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母亲的影响

第一章　童年，母亲的影响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从1926年8月开始使用笔名老舍。

父亲生于1899年2月3日，祖父叫舒永寿，是一名护军，祖母姓马，他们都是满族人。父亲是他们最小的儿子。

在北京的西城，有一个很小很小的胡同，叫“小杨家胡同”，以前叫“小羊圈”，它在护国寺后面，由平安里往北走，过了护国寺大街，如果不注意，很容易把这个“小羊圈”忽略过去。“小羊圈”的最大特点就是小，非常狭，最宽的地方不过一米半，而且曲折，父亲就生在这个胡同里，他在“小羊圈”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老舍降生在北京新街口南大街小杨家胡同。

在胡同的中段有一块豁然开朗的场地，父亲把它叫做胡同的“胸”。“胸”的东侧有两个门，靠南的一个，现在的门牌是八号，里面是个细而长的小院，有三间北房、两间耳房、两间东房，这就是父亲的家。

▲小杨家胡同窄小，西口外是新街口大街，老舍说：过往行人“一不留神，就迈过去了”。

如果说城外姥姥家那些父亲的同辈兄弟们多半是耍手艺的，当木匠，当泥水匠，当油漆匠，那么城里这个小胡同的居民则三教九流都有。他们当中有糊棚的，有当兵的，有卖艺的，有做小买卖的，有当伙计的，有卖苦力的，有当仆人的……这是一个贫苦人和下等人聚居的地方。

论住的条件，这里的房有稍微整齐一点的，而多数则是每逢刮风下雨就叫人提心吊胆，漏雨是常事，就是可怕的塌墙倒壁也并不罕见。每到伏天下暴雨时，全家都要坐到天明，以免屋棚突然塌下来同归于尽。冬天则八面透风，就连白天缸里的水都会结冰。

论吃的，这个胡同的居民多数是一天只吃两顿饭。“每餐只有一个菜——冬天是白菜、萝卜，夏天是茄子、扁豆，饺子和打卤面是节日的饭食，在老京戏里，丑角往往以打卤面逗笑，足证并不常吃，至于更贫苦的人家”，父亲在《勤俭持家》一文中提道：“像我家，夏天佐饭的‘菜’往往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椒油。还有比我们更苦的，他们经常以酸豆汁度日，它是最便宜的东西，一两个铜板可以买很多，把所能找到的一点粮或菜叶子掺在里面，熬成稀粥，全家分而食之。从旧社会过来的卖苦力的朋友们都能证明，我说的一点不假。”

论环境，胡同窄得连一辆轿车都进不来，扫街的从来不为这样的小胡同服务，所以它老是那么又脏又破。胡同“胸”是孩子们惟一能跑跑蹦蹦的地方，那里栽着两棵槐树，夏天常有“吊死鬼”槐虫吐丝垂下，它们成了孩子们的玩意儿——活的、不要钱的、取之不尽的玩意儿。

父亲住的小院后面，有一个大坑，那是倒垃圾和脏水的地方。无论冬夏，小院里总是臭气熏人，那个大坑还承收死猫腐鼠，同时又是蚊蝇的大本营。

论财产，这个胡同里最值钱的东西也不过是结婚戒指（也许是白铜的）或者一根银头簪。

人们的收入是那么少，以致不得不经常靠赊账过日子，形成了寅吃卯粮的传统。这就是说，领到了银饷便去还债，还了债，已经所剩无几，就再去赊。

这条小胡同的家家户户的门垛子上，当时差不多都被画上了许多白道道，五道儿一组，颇像鸡爪子。这是赊账的标记，领到钱粮之后，按照鸡爪子的多少还钱。

父亲便诞生在这家家门口都点缀着鸡爪子图案的“小羊圈”里。

“小羊圈”是穷人的世界。

“小羊圈”使父亲和北京这个古老城市的下层居民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使他理解他们的心和语言。小胡同和它里面的人成了他的作品的描写对象。人们在他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龙须沟》、《茶馆》和《正红旗下》里都能轻而易举地找出一些影儿来，这些影儿的真实的蓝本就是他儿时的故里——那个哺育了他的顶小顶小的胡同。

