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家乡眉山为例

杨胜宽

内容提要：苏轼成为复合型的文学艺术家乃至千古文化巨人，与他一贯重视吸收各种文化有益成分和不断发掘推扬各地特色文化有直接关系；无论传统思想还是流行时尚，无论传世经典还是民风世俗，他都加以接纳并极力表彰。这种“杂”取博观、兼收并蓄的治学方法和文化品格，是他自身成长成就的根本秘诀，也是继承并发扬巴蜀文化精神的典型特征。其对家乡眉山特色文化的推扬及受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关键词：苏轼；地方特色文化；推扬与受容；蜀学；眉山

苏轼考取进士离开家乡之前，在以眉山为中心的西蜀地区生活了二十多年，早期的家乡记忆与体验对他一生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品格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所著《苏轼人格研究》一书中，列专章探讨过地方文化对其人格形成的影响因素^[51]。但分析的角度以苏轼所受影响为主。换一个角度观察，苏轼与家乡文化的关系不只是被动影响一方面，还有其对家乡文化的大力推扬，甚至从苏轼如何看待和弘扬家乡文化，更有利于评估其接受这种文化影响的广度与深度。故本文从推扬与受容方面进行分析，也许能够提供给人们一些新的思考与启示。苏轼一生，宦迹四方，每到一地，都大力宣传并主动融入本土文化，具体情况打算在以后的论文中作系列探讨。这一现象本身，就体现了苏轼早年受容的巴蜀文化某些固有典型特征反映在其文化品格中的基因成分。

一、眉山民间习俗与苏轼的游玩心性

眉山处在自古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南部，江河交错，地势平坦，物产丰富，风景秀丽，是农耕文化发展充分且宜于人居的天然沃土。曹学佺《蜀中广记·名胜记·眉州》引《通义志》赞其地云：“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列眉通衢，平直广衍，夹以槐柳，绿阴翳然。小南门城，村家多竹篱桃树，春色可爱，桥之下流皆花竹杨柳，泛舟其间，乡人谓之小桃源。”^[52]颇有几分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景致。土地的丰厚馈赠及环境造就的迷人风景，养成了当地人安居乐业的生活习性和喜爱游玩的民间风俗。苏轼兄弟早期所作关于眉州市民春游踏青的情形，可见一斑。苏辙《踏青》诗云：

江上冰消岸草青，三三五五踏青行。浮桥没水不胜重，野店压糟无复清。松下寒花初破萼，谷中幽鸟渐嘤鸣。洞门泉脉龙睛动，观里丹池鸭舌生。山下瓶罂沾稚孺，峰头鼓乐聚簪缨。缟裙红袂临江影，青盖骅骝踏石声。晓去争先心荡漾，莫归夸后醉纵横。最怜人散西轩静，暧暧斜阳著树明。^[53]

苏轼《和子由踏青》诗云：

东风陌上惊微尘，游人初乐岁华新。人闲正好路旁饮，麦短未怕游车轮。城中居人厌城郭，喧阗晓出空四邻。歌鼓惊山草木动，簟瓢散野乌鸢驯。何人聚众称道人，遮道卖符色怒嗔。宜蚕使汝茧如瓮，宜畜使汝羊如麕。路人未必信此语，强为买服禳新春。道人得钱径沽酒，醉倒自谓吾符神！^[54]

