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从东往西人口流动的预测

3.2　对从东往西人口流动的预测

根据2004年5月哥本哈根峰会的决议，10个中东欧国家中的8个国家，以及马耳他和塞浦路斯被批准加入欧盟。“四项基本自由权利”也适用于它们。这一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意味着劳动力和人员的自由流动，但到目前为止，自由迁徙还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另请参照Boeri和Brücker等，2000，第50页及以后)。在加入欧盟之前，各种欧盟协议只对有关人员和劳工迁入单个欧盟国家的权限有效(有关细节参见:EU-Kommission，2001)。

对于中东欧国家的公民来说，自由迁徙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迄今为止还没有完全实现，这一点同样可以用以下数据来说明。1998年1月1日，来自中东欧10个国家并且在欧盟居住的人口存量约为850 000人。这在整个欧盟人口中已经一次性地占到了0.23%的份额(另见:Brücker，Trübswetter和Weise，2000，第319页，表1)。1998年，在850 000名来自中东欧国家的移民中，几乎有80%的人居住在德国和奥地利。其中约550 000名来自中东欧国家的居民居住在德国。这约占德国人口的0.7%。不到100 000名来自中东欧国家的人在奥地利定居。对于奥地利来说，这构成了本国人口1.3%的份额。这些数字表明，某种累积起来的移民压力必然存在。把这些数字与在德国的其他移民群体的数字相比较，从东部向西部迁徙决策的追加需求(Nachholbedarf)尤为突出。例如:在德国总共有250万土耳其人，约占德国总人口的3.1%，需要注意的是，他们在《欧盟条约》框架内并不享有为了就业而进行迁徙的自由(Arbeitnehmerfreizügigkeit)。^[4]

对于现实中所采取的迁徙行动来说，有着各式各样的起决定作用的理由。毫无疑问，对移民所进行的研究表明，来源国和迁徙目的国(Zielland)之间的收入差距是迁徙决策的决定性变量。众所周知的是，迁徙目的国的劳工市场状况是迁徙决策中的追加变量。此外，迁徙还受到包括来源国的劳工市场状况、地理位置的远近、母国(Heimatland)的迁徙传统、家族和观念网络的存在、政治形势、语言差异以及对母国经济进步和社会进步的期待等因素的影响(参见:EU-Kommission，2001，第7页)。

虽然有关迁徙的相关变量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一致性，但是，有关来自中东欧国家的移民流目前在欧盟或迁往德国的预计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以下陈述的是相关的模型所做预测的估算结果。

3.2.1　伊福经济研究所(ifo)的预测

为了估计中东欧国家向德国的净移入和计算长期的移民存量，ifo研究所提供了以下表2中的数据作为初始状况。由于缺乏相对收入数据，因此，德国和潜在的人口移出国之间的收入比例被定义为德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除以人口移出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用购买力平价(Kaufkraftparit－t)来度量。

表2　中东欧国家的初始状况

资料来源:Sinn等(2001，第16页)。

ifo研究所预测了5个申请加入欧盟国家——波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在它们加入欧盟后的第一个15年内由本国自由地迁往德国的净迁入数字。为此，以有关土耳其、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974～1997年这段时期移民流入的经验数据资料为前提建立了一个计量经济学模型，该模型被套用来分析这5个中东欧国家。^[5]在预测中所考虑的这5个中东欧国家是人口最充裕的国家，虽然拥有830万居民的保加利亚没有被考虑在内。^[6]

就经济发展而言，ifo研究所所做的预测假设了两个不同的横截面(Szenarien)。一方面，模型模拟出在中东欧国家中，相对收入增长率为2%。这意味着，在中东欧国家，实际收入将以一个比德国大约高出2%的比率增长。另一方面，根据假设对来自中东欧国家的迁往德国的移民所做的预测是，中东欧国家的实际相对收入与德国相比并没有发生改变。在这种情况下，相对收入增长总计为0%。

表3概括了对存量进行预测(Bestandssch－tzung)的结果。根据ifo研究所的预测，在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15年之后，来自被考察国家的移民数字共计为320万人或400万人。自东往西的迁徙将首先在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的最初几年内开始，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根据ifo研究所的预测，在加入欧盟后的第一个5年内，预计每年至少有200 000至略微超过250 000的人口数量从这5个国家迁往德国。在相对收入增长为0%的情况下，在这段时间内，每年达到将近300 000人在等待移民。根据模拟所做的假设是，加入欧盟的时点一旦到来，实行享有充分的为了就业而进行迁徙的自由也能够被接受。

加入欧盟后的第0年这一栏所显示的是1997年的存量数值。有关中东欧国家收入增长的各种不同的假设从长期来看显得越发清晰。如果这5个中东欧国家的年收入增长率同德国的增长率相比高出2%，则在15年之后，大约将有不到800 000的移民被登记，这正如在停滞时期中东欧国家与德国之间的收入差距处于相同水平时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在出现停滞这种情况下，大约有400万移民从5个中东欧国家迁往德国居住，而不是中东欧国家在实现经济赶超过程(wirtschaftlicher Aufholprozess)中每年达到2%的情况下的320万人次。400万移民相当于这5个国家人口中4.8%的份额。相应的320万移民则意味着占这些国家总人口的3.8%。^[7]

表3　伊福经济研究所(ifo)对中东欧国家人口迁往德国的存量预测

资料来源:Sinn等(2001，第18页，第20页)。

然而，在预测中并没有考虑季节性劳工(Saisonarbeiter)，他们每年只能被允许工作3个月，而且主要在农业和饮食行业中才能找到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类季节性劳工曾经达到每年大约为200 000人，其中约90%来自波兰(参见:Sinn等，2001，第17页)。