父亲降生的时候，他母亲昏死过去了，多亏已经出嫁的大姐及时赶到，把刚出世的小弟弟揣在怀里免于冻死。事过之后，左邻右舍，特别是老太太们，都说这个孩子“命大”。

生父亲的时候，他母亲已经四十一岁。父亲上面有四个姐姐和三个哥哥，算上他这个“老”儿子，一共八名。后来长大成人的只有八分之五——大姐、二姐、三姐、三哥和他自己。由于岁数大，孩子多，家境平平，长年操劳，加上家中无人帮忙，他母亲在临产时失去了知觉。

那一年是戊戌年，清朝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9年），按阴历算，是狗年，父亲是年底生的，他的姑母给他起了一个很不中听的外号：小狗尾巴。属狗，和属猪、属鸡、属兔一样，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没有什么不光彩的，可是“狗尾巴”，而且是“小狗尾巴”，实在令人接受不了。所以父亲小时候总是说他是糖瓜祭灶的那一天生的，在灶王爷升天的时候光荣落地不比“小狗尾巴”光彩得多、神气得多？

老年间，腊月二十三这个日子，又叫过小年，好像是过年的序曲。一般的人家都要给灶王爷上供礼，买些麦芽糖做的糖瓜去贿赂这位灶王爷，请他上天之后，多说几句好话，保佑全家平平安安，多多发财。孩子们对大人们这番苦心多半还不能领会，他们所关心的是放鞭炮和吃糖果。这么一来，灶王爷自然而然地理直气壮地把“小狗尾巴”取代了。

▼老舍父亲舒永寿是清朝末年时保卫皇城的护军，每月饷银三两。这套服装是清朝大典时正红旗护军所穿的礼服。

祖父是个旗人，属于正红旗。他的职业是当兵，以保卫皇宫为职务，每月领三两银子，加上春秋两季领的老米（当时叫“钱粮”），便是他的全部收入。父亲降生的时候，祖父正在皇城的什么地方值班。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个世代只出武士的家族会添了一个日后以文学家著名于世的小儿子。不过，当时，这位未来的文学家正赤身裸体地躺在炕上被冻得奄奄一息，大人们正在为挽救母亲的生命而奔忙。清晨这位护军返回家来的时候，大女儿含着眼泪告诉了父亲两个消息，一个好一个坏：又添了一个小弟弟，可是，妈妈昏过去了，半夜才醒过来。

▲老舍大姐舒静守。

▲老舍三姐赵舒氏。

不管怎么说，分娩的危机总算过去了，母子二人都活了下来。

不过，没过多久，一个更大的灾难又降临到他们母子的头上。

父亲一岁半的时候，祖父在抵抗八国联军的战斗中负伤阵亡。

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时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吓破了胆，扔下北京的百姓不管，逃跑到西安，使北京遭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大浩劫。

祖父既是保卫皇城的护军，他可没有弃城逃跑的自由，何况他并不知道皇太后和皇帝早就溜出皇宫逃跑了。他的职责叫他应该和这座皇城共存亡。他和他的伙伴面临着被敌人全部歼灭的结局。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搏斗，一场壮烈的但是毫无希望的搏斗。

当时，中国士兵使用的武器比八国联军落后了许多。祖父身上挎着生了锈的腰刀，背着抬枪和许多黑色火药做的弹药。

正阳门是通往皇宫的正门，护城的中国士兵在这里和攻城的实力雄厚的八国联军相遇了。

八国联军向正阳门发射了烧夷弹，这种燃烧弹在当时是一种新式武器。正阳门的箭楼被炸掉了半个城门楼，着起了大火。火星落在了护军的周围，引燃了他们随身携带的黑色弹药。

祖父被火包围了。

不知道经过了多长的时间，他在一座粮店里被人发现了。他是自己爬到那里去的，他的烧伤严重。这家粮店叫南恒裕粮店，坐落在南长街上。当时街上静悄悄，一个行人都没有，全北京好像空了一样。能逃到乡下的都逃走了，不能逃的就堵上门在家里躲着，把命运交给了巷战中的士兵，盼望着他们和在城外抵抗的义和团团员们能保住北京。

