏了很多名画，吹得一口好长笛，还亲自作曲。

腓特烈为自己的统治冠上当时欧洲最流行的标签——“开明专制”。腓特烈与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过从甚密，作为一个受过18世纪启蒙思想影响的帝王，他的“开明”并非只是粉饰之词。从一个国王的角度来说，他心胸宽广，当时普鲁士的人民可以通过上书或求见的方式向国王求助。他的名言是：“我是这个国家的第一公仆。”他说：

我和我的人民已经获得了一个双方满意的谅解。他们说他们想说的话，我做我想做的事。

腓特烈在内政方面建树颇丰。他领导了在当时欧洲领先水平的司法改革，第一次在普鲁士公布了统一的宪法草案，表达了法治精神和国王完全放弃干预司法的司法独立精神，秉承罗马法“众人之事，应由众人决定”的精神，下令让臣民对法律条文广泛讨论，广泛征集意见。他特别注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1777年致司法部部长的信，他这样写道：

我很不高兴，那些在柏林吃上官司的穷人，处境是如此艰难。还有他们动辄就会被拘捕，比如来自东普鲁士的雅各布·特雷赫，他因为一单诉讼而要在柏林逗留，警察就将他逮捕了。后来，我让警察释放了他。我想清楚地告诉你们，在我的眼中，一个穷困的农民和一个最显赫的公爵或一个最有钱的贵族没有丝毫高低之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8世纪的政治家哲学家对“开明”的注解，如宗教宽容、鼓励科学文化、放宽书报检查等方面，在宪法中都有所体现。普鲁士是欧洲第一个享有有限出版自由的君主国家。

腓特烈还积极设立学校，将其父开创的义务教育制度发展完善。1763年，普鲁士颁布了《乡村学校规程》，规定5至13岁儿童必须接受义务教育。普鲁士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了比较规范的强制性义务教育制度的国家。在腓特烈统治时期，普鲁士兴建了数以百计的学校。

腓特烈致力于改善农民状况，对于穷人免费供食，为数千老妇开办养老院。他希望彻底废除农奴制，但在普鲁士地主的强烈反对下失败，只能在国王的属地上逐步实行。他发展科学研究，兴修水利，并推行重商主义。尽管他在位40多年时间国家饱受战火摧残，但经济仍取得迅猛发展，人口从220万增加到543万，年税入翻了近两番，国库储备从800万塔勒增加到5000万塔勒。

腓特烈对于所有的宗教教派都持包容态度，他相信每个人都可以“经过自己的道路进入天堂”。在柏林的腓特烈花园，一座新教的教堂和一座天主教教堂并排而立。

在腓特烈留下的遗产中，西普鲁士的获取是至关重要、影响深远的一笔。1772年，在腓特烈的倡导下，普、奥、俄三国第一次瓜分波兰。普鲁士得到了西普鲁士，从此结束了东普鲁士与西部国土分割的状态，普鲁士的主要领土连成一片，国家因此更有凝聚力。腓特烈从此成为“普鲁士的国王”，而不是像其两届前任那样，称自己为“在普鲁士的国王”。

到1786年腓特烈去世时，普鲁士的领土扩大了1.6倍，他给他的后继者留下的是一个强盛而且蒸蒸日上的国家，他也因此被后人尊为“腓特烈大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