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蜈蚣一般的大弄堂

也许是因为诸多文艺作品，上海弄堂给人的印象始终是嘈杂与局促的质感，仿佛满是鸡毛蒜皮与小市民的自大。

最典型的弄堂模式，就是那种石库门街坊，弄堂口一眼看进去，杂乱又拥挤，交错的竹竿上晾着各家的衣裳，视野很有限，画外音里有水槽边刷牙漱口，以及收音机里滑稽戏的声音……我不能说这是本城人生活的表象，只是作为上海故事的背景，它被夸大地作为一种依据，如同太简单的开场白。其实，真正能够抵达城市灵魂深处的弄堂，决不会那么浅显。

弄堂是海派世相的重点，那些如青藤一般蔓延伸展开的弄堂，伏卧在梧桐的背后，悄悄连接着整座城市的生机与情绪。一条盛满各种宿命的弄堂，应该如小径分岔的花园，纷繁而缄默，藏了诸多秘密，却不开口。

有许多上海人对故乡的记忆，是从如蜈蚣的触脚一般的弄堂里开始的。比如我六岁之前，住在成都北路33弄，就在延安路我所出生的中德医院对面。那是一条四通八达的大弄堂，它有很多分叉，各自伸向大马路，仿佛是一只巨大的蜈蚣。骑着自行车在弄堂里面穿梭，可以一直从成都北路骑到瑞金路，那是大蜈蚣的首和尾，从它身体的侧面还能一直通到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的那幢老房子。33弄里头忽窄忽宽，与大马路的距离不断变化着，走到不同的部分，四周的声音也不一样，忽闹忽静。

以前的上海，这样的蜈蚣式大弄堂不稀奇，它的肢体同时容纳了不同构造的房子，自然也生活着不同层次的人。我们小时候分不清楚什么是比较好的洋房，什么是比较次的平房，唯一能区分的，是知道有的房子里有抽水马桶，有的房子每天清晨有女人在门口“哐哐”刷马桶。

我家恰好住在有抽水马桶的房子里，虽然那是公用的。有时候蹿到小朋友家去玩，玩不上一会儿我就要朝家里跑，因为小朋友家没有抽水马桶，只能憋着跑回家上厕所。那时候年纪虽小，却绝对不甘心坐人家屋里厢的木头马桶。当年大弄堂的家家户户经常大门敞开，随时让左邻右舍的小孩跑进跑出，孩子们好奇心强，也不管主人欢迎不欢迎，就探头探脑挨了进去。串门对于他们来说仿佛是一种好玩的游戏。大家蹑手蹑脚进入某间客堂间，或观看某位老太太踩缝纫机，或站在某位摇蒲扇的伯伯身边，一起看黑白电视机里的枪战场面，心里随时准备拔腿开逃。倒确实不记得有哪间房子的主人，把别人家的小孩轰出房门过。

去不认识的人家里探险，毕竟内容有点沉闷，比不得露天做游戏。大弄堂里既有开阔的场地，也有意想不到的旮旯，再加上许多前门后门敞开的房子，所以适合躲躲藏藏，那里是官兵捉强盗的天然场地。

一到下午三点多，孩子们就在弄堂里聚集、追逐起来，如同从马甲袋里滚落开的一只只新鲜的橘子。周围揿着自行车车铃下班的人越来越多，谁看到自家小孩就喊一声，小孩只好不情愿地跟在车后回家去。

弄堂的某一个出口处，有汽水店与烟纸店，口袋里塞了五角钱，可以走到那里买一瓶汽水再买一包陈皮梅。在33弄某条分支弄堂里头，有一口井，长年盖着井盖，未见打开过。不知道哪年哪月，公安局来了好多人把井围起来，听说是谁家的老太太因为和家里人吵架，一气之下投井死了。于是，井边的那几幢房子，看起来阴森森的，小孩们必在天气好的时候才敢走过去。我也从未靠近过那口老井，更觉得后面房子里的人诡怪得很。童年时代总会对大人的秘密有所害怕。

成都北路33弄，后来变成了延中绿地。许多在童年生活里占据重要位置的，埋藏了大人秘密的弄堂，不少已经在这个城市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高架与大车道，故乡变得越来越不委婉。

五岁的我，很像男孩子，一直剪短发。我猜想，是那段时期爸爸妈妈工作忙，还要照顾姐姐功课，为了给我洗头方便，节省时间吧。我穿的衣服有很多都是姐姐穿过的，经常不是肥大了，就是袖子短了。我们当时的家，就在我身后的房子里，那种水泥拉毛粉刷的墙面，曾经很熟悉。摄于20世纪80年代初，延安中路成都北路。

好在还有很多隐秘的弄堂并没有被开掘，某种程度上，人们对它们的忽略反而是一种保护了。它们得以幸存的代价是更加的缄默，仿佛成为一个气息如游丝的睡美人，静静地躺在那里，身体里万千往事如体温一样还在，却封存了——关于她，是另一种版本的梧桐故事，你无法亲眼看见，只能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