但是，士兵们已经溃退下来了。一名败下阵来的士兵，路过南恒裕粮店，见店门半敞着，想进去找点水喝。一低头，瞧见了受伤的祖父。

▲北京城在八国联军炮火下燃烧。

▲遭八国联军炮火破坏的北京正阳门。

他们互相认识，都是旗人，都当兵，而且是亲戚。进来的士兵是祖母的表侄。

祖父已经不能讲话了，他费了很大的劲，举起了一双布袜子和一双裤脚带，交给了来者，托他带回家去，报个信。

祖父的腿和脚已经肿得很粗了。布袜子和裤脚带早就穿戴不住了。

表侄要背表姑父走，祖父执意不肯。到家还有好大一段路，而敌军很快就会破城而入。他不愿意连累第二个人。

表侄抱着布袜子和裤脚带，哭着跑回了家。到了家，他说不出话来，只剩下哆嗦，他的勇气只够把袜子勉强托在手里。他怨恨自己一辈子。一个男子汉，愣没把受伤的亲人背回来，他感到没脸见人。可是，难道这一切都是他的过错吗？谁也不肯这么想。

“鬼子”紧接着进了城。要车没车，要人没人，甭想再寻找祖父了。祖父再也没有回来。他经过漫长而又痛苦的折磨之后凄惨地离开了人世。

给祖父做了一个小木盒子。盒子里放了那双布袜子、那副裤脚带和一张纸，纸上写着他的姓名和生辰八字。就这样，全家人哭成一团，埋葬了一家之主。

就在祖父离开人世的时候，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城，一场震撼世界的大浩劫开始了。

八国联军攻进城后，大肆烧杀掠夺，他们见了勇于反抗的男人就杀，见了年轻的女人就污辱，见了鸡就捉，见了狗就捅死，见了财产，只要稍有点价值，不管是什么，统统拿走。他们成群结队，不管多小的胡同，不管多穷的住宅，他们都去。第一批刚走，第二批又来，一遍又一遍，像篦头发那么细致，搜刮得一干二净。

▲《庚子京师褒恤录》第4卷第7页记载着舒永寿7月21日（公历1900年8月15日）阵亡；第21页记载其抚恤待遇。

第一批洋兵进了院。家里的大黄狗叫着扑了上去，“鬼子”一刺刀下去，大黄狗咽了气。

第一批“鬼子”走了之后，祖母带着三女儿索性不再关街门，因为知道街门再也关不住了，她们蹲在墙根里，等着第二批、第三批。

第二批“鬼子”比第一批搜得更仔细，他们进了每个屋，祖母的炕上放着两只大木箱，是两只用了多年的旧木箱，里面放着些破衣服。一岁半的父亲就睡在这两只箱子的旁边。“鬼子”发现了这两只箱子，翻了个底朝天。

等到这场搜刮结束之后，祖母进屋才发现一只大木箱扣在了娃娃的身上。

祖母搬开箱子，娃娃还在熟睡之中，幸亏他睡熟了，只要他一出声，十之八九也得先挨一刺刀，和那个大黄狗一样。捅死个小娃娃，在庚子那个年头，比捅死个活蹦乱跳的大狗还容易，何况这个娃娃是那么瘦弱和不体面。

这段往事，以后祖母经常讲给年幼的父亲听。八国联军的凶狠残暴的形象，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刻画得很深很深，以至于不管他走到哪里，这些往事都一次又一次地返回到他的脑海里。也许，这就叫不可磨灭的印象吧。

