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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同知蹇子振的夷疆宦旅

时间:2022-08-14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在马边厅建厅以来,从乾隆二十九年到宣统二年,总共不到150年时间内,经历了103任同知。蹇子振,名蹇诜,自号醒庵。丁宝桢为什么要把蹇子振派到马边呢?蹇子振当时“援例以同知到川”,也就是说因为他两个哥哥的功劳而得到了“封荫”,这是清朝的一项特殊世袭政策。本来这一逃,他同蹇子振的来往就彻底中断了。光绪十四年,丁宝桢去世两年后,蹇子振居然又阴差阳错地被调回到马边厅任同知。

在马边厅建厅以来,从乾隆二十九年到宣统二年,总共不到150年时间内,经历了103任同知(光绪二十二年马边厅改为马边县,同知改为知县)。每任同知(知县)在任时间平均只有一年零四个月,看来游官一说确有实据。

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所作为和建树,谈何容易。虽然大部分的官员都不曾留下雪泥鸿爪,泯灭于史迹,但也有人留下了不少故事为人评说,这里要说的就是光绪十四年(1888)在任的同知蹇子振。

蹇子振(1835-1894),名蹇诜,自号醒庵。他的家族原在四川巴县,后来为避张献忠之乱,转迁到了贵州遵义,从此蹇家代有人才出,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

蹇子振有弟兄三人,大哥蹇谔,二哥蹇訚,他是老三。

蹇子振小时候“敦敏嗜学”,16岁时参加岁试,以第一名的身份成为廪生,每月领取廪膳,享受国家助学补助。本来他可以安安静静地读书,以待将来博取功名,但就在这时,贵州战乱来临,大哥蹇谔因为在贵州组织团练抵抗游匪不幸战死,他的家庭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咸丰十一年(1861),二哥蹇訚在四川彭山县当知县,蹇子振就带着父母一起投奔到了成都。在这期间,蹇子振与当地贤达来往,“内督家政,外延宾客,声誉翔起”(《贵阳府志·列传·蹇诜》),四川总督骆秉章也听说了他的故事,便“檄令随府君(蹇訚)襄办松茂番务”(《蹇公行状》),但蹇子振见过了蹇家几代人的荣辱,厌倦了动荡,就立下不仕之志,想过安贫乐道的生活,所以推谢了这桩美差,“以读书养亲为乐”。

后来,骆秉章同意蹇訚率旧部赴援遵义,这样蹇子振又带着一大家子人回到了贵州。不久,蹇訚又得命回川任职,但走在路上就一病不起,不久去世。

两个哥哥先后死去,对蹇子振的打击很大,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恢复元气。几年后,他出外游历散心,但所到亲友之处,都劝他出山,因为在别人的眼里,名门蹇家不能一蹶不振,重担已经落到了他的肩上。蹇子振本身无意仕途,却鬼使神差地让他在仕途中沉浮,而机会在这时出现了。

光绪二年(1876),丁宝桢由山东巡抚出任四川总督,他是贵州人,到川之后便想物色幕府,于是就有人给他大力推荐蹇子振,后来丁宝桢见了他后极为赞赏,认为此人可堪重用。就这样,已经40多岁的蹇子振被意外地派到了马边,而这个过了半辈子闲云野鹤生活的读书人,人生也从此被彻底改变了。

丁宝桢为什么要把蹇子振派到马边呢?因为当时马边的形势复杂,治理颇为棘手,但这正是考验他的机会,而这正包含了丁宝桢的用意。蹇子振当时“援例以同知到川”,也就是说因为他两个哥哥的功劳而得到了“封荫”,这是清朝的一项特殊世袭政策。

在马边期间,蹇子振政绩不俗,让丁宝桢大为赏识,“马边事定,奏擢知府,格于吏议,准补缺后以知府用。然公之著循绩而享蜀民之私祀,自此始”(《蹇公行状》)。

有“循绩”,而享“蜀民之私祀”,这是做官之人的荣耀。但实际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就在此期间,蹇子振认识了当地人贺永田,成就了一段传奇故事。

贺永田是何许人也?贺永田是马边官帽舟人,字熙隆,光绪年间的秀才。贺家原籍在外省,很可能就是当年垦荒而来马边的那一批人。

笔者曾在写作《桥滩记》一书时,见到了贺永田的几位后人,了解到贺氏家族的一些情况。后来又通过对相关档案的查寻,又找到了一些更重要的史料。

在《马边彝族自治县志》中是这样记载贺永田的:“贺永田字熙隆,光绪年间秀才,因涉嫌反清,逃亡竹根滩(现属乐山五通桥区)。经商致富,家资百万,是该地首富。”