王文诰《苏轼诗辑注》题解引王注赵次公曰：“子由《踏青诗叙》云：‘眉之东门十数里，有山曰蟆颐，山上有亭榭松竹，山下临大江。每正月人日，士女相与游嬉饮酒于其上，谓之踏青也。’”^[55]曹学佺《蜀中广记》卷十二：“蟆颐山在江东七里，状如蟆颐，因名。有至德观，有尔朱淘丹泉。传记所载，以为轩辕氏丹宅，山腹有穴曰龙洞，传者以为四目老翁。唐末有杨太虚得道于此。今祠中有三仙象，四目居中焉。人日出东郊，渡江游蟆颐山，眉之故事也。春风楼、明霞阁俱在山上。”^[56]又该书卷五十六《风俗志》引《眉州志》云：“人日州人游重瞳观，观有仙翁洞，云重瞳真人淘丹处，洞出灵蠏，色白，见者生贵子。老泉曾祷之。”^[57]看来眉州人人日踏青，必去蟆颐山游览，已经形成传统。苏辙诗中所写江岸冰消、浮桥没水、洞门泉脉、观里丹池等，皆是踏青所行所见纪实；至于峰头鼓乐、缟裙红袂、青盖骅骝、晓去争先诸景观，则当时游览之盛况，依稀可以想见。苏轼诗所谓“城中居人厌城郭，喧阗晓出空四邻。歌鼓惊山草木动，簟瓢散野乌鸢驯”，四句写尽市民倾城出游之热闹非凡；至于假冒道人卖符一节，游说看客“宜蚕使汝茧如瓮，宜畜使汝羊如麕”，“道人得钱径沽酒，醉倒自谓吾符神”，情态毕现，非亲历亲见者不能描述得如此逼真有趣。春日踏青游玩，本为娱乐开心，那么多的游客看卖符道人练摊叫卖的热闹，内心未必相信其神吹瞎侃，但仍然不乏买符之人，不过是希求一年吉利的心理期望得到某种满足而已。苏轼兄弟是不是众多“自愿上当”的看客之一员不得而知，但他们确实是年年踏青的热情参与者，且抱着强烈好奇心去凑热闹，求得游观的开心，则是确定无疑的。关于眉州人日踏青，苏轼在后来的诗文中亦曾忆及，如作于元祐元年（1086）的《送贾讷倅眉二首》其一云：“鹿头北望应逢雁，人日东郊尚有梅。”苏轼有自注云：“人日出东郊，渡江游蟆颐山，眉之故事也。”^[58]

至于历史源远流长的“蚕市”，则是眉州人一直遵行不废的重要集市贸易形式，赶集者不惟采购养蚕所需的专门器具，也买一年农耕所需的各种农具，其景象可谓热闹非凡。苏辙《蚕市》诗云：

枯桑舒牙叶渐青，新蚕可浴日晴明。前年器用随手败，今冬衣着及春营。倾囷计口卖余粟，买箔还家待种生。不惟箱篚供妇女，亦有镈资男耕。空巷无人斗容冶，六亲相见争邀迎。酒肴劝属坊市满，鼓笛繁乱倡优狞。蚕丛在时已如此，古人虽没谁敢更？异方不见古风俗，但向陌上闻吹笙。^[59]

苏轼《和子由蚕市》诗云：

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千里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闲时尚以蚕为市，共忘辛苦逐欣欢。去年霜降斫秋荻，今年箔积如连山。破瓢为轮土为釜，争买不啻金与纨。忆昔与子皆童丱，年年废书走市观。市人争夸斗巧智，野人喑哑遭欺谩。诗来使我感旧事，不悲去国悲流年。^[60]

考苏轼元丰六年（1083）作于贬谪地黄州的《正月三日点灯会客》诗，有“蚕市光阴非故国”句，王注引赵次公曰：“蜀中春月，村市聚为欢乐，谓之蚕市。”施注引《成都记》：“蚕丛氏每春劝民农桑，但鬻蚕具，谓之蚕市云。”^[61]说明蜀中在在皆有的“蚕市”，不仅起源古老，乃蚕丛治蜀劝民农桑的重要活动，在农耕为主的四川盆地相沿成俗，而且其主要目的既是为了赶集贸易，购置养蚕、生产所需的各种器具，也是为了“聚为欢乐”，趁春耕忙碌之前的空闲，把劳作的辛苦暂时弃置一边，充分享受一番亲戚相见的温情，分享丰盛酒肴的痛快，以及倡优鼓笛吹笙的娱乐。苏轼作这首和诗时，已远在陕西凤翔任签判，故见苏辙赠诗述及乡俗，自然追忆起当年兄弟两人“年年废书走市观”的快乐往事，情景宛然，历历在目，不免感慨系之。其后在京任职期间，于元祐三年（1088）作《庆元宣义王丈……》诗，提及故乡的蚕市热闹情景：“今年蚕市数州集，中有遗民怀袴襦。……我欲西归卜邻舍，隔墙抚掌容歌呼。”^[62]王庆源，初名群，后改名淮奇，青神人，为苏轼叔丈，故赠诗中言及家乡蚕市习俗。