父亲的童年既不美，也不甜。

祖父去世之后，寡妇钱饷每月只有一两五钱银子，加上大儿子还可以领一两五，一共三两银子，可是银子的分量越来越少了，发得越来越不准时了，于是，门上的鸡爪子图案就越来越丰富了。不过，祖母只让倒水的、卖炭的、卖烧饼的在自己的小院门外画道道，而不愿撒开了赊。

祖母不得不拼命地洗衣裳和做活。

祖母除了洗衣裳和缝补之外，开始揽大批的衣裳回来做。当时，在北京做买卖的有许多是外省人，譬如说，干果商就大多是山西人，他们整年不回家，甚至三年也不回去一趟，他们要在北京做粗布袜子和衣裳穿，祖母的活就是给他们做的。

父亲长得很瘦弱，祖母没有足够的奶水来养他，他是吃米汤和糨糊长大的。

父亲三岁还不会讲话和走路。

祖父去世之后，小院里只住着祖母及子女和一个守寡的姑奶奶，没有街坊。

父亲的哥哥比父亲大九岁，很少和小弟弟玩。小弟弟整天坐在炕上，他很寡言，也很少动。

是啊，又有什么使他高兴的呢？母亲和三姐忙着赶活，没有多少时间逗他、哄他。她们常常把一块棉花扔给他，叫他自己捏个小鸡或小鸟。一块棉花，一根做活的小线，一片布头就占去他的半天时间。这些小棉花、小线、小布头就是他的儿时伙伴。他的小手把它们按照自己小心灵中的幻想变成种种可爱的玩意儿，这是一种儿童的创作，这创作补偿了清苦、单调和孤独，给他带来了自己特殊的欢乐，他就这样消磨了自己幼年的大部分时光。

沉默寡言而富于幻想，安稳沉静而内心奔放，这和他日后走出“小羊圈”胡同成为一个思路敏捷的作家也许多少有点关系。

在父亲的童年生活中，真正给他留下终生烙印的是祖母的影响。

祖母是个办事认真的人。白天，她要洗上一两个绿瓦大盆的衣裳，就是屠夫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洗得白如雪。祖母的手终年是鲜红的和微肿的。晚上，她和三女儿围着一盏小油灯，缝缝补补，每天操劳到半夜，而且终年不休息。

父亲的小说《月牙儿》里有这么几段描写：

“妈妈整天的给人家洗衣裳。”

“有时月牙儿已经上来，她还哼哧哼哧的洗，那些臭袜子，硬牛皮似的，都是买卖地的伙计们送来的。妈妈洗完这些牛皮就吃不下饭去。”

“妈妈的手起了层鳞，叫她给搓搓背顶解痒痒了。可是我不敢常劳动她，她的手是洗粗了的。她瘦，被臭袜子熏得常不吃饭。”

这几段文字实际上就是父亲自己母亲的真实写照。他小的时候，母亲就是这个样子。

祖母属于正黄旗。她的娘家在北京城外，在德胜门外土城的最西北角上。那里的土城上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蓟门烟树”四个大字，碑下有一条西通大钟寺、南通西直门、北通清河的土大车道，土城外侧的道旁有一个小村，叫十间房村，就在如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南墙外边。这个小村一共住了四五户人家，有姓王姓马姓潘的，祖母就诞生在这里的马家。她的父母去世得早，祖母从小长在隔壁的姑姑家。

马家的历史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感兴趣，穷人要为眼前的吃喝奔忙啊，没有工夫去研究家史。

村里的地并不十分肥美，也养不起大牲口，农忙的时候，妇女也须下地干活。祖母出生在这样的农家，养成了勤劳的习惯和诚实的品格，而且身体也相当结实。她一直活到八十四岁，于1940年去世。

