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老龄化视角下的养老困局

我国存在着日趋严峻的养老金收支失衡危机，其实质是人口少子化危机。养老金的“收”与“支”都与人口因素有关。前者与劳动力人口供给萎缩和就业参与率下降有关，后者与有资格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口总量的增加有关。问题在于，人口少子化、长寿化趋势和养老金危机的内在关联性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日本一样，中国少子老龄化的挑战既来自老年的长寿化，更来自生育的少子化。事实表明，中国早就跌入了“超低生育率陷阱”，鼓励生育迫在眉睫。中国的养老金危机有双重含义:一是人口老龄化关系到养老金缴费与领取的失衡;二是老年人口高龄化将影响养老金获得与支出的失衡。缓解养老金危机需要采取综合有效的应对措施，即上策是开放鼓励生育，中策是充分有效就业，下策是延迟退休年龄。

(一)养老金危机实质是少子化危机

2015年3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就社会保障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坦承，养老保险基金未来收支平衡面临巨大的压力。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问题，不仅涉及制度内一些因素，比如参保人数、待遇水平、抚养比;^[1]同时也涉及制度外的一些因素，比如人口老龄化、城镇化和经济增长。其中，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影响巨大。尹部长认为，要解决养老金收支失衡这个问题，确实需要综合施策、长短结合、多管齐下。至少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加大扩面征缴的力度。二是要实施职工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三是采取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四是要多方面的筹措养老保险基金。五是做好结余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

从人口大势看，养老金收支逐步失衡将使中国掉入全局性养老困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养老金收支逐步失衡是静悄悄的养老危机，就像难以察觉的“温水煮青蛙”，是1980年以来持续超低生育率和人口少子化的恶果。所谓少生多少人的“人口红利”其实是“人口负债”。毫无疑问，代际人口平衡是养老金收支平衡的基本人口学条件。所以要保持养老金收支平衡，最根本的办法是保持代际人口的持续均衡，保持适度老龄化的人口动态，确保支撑老年人口的年轻人口不至于过分萎缩。

养老金的“收”与“支”都与人口因素有关。前者与劳动力人口供给萎缩和就业参与率下降有关，后者与有资格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口总量的增加有关。

首先看“收”。养老金扩面征缴的潜在危机直接与劳动力人口供给萎缩和就业参与率下降相关，长期的低生育率导致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减少，导致养老金的缴费出现危机。始于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下降将成为长期趋势。《社会蓝皮书:201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中国劳动力总量供给和经济增长速度从双增长转向双下降，导致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同时下降。按总和生育率1.5测算，在2020年之前，劳动年龄人口减幅相对较缓，年均减少155万人;之后一个时期减幅将加快，2020—2030年将年均减少790万人，2030—2050年将年均减少835万人。这是非常可怕的难以逆转的“人口雪崩”前景。

农村劳动力在经过前期大规模转移后，供给增长速度持续降低。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894万人，比上年增加633万人，增长2.4%;与2012年相比，少增加350万人，增幅下降1.5个百分点。未来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的增长幅度还将继续减少。几年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已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很多乡村已经没有可以转移的青壮劳动力。估计2015年，我国50岁及以上的高龄农民工超过3600万人。

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减少，年轻人的养老负担不断提升，老年人口赡养比有朝一日会演变为让年轻人不堪重负的养老痛苦指数，而农村养老危机将更为普遍和深刻，第一代农民工将面临养老困境，养老危机将在不久集中爆发。比较而言，延迟退休年龄毕竟是退而求其次的无奈做法，强制退休的做法更是剥夺了高龄在业者早日颐养天年的权利，极容易带来新的社会不满和冲突。

其次看“支”。受到三方面力量的驱动，养老金支出呈现刚性增长的趋势。第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口数量惊人增长。2015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超过16%，到2020年将达到19.3%，到2050年将达到38.6%，老年人口规模可能达到4亿人之多。与此相关联的，就是老年人口赡养比的不断趋高。目前，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之间的老年人口赡养比是3.04∶1，也就是3个人养1个人，到了2020年将下降到2.94∶1，到2050年将下降到1.3∶1。^[2]第二方面随着老年人口余寿的增加，老年人领取养老金的年限也在相应地增长。第三方面，养老金待遇又有刚性增长的趋势。从2005年至2013年，中国已连续9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与2005年调整前月人均700元人民币的水平相比，2013年调整后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达到1893元。2014年1月1日起，国务院将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再提高10%，并向其中有特殊困难的群体适当倾斜，全国7400多万企业退休人员将因此受益。2015年各地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继续有所提高。

由上可见，养老金的收支缺口日趋扩大已是定局。事实上，在2014年社保的各项数据中可以看出逐渐积累和扩散的养老问题之端倪，这两年各项社保基金的收入增幅均开始低于支出的增幅。尤其是部分地区的养老保险收入增幅低于支出增幅，社会上开始出现焦虑的声音。这是养老大危机即将来临和爆发的前兆!