对比苏轼与苏辙两人写眉山古老乡俗的诗作，可以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差异。苏辙在诗中对踏青、蚕市描述细致，条理清楚，写游览则从出游写到晚归，写蚕市则从养蚕器具写到市井繁华，一一道来，景象毕现。苏轼之诗，则注意抓住最有趣味的场景或情节，重笔渲染，踵事增华，体现出作者当时游玩的好奇、寻趣、取乐的明显心态。不管假冒道人卖符的巧舌如簧，还是蚕市市人的夸斗智巧，似乎都逃不脱“哄骗”“欺谩”的嫌疑，但苏轼对此丝毫没有显出反感厌恶、严词谴责之情，反倒以看热闹的好奇与寻刺激的乐趣，表现出相当的喜欢和有趣的描述。在笔者看来，这是因为苏轼兄弟性格不同所形成的游玩心态差异。苏辙性情内敛而沉稳，赶集游观时能够比较冷静地看到市井的“全景”，但可能不太注意去捕捉某些饶有趣味的场景与细节；苏轼性情外向而热烈，他对所见的游览人群或集市场面，可能不太留意从面前经过的每一个人或寻常图景，但对于特别新奇而具有趣味的人物、事件或细节极为关注，且这种关注本身即带有觉得好玩、寻求乐趣的强烈主观欲望。我们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基本结论：古代眉州人喜游玩、逐欢欣的传统习俗，孕育了苏轼喜爱游玩、寻找乐趣的心性；而苏轼饱含好奇与欣喜地对当地乡风民俗的记述与推扬，也让今天的读者从其诗中分享了诗人关于家乡文化的美好记忆，领略了诗人相伴一生的文化基因中那份烙印深深的莫名乡愁。

二、眉山农耕文化与苏轼的悯农精神

元丰元年（1078），苏轼在徐州知州任上。他的家乡眉州知州乃广安人黎（字希声）。因其为政“明而不苛”，受到州人的欢迎，任满将去，州人相率请求朝廷留之，故得以在眉州留任三年。期间，于州城之北筑远景楼，州人致书苏轼，请为之记，苏轼欣然允之，作《眉州远景楼记》。文中重点记述了眉州三大近古风俗，其三则为“农夫合耦以相助”：

岁二月，农事始作。四月初吉，谷稚而禾壮，耘者毕出。数十百人为曹，立表下漏，鸣鼓以致众。择其徒为众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进退止作，惟二人之听。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罚。量田计功，终事而会之。田多而丁少，则出钱以偿众。七月既望，谷艾而草衰，则仆鼓决漏，取罚金与偿众之钱，买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乐饮食，醉饱而去，岁以为常。^[63]

苏轼虽为眉州城中书香子弟，少以读书为业，未必亲自参加过“合耦相助”的农事劳作，但他们家有为数不少的良田，据其所作《苏廷评行状》言，“（祖父苏序）凶年鬻其田以济饥者”，且不求偿还^[64]。曾巩《职方员外郎苏君墓志铭》亦言：“（苏序）轻财好施，急人之病，孜孜若不及。岁凶，卖田以赈其邻里乡党。”^[65]表明在其祖父时家境仍然比较富裕，不然也没有卖田赈济邻里乡党的经济实力。因此，苏轼随着年龄渐长，对家庭田产和农耕劳作事宜有所了解，当属正常，故其文中叙述家乡古老的“合耦相助”农事情景，十分清晰具体，有如亲身体验者。