父亲爱花，爱清洁，爱整齐，守秩序，这些习惯都是从他母亲那里学来的。

祖父活着的时候，喜爱养菊花。小院里种着两棵枣树，还有几盆石榴和夹竹桃。祖父去世之后，不养菊花了，但是石榴和夹竹桃仍旧会得到应有的灌溉和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祖母老是把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每天扫院子是她的必修课。她的手使破桌面不留尘土，使破柜门上的铜环发着光，虽然这些铜环早已缺胳膊短腿。

祖母浇花的时候，和她相依为命的父亲就帮着她取水；祖母扫地的时候，父亲就帮着撮土；祖母和三女儿做活的时候，父亲帮着打下手，递烙铁，添火，送热水和凉水。

父亲直到成名和晚年，一直坚持自己动手收拾屋子，取水浇花。像他母亲一样，老把那些小瓶小罐、茶壶茶碗、桌子椅子，擦得干干净净。衣服不求讲究，只求整洁，包括稿子，也总是那么清清楚楚，规规矩矩。爱整齐、守秩序是一种美德，是他那出身农家的老妈妈留给他的美德。

父亲好客、豪放，待人极端热忱，有求必应，这些性格，也是他母亲传给他的。在重庆的时候，他的生活相当清贫，但是老友相逢，卖了大褂，也要上一趟小馆，盛情款待，便是一例。

祖母会给婴儿洗三，会刮痧，会给孩子剃头，会给小媳妇们绞脸，用丝线轻轻地勒去脸上的细毛儿，为的是化妆后，脸上显得特别光润。凡是她能做的，都有求必应。客人来了，不管手中多么紧，也要设法弄点东西去款待。遇见亲友家有红白喜事，她必亲自出马，份礼虽轻——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可是情谊很深，很真挚。谁家有事要帮忙，她总是跑在最前头。

祖母要强、豪爽、硬朗，在兵荒马乱之中，在刺刀下，在饥荒里，她挺身而出，为保护自己的儿女而承受一切大悲大难，但祖母也最肯吃亏，从不跟别人吵架，有眼泪往心里流。从外表上看，她是一个最柔和、最温顺的人。

她的这种又软又硬的秉性也传给了父亲。

父亲在纪念自己母亲的时候，说过这么一段感人的话：

“我对一切人和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当作当然的。但是，在做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和基本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百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老舍：《我的母亲》，《半月文萃》第1卷，第9、10合刊（1943年4月）］

在老北京，过年是最热闹的，讲究多，玩意儿多，光是那些规矩、那些玩意儿、那些特别的食物，就足足可以写很厚一本书。可是，在穷人家，过年是过关，过不去这一关的，不知会有多少人上吊。年关从来不是穷人所喜欢的。

为了过年，祖母和三女儿要加紧地干活，以便增加收入。穷人也想在年节吃一顿有肉的饺子，虽然菜多肉少。

每当不大懂事的小儿子向母亲报告：开当铺的刘家宰了两口大猪，放债的孙家请了两座供佛的“蜜供”像小塔那么高，祖母总会说：“咱们的饺子肉少菜多，但是最好吃！”

▼1905年起，老舍到正觉寺上私塾近三年，在这里他读了《三字经》、《百家姓》、《论语》等书。

祖母的话里包含着很深的道理：我们的饺子是自己劳动挣来的；我们的饺子是自己亲手包的，亲手煮的，怎能不最好吃呢？

到了年底，把活计都交了出去，家里也该忙着过年了。别看过不起肥年，却也有不少的事要做：总得扫扫房，灶王龛上总得换上副新对联，总得把平时不知藏到哪儿的一张“王羲之爱鹅”图找出来挂上，还得把破桌子、破柜门上的已不齐全的铜环再擦上几遍。这几片金属闪着光，摆在那儿，给小屋添了不少神采，仿佛在说：别看不起咱们，咱们穷，可是活得硬朗！