2015年3月9日，黑龙江省长陆昊在“两会”发言中提到，黑龙江省养老金赡养比已经达到了1.42∶1，今年没有问题，明年、后年可能会出现困难。很多人对今后的养老感到焦虑，说明不少人目前花销大、储备少、生活压力大，对养老信心不足。期间，“搜狐健康”进行的样本量超过2500人的一项调查发现，七成以上的人承认自己在为养老发愁，其中40岁以下的占75%。中国社会现在还处于转型阶段，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养老体系还在不断完善，因此必然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加上近来物价上涨，人们的收入与支出存在一定差距，也容易导致对未来的迷茫。总体来说，人们对养老的担忧，是对未来缺乏安全感的表现。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物质上、经济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照料上的。

根据报道，李克强总理承诺，对于养老金的正常缺口，国家会尽力支持，不能忘记那些为共和国建设付出努力、作出过贡献的老工人。这番话语可以说给人希望，令人宽慰。但国家有态度不等于国家有能力，国家养老补贴能有多大范围、多长时间、多大力度?这些都是未知数，也是难寄厚望的。因为在可预见的将来，养老危机是全局性、全国性的，而不仅仅局限于一省一地。在未富先老的大背景下，可以说大众人口的“养老困境之忧”远甚小众人口的“养老安全之喜”。

在根本上，养老金收不抵支的缺口是在业劳动力人口和退休老年人口此消彼长、代际失衡人口大势的反映。养老危机实质是年轻人口亏损和萎缩的危机。真正的麻烦在于，国家还没有深刻认识到人口少子化、老年长寿化趋势和养老金危机的内在关联性，而且少子老龄化和长寿老龄化又是大势所趋、难以逆转。由是观之，开放和鼓励生育是何等紧迫!

结合人口年龄金字塔判断，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既是顶端老龄化，也是底部老龄化;或者说，既是长寿老龄化，更是少子老龄化。一个是老年人口活得更长，另一个是少儿人口生得太少。概括来说就是少子高龄化。日本少子高龄化可谓前车之鉴，中国和日本一样，少子高龄化的挑战既来自老年的长寿化，更来自生育的少子化。正如日本副首相兼财务相麻生太郎2014年12月7日在札幌市的众院选举助威演讲中，就伴随少子高龄化而来的社保费用增加问题所表示的:“许多人形成的印象似乎是错在老人，但问题在于不生孩子。”^[3]随着日本老年人口比例越来越高，日本政府在养老、医疗等方面的社会保障负担日益沉重。日本总人口正在滑向财政警戒水平，目前有四分之一的日本人年龄超过65岁，到2033年这一比例将会达到30%。

中国早就跌入了“超低生育率陷阱”。在政策层面上，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之后实施的“一胎化”政策，追求的就是超低生育率目标，有些地方甚至出现过“无婴月”。在统计层面上，2000年“五普”总和生育率开始低于1.3，只有1.22，2010年“六普”跌至1.18。在意愿层面上，侯佳伟等通过对1980—2011年期间开展的227项关于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进行了系统梳理，结果发现:人们的生育意愿不仅很低，而且越来越低，甚至生育水平的下降快于生育意愿的下降，出现实际生育子女少于理想子女数的局面。理想生育率大概在1.6—1.8之间，政策生育率大概是1.47，而实际生育率却低于1.3。^[4]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1年、2012年、2013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分别是1.04、1.26、1.23，远远低于更替水平，属于极度危险的超低生育率。这一事实证明了“发展是最好的避孕”。

“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后明显遇冷，说明中国形成了稳定的意愿性、内生性低生育率。内生性低生育率形成的原因有:(1)政策强制力因素—强计生政策的压制。长期的高压政策极大地弱化了生育率的反弹特性。(2)经济驱动力因素—高生养成本的约束。生得起养不起成为普遍现象。(3)文化诱导力因素—新生育观念的引导。在年轻一代中，小家庭偏好、对“孩奴”角色的恐惧已经非常普遍，夫妇本位的决策模式成为主流，传统的家族主义普遍式微。