那么,贺永田是如何经商致富、家资百万的?这就跟蹇子振有太大的关系了。

清朝末期的马边士绅。图片由马边彝族自治县档案馆提供。

贺永田这人虽是书生,但却常有反政府言论,所以他并没有在马边好好待,而是“涉嫌反清,逃亡竹根滩”(竹根滩在今乐山五通桥)。本来这一逃,他同蹇子振的来往就彻底中断了。但蹊跷的是,光绪七年(1881),蹇子振被任命到越嶲厅当同知,后来很快又被委任到“犍厂”当盐官,这个“犍厂”位于现在的乐山五通桥。蹇子振的这段经历,在他的后人为他写的《蹇公行状》中有一段追述:

公(蹇子振)抵省,即委管犍厂盐务。谂知其故,每月定值,必代计盐本俾稍丐,余利上官,或以增价。诘责必上言,恤商即所以保厂之故。狠狠争辩得当,乃已又多布耳目。贫灶亦得领值售盐,无赖亏币者屏之,商困大纾。又念犍盐之贵由煤值太昂,召商董假以资,令益开煤矿,取用不竭。本轻利重,商民感悦公凡两榷厂务。去之日,阻送者舆属于道,舟衔于岸。既去,复相与户而祝之。迨公殁,遂设位于盐井神祠,春秋附祭,至今不替。

这段文字的背景是这样的:丁宝桢上任四川总督后的光绪三年,推行盐务官运制,废裁过去的盐务官署,在五通桥设犍厂官运局。蹇子振到五通桥盐场任职后,贺永田这个逃亡的秀才也有了用武之地,他被蹇子振留在家里当西宾老师。

蹇子振虽入仕途,但仍然是文人性情,“所至登山临水佳胜处,辄为构亭台庐舍。偕幕僚携琴载酒,数至以为乐。客至投辖治,具流连尽欢……”

在五通桥文史资料中,还能看到他与盐官牟思敬、余云墀等在菩提寺山上一起喝酒的场面:“醉寻归径穿林去,杳杳钟声月满船。”(牟思敬《偕蹇子振、余云墀饮菩提寺》)可以设想,贺永田与蹇子振之间也少不了诗酒兴会,两人的情趣相投促成了贺永田的财富机遇。

当时五通桥盐场有个盐商有口春先灶,但经营困难,欠下巨债被官府没收。蹇子振就想到了贺永田,便让他去经营,说来也怪,一年下来,贺永田不亏反赚。于是贺永田便接二连三地扩充井灶,数年之后,他已经有了上百口煎锅,日进斗金,迅速成为光绪年间五通桥盐场的首富。

丁宝桢在光绪年间推行的官运盐法,让川盐税收年达一千万两白银之巨,而五通桥之盐也因受惠于该法而达到极盛。作为川盐的大盐场,蹇子振的官场背景,是贺永田发迹的真正原因,贺永田才在“官运制”中获得了巨大的商利。所以,当贺永田有了雄厚的资本后,由于他本身也是读书人,就想到了做官的好处,让人挑着十六挑银子进成都去捐官。后来贺永田顺利地捐到了四品淞沪铁路会办一职,才有了“官商相连,日益家富,家资巨万,妻孥成群”的家族景象。

可以说,是蹇子振成就了贺永田的这段传奇故事,当然故事还在继续。

在五通桥管理了一段时间盐场后,这一去就是几年。光绪十四年(1888),丁宝桢去世两年后,蹇子振居然又阴差阳错地被调回到马边厅任同知。

他重新上任后,面临的情况同嘉庆七年的同知周斯才有些相似,即治理边患,因为每一位任职马边的命官,都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任边职之官吏,能安抚夷人,即能四境晏然,政声卓著。否则边地骚然,民无宁岁,而在职者,亦不能久安于其位矣”(《雷马峨屏调查记》)。

蹇子振在处理边防上有一个小故事:

