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一批新闻学者，引入了西方的“言论公开”的思想，主张报纸的独立性，提倡新闻自由。著名的新闻学家徐宝璜先生，被称为“新闻界的开山鼻祖”，1919年出版中国第1本新闻学专著，将西方的新闻学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在我国新闻史和新闻学史上享有盛誉。在他所著的《新闻学》一书，提出了“言论公开”的思想，在《新闻纸之性质与价值》一文中指出“新闻纸予以平等各方平等发表意见及讨论机会，故欢迎来论，凡投稿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者，不问其见解主张之精粗激随，以及与本社所见相同与否，均应一一登布之，以供世人研究，听公众之判断。”[52]并指出：“视新闻纸为社会公有之记者，其布一消息，定力求正确与其完全，于政治上，不作任何方之牺牲品。凡正当之议论，且将予各方面以平等发表的机会。而记者有所议论，亦必诚实，藉供执政者参考。”[53]
1950年代，毛泽东提出了关于言论出版自由的方针“舆论一律又不一律”。在批判文艺理论作家胡风提出的“舆论一律”的政治气候下，毛泽东在1955年5月24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影响至今的《驳“舆论一律”》，指出“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在我们的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自由……我们的舆论，是一律，又是不一律。”[54]这个方针提出了人民群众应该享有充分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的思想，体现了人民民主包括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两个方面的思想。
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双百方针是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至今仍然是繁荣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分别于1951年和1953年提出，1956年正式提出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具体是指，在文艺创作上，允许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题材、不同手法的作品同时存在，自由发展；在学术理论上，提倡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互相争鸣，自由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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