大家忙，忙而兴奋，为什么不呢？一年劳动挣来的费用，来得硬正！祖母要儿女相信：只要手脚不闲着，就不会走到绝路，而且会走得噔噔地响。

祖母自己的确是这么做的，她给大儿子娶了媳妇，她把第三个女儿嫁了出去，她送小儿子去念私塾，她自己咬着牙去给阔人家当了女仆，以后又到西直门大街高井胡同口上的第四女子小学做了工友。

父亲的哥哥娶媳妇的时候，父亲已经上小学了。他表舅找了他去，对他说，已经和他母亲说好了，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舒家，给他的哥哥做媳妇，不图别的，只图这家人名声好。舒家穷确实穷，但是名声顶好，这最主要。

他表舅在城外土城黄亭子开了个小茶馆，也不富裕。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有人给舒家出了主意：为办好这桩亲事，暂时先把舒家的坟地典出去。

如果舒家同意，父亲就应该写个文书，立据为凭，因为全家只有他会写字，而且他是除哥哥之外的惟一的男人。那个时候，似乎只有男人才主事，虽然这个男人才十一二岁，可是，谁叫他会读书识字呢？

“钱无利息，地无租价”八个大字，六十块钱，一手交钱，一手交地，把祖坟典了出去，把嫂子娶了过来。

他三姐出嫁的时候，祖母几乎晕过去。她偏爱三女儿，因为三女儿是她的右手，家中的一切事情都是她和三女儿共同操办的，三女儿支撑着半个家。祖母舍不得三女儿，不忍割去这个右手。可是必须割，她不能为了自己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花轿来的时候，是阴历四月，天已很暖，祖母的手冰凉，脸极白——一点血色都没有，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着花轿抬走了她的右手。

后来，同住的姑奶奶也去世了，家里就只剩下了祖母，她的孤单是可以想象的。

那是头一次改用阳历，学校规定旧历的除夕必须回校去，不准请假。父亲四点多钟回到家，祖母正在家里发呆，并没有把“王羲之爱鹅”图取出来。吃过晚饭之后，父亲不得不说自己今天必须回校。祖母愣了半天，什么也没说，默默地把儿子送出了破街门，到了门口，从兜里掏出了几个铜子儿，说了四个字：“小子，拿着！”

▲小学毕业时亲友们一致认为他应去学手艺挣钱，好减轻家庭的负担。老舍也意识到他理应这样做时，却毅然作出了继续升学的决定，1913年2月考入公立第三中学。从此走上了一条与周围穷人家孩子截然不同的生活道路。但因交不起学费，半年后退学。

父亲摸着口袋里的铜子儿，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才到了学校。街上的繁华景象和节日吵闹，他什么也没看见，也没有听见。他的眼里装满了泪水，他的耳朵失去了知觉，他心痛，心痛他那可爱可敬而又可怜的妈妈。

到了学校，学监先生正在门口等他，告诉他：“你还回去吧！”

父亲好像没有走就又到了家。祖母仍是呆呆地坐在屋里，对着一支点燃了的红蜡烛，看见小儿子进了屋，她脸上有了笑容。

祖母拿出了一个细草纸包：“给你买的杂拌儿，刚才一忙，也忘了给你。”

母子这一夜，早早地躺下了，可是谁也睡不着，听着别人家放的鞭炮，送走了除夕。

从此之后，父亲对过年变得最冷淡。每逢过年，他哪儿也不去，自己早早地关上了门，什么也不想吃，连酒也不喝。在床上，他把耳朵用被子蒙上，连别人的鞭炮也不愿意听，他老看见过去的苦境和自己的母亲。

父亲的一家，祖祖辈辈都是文盲，到他这一辈，哥哥姐姐也从没念过书。一个偶然的机会，祖母把父亲送进了私塾，但并不指望他能念多少书。私塾念了近三年，转入西直门大街市立第二初等小学校，插入三年级。三年之后，这个小学改为第四女子小学，父亲转入了南草厂第十三小学，并在那里念了近一年至小学毕业，成为舒家乃至姥姥家的头一个识字的孩子。