马边夷乱作,刘公(四川总督刘秉璋)所部将率均江,南人不谙夷性,征之未服。而急于奏功,遣译人说降。公(蹇子振)至,降局已定,约期椎牛申誓矣。至日,陈兵郭外,设巨案,文武列坐。夷酋椎牛毕,誓曰:“自今以往,夷敢再叛者如此牛。”复扬其目而上睨曰:“文武官有再以兵临我者亦如之。”列坐徉若不闻。酋有矜色,复近案大言之。公不能耐,叱左右缚酋曰:“今日降不受矣,明日即督兵入!”酋惊惧自投服罪,列坐亦为缓颊,乃改盟歃血而去。

(《蹇公行状》)

应该说蹇子振的这个故事对后世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他镇定自若地用计谋战胜了对方,免除了杀戮,得到了歃血为盟的效果,这也体现了他的仁爱之心。为此,他还得到了皇帝的嘉奖,“以剿办马边厅匪徒,赏同知蹇诜等花翎”(《清实录》)。

另外,蹇子振在马边也非常重视教育,他在马边城小东门办了一所龙湖书院(旧址在今马边小东门粮食宿舍),这是马边历史上早期创办的有影响的书院之一,培养了不少人才。光绪十八年(1892)六月,蹇子振调任江北厅(现属重庆),不久即去世,年仅59岁,而龙湖书院办到了民国前,可以说他是马边教育的先行者之一。

再说贺永田在五通桥成为巨商后,重金请来江南的能工巧匠打造了川南最大的庄园——“四明士第”(俗称“太和全”)。“四明狂客”是贺知章的自号,用四明是为了显示与他的家族渊源。该庄园24个天井相连,蔚为壮观,被当地人称为“桥滩大观园”。不仅如此,由于他捐官四品,他的儿子贺伯霞也得到“封荫”,到贵州铜仁府任知府,贺家显赫一时。

但在马边,贺永田的家乡,他的亲族还非常贫穷,于是他就在马边购田置地,经常帮补他们,这其中就包括他的亲侄儿,后来成为大学者的贺昌群。

关于贺昌群的故事,后面会专门讲到,但在这里要说的是,如果没有贺永田的兴旺发达,他就不可能为贺昌群后来在成都、上海等地读书提供经费,贺昌群的命运可想而知。当然,如果没有蹇子振,也没有贺永田大富大贵的日子,这中间的因缘际会是如此扑朔迷离,而这样的人世勾连,可能连研究历史的贺昌群也未必能够想象得到。

贺永田有两个儿子,一个叫贺昌溪,一个叫贺昌沛,是贺昌群的堂兄。

民国成立后,贺昌溪从贵州铜仁府回到了五通桥,不久就去世了;贺昌沛曾经留学日本,是个热血青年,曾经参加过同盟会,但“到民国以来,父亲因出生在资产阶级家庭,养成了挥霍的习惯,负债累累,后来就破产还债,在1927年就去世了”(据其子贺国干的自传材料,存五通桥档案馆)。

贺家破败后,特别是贺昌溪的死,让贺昌群失去了经济依靠,被迫从上海沪江大学辍学另谋出路。不过,贺昌群后来的成就跟五通桥贺家有非常大的关系,改变了他的人生。在抗战期间,贺昌群避难乐山,后又回到马边办学校,就在这一期间,他还亲自到五通桥参加了“太和全”的分家仪式,目睹了五通桥贺家的兴衰,我在《桥滩记》一书中是这样写的:

1941年5月21日这天,是“太和全”的一个重要日子,贺家召集家族主要成员在“太和全”本宅祖堂举行分家立约仪式。他们请来了本族中德高望重的贺昌群先生作为“列席亲族证人”。立约中对“太和鑫遗产和鑫灶业价及座房”达成了诸项分家条款,对贺伯霞、贺仲文名下财产进行分割,其中贺伯霞在马边的田产分给了贺子君,“太和全”发家的“春先灶”分给了贺国干,太和鑫座房分给了贺继仙……从此后,一个自光绪年间始兴的盐业大家族从此四分五裂,贺家后代子嗣各奔前程,而整个时间不足一百年。

蹇子振在马边当了4年同知,留下了良好的口碑,《贵阳府志 》中评价他:“诜所在民爱,所去民思,明威示信,因俗施教,有循吏风。”但重要的是在他的夷疆宦旅中,帮助贺永田成就了其家族的兴旺,也无意中帮助了他的侄子贺昌群的成长,为马边后来的历史留下了一段文脉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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