笔者曾在《苏轼人格研究》“地方文化与苏轼·村社协作精神与苏轼的交友之道”一节中，对《眉州远景楼记》所写的“农夫合耦相助”所表现的农耕文化内涵作过一些分析，认为：“这一习俗的宗旨，在于使耕种收藏适时进行，并且充分利用村社的劳作力量，帮助那些田多而丁少的人家不误农时地从事生产。”^[66]村社邻里相助，合耦而耕，表面看反映了农民耕种收获不误时令、不荒农田的生产特征，深层看则体现了邻里间团结合作、友善相处的交往之道与质朴感情。而这种传承久远、习以为常的家乡习俗，正是苏轼在文章中特别看重、着意表彰的农耕文化精神。村社邻里合耦相助、完成一年辛勤耕作之后，用对出工不出力者的罚款和田多而丁少之家的偿众之钱，购买羊豕酒醴，聚在一起饮食作乐，醉饱而去，其欢快和谐的气氛与场景，至今依稀可以想见。在整个过程中，被罚款与出偿钱本身的作用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村社农民对乡约的遵守奉行、团聚在一起饮酒作乐所展示的睦邻友好与“大家庭”情谊。明代著名散文家唐顺之评云：“此文造意亦奇，更不在作楼与远景上说。”^[67]指出作者《眉州远景楼记》的真正命意之所在，见解不凡。

又如上文所述苏轼《和子由蚕市》诗前半云：“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千里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闲时尚以蚕为市，共忘辛苦逐欣欢。”川西平原虽然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人口稠密，人均耕地少，要维持一年生计，既靠上天风调雨顺，又靠农民辛苦耕耘。在这种生存环境下，无论自然条件如何，农民彼此协作、互帮互助、睦邻友善都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所以，利用蚕市购置一年生产所需的农具，只是农民从事生产的直接需要，而通过集市这种交易、交往形式，实现“六亲相见”“酒肴劝属”来增进亲朋村民间感情的目的，才是这种古老民间风俗得以持久传承的深层次历史文化原因。

在苏轼关于家乡农耕历史文化的“童年记忆”里，似乎主要不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水旱从人，不知饥馑，而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68]的美好与富赡，而是农民年复一年的“衣食”之忧与生计“辛苦”，他们不抱团取栗、互相帮助，就不能抵御大自然难以预料的巨大挑战，乃至维持基本生存之所需都非常困难。正因为家乡人民自古就积累了怎样学会生存的经验，所以看似很美的纯朴良善乡约遗风，才得以一直传承而不敢废。

当苏轼后来入仕为官，特别是任职地方时，他极为体恤农民的生活困难与劳作辛苦，悯农成为其一生诗文写作中的基本主题。早在任凤翔签判时，深知衙前役对当地百姓造成“破产者相继”^[69]的严重家庭苦难，决心为民请命，纾民之困。他一边广泛了解解决问题的可行办法，同时向宰相韩琦陈情：“夫为王民，（家资）自瓮盎釜甑以上计之而不能满二百千，则何以为民！”请求允许地方官根据实际情况漕运木材避开黄泛期，并在凤翔府停止“官榷”专营与民争利^[70]。在王安石推行新法时期，他冒着巨大政治风险，“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71]。他在杭州通判、知密州、知徐州任上所作的反映农民疾苦的不少诗篇，后来成为政敌罗织“乌台诗案”的证据，使他遭遇百日牢狱之灾。出狱谪居黄州，俸廪减半，举家生计维艰，只得在城外开垦荒地，亲自劳作，弥补衣食之不足。记载其躬耕劳作辛苦之诗，则有《东坡八首》为凭，诗前《叙》云：“余至黄州，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悯其勤，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72]诗之第四首有“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好语”之句，自注云：“蜀人以细雨为雨毛。稻初生时，农夫相语‘稻针出矣’。”关于蜀人把细雨叫“雨毛”（毛毛雨），将初生秧苗称为“稻针”，这些显然都是诗人对于家乡农耕文化的“童年记忆”，以之入诗，既贴切又精细，非熟知农事者不能道。故查慎行评该诗曰：“如老农数家常。王（维）、储（光曦）田家诗逊其精细。”赵克宜曰：“通首说蜀中田务，皆是衬笔。……王、储善写田家情事，说不到此等语。”^[73]之所以论者认为唐代田园诗人写不出《东坡八首》那样的诗句，是因为他们缺乏苏轼早年对农事的全面了解，以及对于家乡农耕文化的永久记忆。需要指出的是，论者忽略了《东坡八首》及其叙言所表达的诗人亲历耕作对农民生计艰辛的深切体认，这种经历与感受，无疑会大大强化诗人的悯农情怀。在其后的人生道路上，无论穷达进退，身在何处，他都义不容辞地坚持为民办实事办好事，力所能及，矢志不渝。这与他终身埋藏于心底的悯农情怀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三、眉山文化风尚与苏轼的治学特征