父亲喜欢念书，但对所有的功课，他并不一视同仁，算术、绘画他就不大喜欢，语文是他的偏爱，他能背诵许多古文和诗词，擅长作文和演说。在同学中，他在这方面的成绩是拔尖的，常常得到老师的夸奖。

他上的那个小学当时实行的是复式班，高年级的学生和低年级的学生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老师给低年级上课时，另一半高年级生就上自习。遇到老师有事的时候，父亲常常在高年级生中被指定为代课的小老师，领着低年级生念课文或者上体育。他举止庄重，但谈话幽默，往往说得别人哈哈大笑，而自己一点也不乐。低年级生很欢迎这位含蓄而又妙趣横生的小哥哥。他的讲解平易近人、生动活泼，对低年级生的吸引力往往胜于成人。

父亲知道自己能念书不容易，所以他从来不在衣着、饮食、娱乐上有什么要求，相反，他懂得克制自己。别人的白眼和蔑视并没有使他自卑，他的愤愤不平，使他对世俗的一切荣华富贵躲得远远的。他宁肯钻到书里去，书是他的乐园，他像他的母亲一样，有眼泪往肚里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咬着牙发奋念书。

大姐给小弟弟做了一双新布袜子，他舍不得穿，他用不着和别人比阔气，仍然穿着他那双补了许多补丁的旧袜子。

他中午放学回家，进门便问：“有吃的没有？”待到得到的回答是没有，他扭头就走，走回学校去，饿着肚子，带着穷孩子的尊严和刚强，若无其事地去上下午的课。

▲1917年北京师范学校校友会成立时师生合影，第4排右起第7人为老舍。

他三姐出嫁的时候，他执意不肯请假，祖母又派人到学校去叫他，得到的回答是：“赶这种热闹，去一天，脑子回来要乱十天，不去！”

他不愿意去玩一般旗人所热衷的那些玩意儿。玩鸟、养鸽子、养鱼、放风筝、斗蛐蛐儿都没有他的身影，轰他去，他也不去。他爱看书、爱幻想、爱听故事。有点钱的小伙伴常邀请他一块儿去小茶馆听说书，这是他的惟一的业余享受。这享受使他终生对通俗民间文艺都有一种特殊的爱好。

父亲的一位小学同学，后来成为著名的语言学专家的罗常培教授，在一篇回忆录里曾经概括地描写了儿时的老舍：

“一个小秃儿，天生洒脱，豪放，有劲，把力量蕴蓄在里面而不轻易表现出来，被老师打断了藤教鞭，疼得眼泪在眼睛里乱转，也不肯掉下一滴眼泪或讨半句饶。”

“由于幼年境遇的艰苦，情感上受了摧伤，他总拿冷眼把人们分成善恶两堆，嫉恶如仇的愤激，正像替善人可以舍命的热情同样发达。这种相反相成的交错情绪，后来随时在他的作品里流露着。”（罗常培：《我与老舍》，1944年4月19日昆明《扫荡报》副刊）

▲1918年6月北京师范学校第一部本科第四次毕业班师生合影，第2排左起第8人为老舍。

小学毕业后，1913年1月23日，父亲考入了北京市第三中学，只上了半年，他又偷偷地考上了北京师范学校。在师范学校里，一切费用，包括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在考上师范之后，他才把自己愿意升学的打算告诉祖母。因为他知道，小学毕业之后他应该去学手艺，正像亲友们希望他做的那样，好帮祖母忙，减轻祖母的辛劳困苦。

入学，要交十元钱的保证金，这对父亲家来说也是一笔巨款。祖母忙了半个月，她把结婚时陪嫁的两口木箱子交给了打小鼓的。

就这样，父亲告别了童年，走上了人生的大学。

五年之后，十九岁的父亲以品学兼优的成绩在师范学校毕业，被派到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国民小学校（今方家胡同小学前身）当校长。那一天，母子两人一夜没合眼，父亲只对祖母说了一句话：“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

祖母的回答是一串串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