生育是劳动力供应母体。超低生育率的远期效应不可忽视。养老问题与生育问题在中国表现得如此紧密，以致于可以看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中国的养老困境实际上是“超低生育率陷阱”的反映。

(二)养老金危机预期的社会影响和人口应对

老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即发展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两大问题将同时爆发并且日趋严峻。“养老困境”捆住的不仅是大批老人的晚年生活，而且将捆住国家发展的步伐。养老金危机的双重含义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关系到养老金缴费与领取的失衡，二是“老年人口老化”将影响养老金获得与支出的失衡。“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攀升的过程，“老年人口高龄化”是指亚健康、有照料依赖性、有病患之苦的高龄人口占老年人口比例上升的过程。

首先是“名义保障”和“有效保障”的背离问题将日趋严重。很多老年人将只拥有名义保障，养老金的保障作用将大打折扣。我国现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其实质是企业职工自己为自己缴费养老，目前单位与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在工资总额中占比高达28%，换来的却是不足50%的养老金替代率(养老金占退休前工资的百分比)，也就是退休金不及工作时收入的一半。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金替代率由2002年的72.9%下降到2005年的57.7%，此后一直下降，2011年为50.3%。世界银行建议，要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不下降，养老替代率需不低于70%;国际劳工组织建议养老金替代率最低标准为55%。我国企业养老金的替代率在国际警戒线以下。今后老无所养、老无所依的养老风险将大面积爆发。养老保障制度因缺乏活水源头而形同虚设，有名义保障而无有效保障的“制度空壳化”现象将严重损害“制度公信力”。

其次是“超低生育率”与“极端老龄化”的同时出现将使国家人口陷入可怕的恶性循环，国家难以摆脱人口失衡所带来的社会失重问题。少子老龄化和长寿老龄化两种力量的此消彼长，将导致代际人口关系的失衡发展。全局性、持续性的人口失衡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是灾难性的，很难控制和消除。

缓解养老金危机需要采取综合有效的应对措施，结合尹部长谈到的这几条，笔者认为可分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鼓励奖励生育。这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措施，中国需要人口储备来应对持续低生育率、人口少子化和人力资源短缺所造成的人口亏损危机。鼓励生育可弥补人口亏损，增加人力储备，但需要时间提前量。中国要摆脱末端治理模式，就要从源头入手。缓解养老金危机需要提前20年左右储备年轻人口的战略资源。换言之，2015年出台人口新政，那么所产生的人口补偿效应也要在2035年前后才能呈现出来。

中策是充分有效就业。千方百计提高人力资源就业率和缴费率，包括提高劳动力人口在业率，增加老年人口再就业率，适当引进国外年轻有技能的劳动力。

下策是延迟退休年龄。在当下的社会架构中，延迟退休的做法恐怕多少会带有强制性，而很难像学术理论界所提倡的那样实施弹性退休，因为弹性延迟退休主要对潜在退休者有利，而强制延迟退休主要对消解养老金压力有利。国家会倾向于选择延迟退休推迟领取养老金的强制模式。但如果这么做，会导致潜在退休者的普遍不满，本来可以提前享受“幸福时光”，现在却要继续劳作，这会导致消极怠工、尸位素餐，何况延迟退休终究有年龄和能力的边界，不可能无限延长。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于2013年9月，对2.5万余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4.5%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反对延迟退休，仅3.2%的受访者表示支持。人民网在2013年底的调查也显示，有超九成网友反对延迟退休。

然而，延迟退休的制度安排已然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中国当前的法定退休年龄为男性60岁，女性55岁(干部)或50岁(工人)。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对160多个国家的统计，50岁是全世界最早的退休年龄。据了解，目前欧美发达国家普遍的退休年龄为65岁左右，而发展中国家男性退休年龄多为60岁，女性为55—60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权威人士表示，关于延迟退休的政策，2016年会出台草案并向社会征求意见，修订之后会在2017年正式出台。出台以后，会有一个五年左右的过渡期，到2022年的时候才会正式实施。但必须指出，跟杀鸡取卵的强制一胎政策一样，以老当少的强制退休政策也是目光短浅的举措，效果将十分有限甚至得不偿失，不应寄予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