眉山距离成都不远，水路的便捷大大促进了两地往来，都市文化的繁荣对眉山产生了积极和重要的影响。《蜀中广记·名胜志》引赵抃《按狱眉山舟行》诗云：“携琴晓出锦官城，千里秋原一望平。放舸激流身觉快，披云孤屿眼增明。”^[74]可知从成都放舟顺流南下至眉州，甚为便捷。西汉文翁在蜀中兴学及魏晋以后四川在全国经济、战略地位的不断提升，成都成为全国最重要的都市中心之一，物产富庶、商业发达、印刷勃兴、学术昌明，不仅不断巩固其经济、商业中心的地位，同时也是举世公认的学术文化中心之一，比肩齐鲁。影响所及，眉山自唐五代以还，不乏书香传家、数世不绝的大姓闻人，如《蜀中广记·眉州名胜记》所载之孙氏书楼，始建于唐开元年间，到宋初，孙氏后人不断市书充盈，藏量日增；至孙，又立私塾，为师徒讲肄之所，名为“山学”，“于是士负笈景从，而书楼、山学闻名于时矣”^[75]。故学者认为：“入宋以后，眉州逐渐成为著名的文化之邦。”且引清嘉庆时编《眉州属志·凡例》云：“时天下以文名者六，而眉得其三；以史名者三，而眉得其一。”^[76]南宋著名诗人陆游诗云：“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77]这些资料不仅有力说明宋代眉山学术鼎盛，文化繁荣，而且体现出此地文、史并茂的学术局面，此地学者经、史兼修，艺、学兼擅的治学特征。

苏轼的治学方法受到蜀学和眉山学术风气的影响，尤其受其父母的影响巨大。众所周知，苏轼幼年读书启蒙时，其母程氏即教其读前后《汉书》，了解古今治乱盛衰之迹。父亲苏洵非常重视经史兼收并蓄，指出：“大凡文章之用四，事以实之，词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检之。此经史所兼而有之者也。虽然，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词胜；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经非一代之实录，史非万世之常法，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78]苏洵这段话，不仅阐明了他对经、史“相资”为用的基本观点，而且认为作家为文，必须通经读史，善于向经史典籍学习明道、叙事、属辞的方法技巧。苏洵虽然很晚才发愤读书，但通过七八年的钻研寻思，非常精深地掌握了经史典籍的主要风格特征及两者融通之法，故其发而为文，既有孟子、荀子、韩愈等儒家代表文章的博辩雄奇，又有《史记》《汉书》等史学经典的简切峻洁。经史杂糅、各取所长并消化贯通，成为苏洵学术及文章的最明显特征。其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独占一席而凛然无愧，秘诀尽在于此。学界相当部分研究者长期坚持认为苏洵文章主要受战国纵横家游说之辞的影响，以纵横策士之术概括苏洵文章风格特征，是不尽准确也不尽妥当的。笔者有专文《苏洵文风溯源论略》对此进行探讨，此不赘言^[79]。