3.2.2　德国经济研究所(DIW)的预测

DIW预测了所有10个中东欧国家的移民潜力。DIW有关移民潜力的预测是以有关1967～1998年间迁往德国的移民的时间序列分析为依据的。用于推导经济计量预测模型的经验数据库，对在指定的时间段内从19个来源国向德国迁徙的移民潮做了描述。除了14个欧盟国家(不包括德国)之外，先前的南斯拉夫、挪威、瑞士、土耳其和美国都被视为来源国。“把目的国和来源国之间在就业和收入方面所存在的差距以及移民存量适应长期平衡所需要的速度考虑进来，就可以对长期的移民潜力做出预测”(Brücker，Trübswetter和Weise，2000，第319页)。

DIW所做的预测的理论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对Hatton(1995)所构建的一个模型的仿照，该模型把迁徙理解为对相关行动者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在这种情况下，相关行动者形成了对这类投资所带来的净收益的预期。^[8]

1998年，来自中东欧国家总人口中的0.7%或者说一个接近550 000的人口存量变成了德国的居住人口，到2030年，来自中东欧国家的国民比例在总人口中约占3.5%，或者更确切地说，将增加到250万(参见表4)。从上述横截面来看，DIW所做的假设是，2002年自由迁徙已经被提供。据DIW推测，在允许自由迁徙的第一年里，接近220 000人将从所有10个中东欧国家移居出来(参见Boeri和Brücker等，2000，第122页，表7和表6)。净迁入(Nettozuwanderung)人数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到第一个10年结束时，迁入的移民将下降到约95 000人，于是，总共应该有大约190万中东欧国家国民在德国居住。估计2020年将会有一个240万的人口存量，估计2030年移民人数将达到已经提到的250万。大约30年之后，来自中东欧国家国民的存量将保持一个长期平衡，因此，不再会有更多的从这一地区向德国迁徙的净迁入人口。

表4　从中东欧国家迁往德国的人口投影图(基础横截面DIW)

资料来源:Boeri和Brücker等(2000，第123页)。

DIW所做的移民预测以如下假设为依据:

——德国和欧盟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2%;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收入差距的自然对数年收敛率为2%;

——从1998年起，德国的失业率以及来源国的失业率均为常数;

——德国和中东欧国家的人口增长以世界银行的规划为依据。

DIW把这些变量作为基础横截面(Basisszenario)来看待。此外，DIW还做了两项进一步的预测。对“低于横截面”(untere Szenario)所做的假设是: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收入差距的自然对数年收敛率为3%;

——德国失业率的常数为10%，来源国失业率的常数为5%。

另外，对“高于横截面”(obere Szenario)则以如下假设为依据: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收入差距的自然对数年收敛率为1%;

——德国失业率的常数为5%，而来源国失业率的常数为15%。

在“低于横截面”的假设中，在一直到2030年的长期内，迁入者将比基础横截面所预期的人数大约少600 000人。在这种情况下，到2030年，在德国，来自中东欧国家国民的累计存量总计约为190万。在自由迁徙的第一年，估计差不多有175 000人次的移民。这个数字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减少，因此，预计到2025年，也许会出现一个回流的移民存量。而在“高于横截面”的假设中，预计最初的流量每年可以达到240 000人次。从长期来看，虽然净流入的数字将会减少，但是，到2030年，预计来自中东欧国家的净流入本身仍然将达到大约11 500人次。根据DIW预测，在这个时点上，将会有差不多300万来自中东欧国家的国民在德国居住。这个数字与基本横截面中的数字相比多出了500 000人次(参见: Boeri和Brücker等，2000，第124页，以及Brücker，Trübswetter和Weise，2000，表4，第323页)。

ifo经济研究所的预测和DIW的预测^[9]在数量上的差别，借助于表5中的对比再一次清晰地展现了出来。

表5　伊福经济研究所(ifo)和德国经济研究所(DIW)的预测对比

资料来源:作者自己所做的统计

近几年来，有人对中东欧国家的移民潜力作了一系列进一步的预测。例如:Bauer和Zimmermann(1999)对DIW所做的预测中的数量级(Gr9βenordnung)进行了思考。他们推测，在长期内，来自中东欧国家的2%～3%的人口将向西部迁徙，然后，他们将首先往德国和奥地利移民。然而，对于一次在时间上受到限制的迁徙来说，迁徙的潜力——在作者看来——可能会更大一些。

Layard等(1992)得出的是更高一些的迁徙数字。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至少从1995年起有3%的中东欧国家人口向西部迁徙，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加入欧盟后第一个15年之内，向西部迁徙的人数也许至少超过了300万。此外，还有Walterskirchen和Dietz(1998)，Fassmann和Hintermann(1997)，Salt等人(1999)以及Hille和Straubhaar(2000)等也做了不同的预测。由于在假设和研究目的方面存在差异，其结果也就大相径庭(以表格形式所显示的有关各种预测的概貌，还可以参见:EU-Kommission，2001，第7页及以后)。

从2004年起，因欧盟东扩而引发了一个巨大的向德国迁徙的移民流量，而且在未来的20～30年才会结束，于是，所提出的问题是:官方财政是否应当——以及在何时或者在何种程度上——为一个迁入者负担费用。除了需要考虑移民对国家财政的收入和支出所产生的影响之外，还需要考虑移民对社会保障体制账户所带来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