苏轼在《眉州远景楼记》中指出：“始，朝廷以声律取士，而天圣以前，学者犹袭五代之弊。独吾州之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方是时，四方指以为迂阔。至于郡县胥吏，皆挟经载笔，应对进退，有足观者。”并且认为这是三代、汉、魏遗风在眉州之存续^[80]。所谓声律取士，亦即自唐代以来科举考试一直实行的以诗赋为主要形式的取士方式，在早些时候苏轼上奏朝廷的《议学校贡举状》中，他是反对王安石用策论取代诗赋的考试方法变革的，其言曰：“且其（策论）为文也，无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无声病对偶，故考之难精。以易学之士，付难考之吏，其弊有甚于诗赋者矣。”^[81]但眉州的文化风气及读书人的倾向，的确大不同于当时流行趋势，苏轼的父亲苏洵就是因为不喜欢也不擅长声病对偶之“时文”，两次考试落榜，愤而放弃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自断仕途发展之路，转向寻求经史学术研究及汉唐古文风格写作的成名途径。当然，苏洵非常清楚，他的两个儿子不能走与他相同的道路，必须严格按照时下科举考试的要求，一步一步参加进士、制举的考试程序，进入仕途，博取功名。苏轼自己也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及时代大势所趋，故其治学之路，明显呈现科举考试前后的两种不同的风格：之前为应付考试写作“策论”“进论”等大量应试文章，目的就是为了按照“时文”要求进行训练，以实现考试的成功；之后则完全改变门径，自觉拉开与“时文”的距离，并且继续欧阳修着力推进的诗文革新运动事业，致力于宋文时代风格的建立。苏轼在后来与友生的文字往来中，谈及对早年写作“程式文字”的不同言论，一方面对议论古人过当颇有追悔之意，如《与王庠书》中之所言^[82]，另一方面，又认为一生创作经历，必须经过这样一个“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的写作发展阶段，如《与二郎侄》中之所言^[83]。但从苏轼的文艺思想和创作实践看，其后来追求平淡自然、姿态横生的“辞达”艺术境界，是其孜孜以求，并成功实现了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对苏轼自己文章风格提升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对于去作为宋代文坛主盟者之一，确立宋代独立文风，意义与影响更加巨大。而这一目标得以最终达成，显然既跟苏轼早年受蜀中学术与文章风气的深刻影响有关，也跟其坚持走独特治学道路和文章风格探索之路的父亲苏洵的直接教育影响有关。

苏轼一生，仕途历尽坎坷，波荡起伏，历来不认为是政治上的成功者。但举世公认他是道德、学术、文章诸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者，是不世出的文化巨人。他晚年自己评价一生“功业”，只提及黄州、惠州、儋州三处，而这三地，均是他遭遇贬谪、政治失意的人生逆境。从道德、学术、文章方面看，恰是贬居三地的人生两次贬谪期，造就了其文学创作的辉煌，学术事业的成就，道德人格的完成。如果人们深入寻思苏轼人生发展“逆袭”成功的奥秘，不难想到，恰恰应该归功于其早期所接受的蜀学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学术精神和治学方法，并终身将其发扬光大，发挥臻于极致。明何宇度《益部谈资》云：“蜀之文人才士，每出皆表仪一代，领袖百家。汉如扬雄、王褒、司马相如，唐如陈子昂、李白，宋如苏家父子，元如虞集，岂他方所能比拟。”^[84]苏轼本来文学天分极高，但他从不依赖与生俱来的禀赋，而是用比别人更笨拙、更勤奋的学习态度与方法，坚持“抄书”，一部《汉书》他抄写了不止一遍，最终达到烂熟于心的程度；坚持每天为自己规定读书任务，每夜读书至三更成为家常便饭。正是这样刻苦的学习与深厚的学术积累，造就了他在文学创作时能够左右逢源、随物赋形，成语典故信手拈来，妙语连珠，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集注苏轼诗的南宋学者王十朋对此的感受最为强烈而深切：“东坡先生之英才绝识，卓冠一世。平生斟酌经传，贯穿子史，下至小说杂记、佛经道书、古诗方言，莫不毕究。故虽天地之造化，古今之兴替，风俗之消长，与夫山川草木禽兽鳞介之属，亦皆洞其机而贯其妙。积而为胸中之文，不啻如长江大河，汪洋闳肆，变化万状。则凡波澜于一吟一咏之间者，讵可以一二人之学而窥其涯涘哉！”^[85]陆游在《施司谏注东坡诗序》中曾言，蜀人任渊，学问渊博，先后笺注了宋祁、黄庭坚、陈师道三家诗，号称详赡。但唯独因为苏轼诗“援据闳博、旨趣深远”而不敢为之作注。范成大曾两次提出希望陆游亲自为苏诗作注，但陆游因为感觉太难而不敢下手^[86]。苏轼无疑是眉山文化人中“通经学古”、文史融汇、学问博洽、道德文章卓然成就的最典型代表，同时也是传承和运用蜀学精神最成功的典型代表。

（作者单位：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