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再是原来的盖奇了”

前额叶皮层损伤对人的高级情绪和性格造成严重影响的第一个也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病例是19世纪中叶美国修建铁路的一个工头盖奇（Phineas Gage）。

1848年9月中旬，美国《波士顿邮报》（The Boston Globe）刊载了一条当地新闻——“可怕的事故”，全文如下：

昨天，当一位在卡文迪许铁路工地上工作的工头盖奇在准备爆破时，炸药爆炸了。爆炸力使他当时正在使用的一根周长约0.03米、长约1.1米的铁器穿过他的头颅。铁棒穿过他的颧骨和左眼底从头顶穿了出来。在这个悲剧中最令人惊奇的事是，直到今天下午两点为止，他还活着，神志清醒，而且也不感到疼痛。

这条报道中仅有一处错误，0.03米不是铁棒的周长，而是它的直径。为了使读者对盖奇所受的伤口和铁棒的大小有一个直观的概念，我们在图4-7里面给出了盖奇手持铁棒的照片，而图4-8则是当铁棒穿过盖奇头颅时对颅骨和脑所造成的损伤的示意图。

图4-7　盖奇手持那根穿过他头颅的铁棒的照片。

图4-8　铁棒穿过盖奇头颅时的复原图。左图：铁棒穿过盖奇颅骨的示意图；右图：铁棒对盖奇所造成的脑损伤的示意图。

工人们用马车送他到卡文迪许镇治安官亚当斯（Joseph Adams）先生所经营的一家旅馆。尽管满脸是血，头上还有一个大洞，他居然直坐在车上，到旅馆后几乎没让伙伴们搀扶就下了车，走到阳台上坐了下来，还和聚集在他周围的一小群人讲了他的遭遇。下午5点左右，也就是事故发生一个多小时之后，亚当斯先生派人去请的哈洛（John Martyn Harlow）医生的年轻同事威廉斯（Edward Higginson Wil⁃liams）医生才匆匆赶到。盖奇居然还和医生打招呼说：“医生，这可有得您干的了。”并说希望几天后还能上班。后来威廉斯医生回忆当时的情景：

在我从车上下来之前，我一眼就注意到了他头上的伤口，脑部有明显的搏动。有一些伤情在我对他头部做检查以前，还不好说。头顶的伤口多少有点像一只倒置的漏斗，我发现这是因为他伤口四周5厘米内的头骨都破碎了。我在上面应该已经提到过，在颅骨和头皮上洞的直径差不多有3.8厘米那么大。孔的边缘外翻，整个伤口看上去就好像某个楔形物从下向上穿出来。在我检查盖奇先生的伤口时，他的态度就好像受伤的是旁人似的，他讲话神志非常清楚并且有问必答，所以我就直接问他，而不去问发生事故时和他一起在现场的工友们，这些人当时就在他身边站着。接着盖奇先生又告诉我接下来的情况。我可以打包票说，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除了有一次以外，我都认为他是完全理智的。我所讲的唯一的一次例外是事故发生大约两星期后，他一直把我称为柯温（John Kirw in），但是他对我问的所有问题，回答都准确无误。

在威廉斯上面的这段话里，有一点值得注意，但当时并未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这就是盖奇“异常”冷静，他对医生讲他的遭遇就像是在说和他无关的人一样；另外，他还非常理智。事实上，盖奇的这些特点后来在其他一些前额叶损伤的病人身上也一再表现出来，联系到所有这些病人都不再善于做计划和处理与自己利害攸关的问题，人们认识到情感和理性并不像以前大家认为的那样水火不相容。情感对于理性决策可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哈洛医生在傍晚6点才赶到，他帮助盖奇回到自己的房间，清洗了伤口，并把手指从头顶上的伤口处伸进去以确保颅内不再有骨头的碎屑，并简单地包扎了一下。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这件医学奇迹的故事大多来自哈洛医生后来发表的两篇文章。哈洛医生发现盖奇大脑左半球的前面部分几乎都被损毁了，他后来记述道：

（铁棒）穿过头颅，经过大脑的左前叶，从脑内侧面矢状缝和冠状缝的结点处穿出来，毁坏了矢状窦（longitudinal sinus），顶骨和额骨大面积粉碎，毁坏了很大一部分脑，并使几乎半个左眼球从眼窝里突了出来。

虽然几经危急，盖奇在一个月后终于没有生命危险了。他回家休养了几个月，盖奇觉得自己已经康复而可以再去上班了。虽然左眼瞎了，但是右眼的视力依旧正常，其他感觉也都正常。智力方面虽受到一些影响，但在说话和行动方面都没有问题。工地的包工头没有让他再做原来的工作，问题并不出在他体力不支或是缺乏技术，而只是因为他性格大变。以前盖奇是工地上最能干的一名工头，待人和善、精力充沛、头脑清楚、做事稳重，对所有自己制定的计划都坚持不懈直到完成。他被大家看成是一位精明而有经济头脑的人，在上司的眼中是“最为高效和能干”的员工。但是自从那次事故以后，他在性格、好恶、梦想、志向和情绪的稳定性方面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因此尽管他的肉体还活得很好，但是活着的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新人了。哈洛医生是这样描述他在心理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的：

这样说吧！他在理性和动物本性之间的平衡似乎已被打破。他反复无常，无礼，不时表现得极为粗野（他以前可不是这样），对同伴缺乏起码的尊重，对他的要求如果不予满足或者进行劝告，他就极不耐烦，既固执又变化无常和犹豫不决，刚想好要怎么做，马上又放弃了，而想出似乎更好的其他行动。他的智力和表现就像一个小孩，他虽然是一位强壮的男子汉，却充满着兽性。在他受伤以前，尽管他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头脑清楚，了解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在执行自己的计划方面充满活力又坚持不懈。他的头脑在这些方面完全变了，因此他的朋友和熟人都断然认为他“不再是原来的盖奇了”。

在失去工地工头的职位后，他在一个养马场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因为行事乖张、不守纪律而遭解雇。巴洛医生说他“老是找一些他不能胜任的事来做”。4年之后，他又到南美洲浪迹8年，之后回到加利福尼亚他母亲处，什么工作都做不长，1861年终于因癫痫发作持续不断而驾鹤西去。由于当时正值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消息不畅，哈洛医生根本不知道他的死讯，因此当时并未做任何尸检。哈洛医生是在5年以后才知道噩耗的，他为失去研究盖奇脑的机会而懊恼不已。不过后来盖奇的母亲答应哈洛把他的尸体重新挖出来，并让他保存盖奇的颅骨和那根铁棒以作为这件医学奇案的物证。现在这些东西都还保存在哈佛医学院的瓦伦医学博物馆里。

盖奇的故事是悲剧性的，但是对盖奇的治疗、观察和报道却成就了哈洛医生，成为他一生事业的闪光点。他正确地指出了盖奇行为上所表现出来的剧变是特定脑区损伤的后果，而不是事故所产生的总体反应，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很大胆的。哈洛医生的断言很可能与其接受过某些脑功能定位思想有关，1842年，在这场事故发生以前，颅相学家赛泽（Nelson Sizer）访问卡文迪许，在那里作过有关颅相学的讲演，而哈洛医生正参与了接待工作。令人颇感遗憾的是，由于上面所述的种种原因，哈洛未能对盖奇的脑做尸检，因此他不能精确地说出盖奇脑损伤的部位，而且盖奇的症状牵涉情绪、决策、做计划和社会行为等复杂功能，这就使得要把问题讲清楚更为困难，这点我们不能过于苛求前人。要知道布罗卡对病人做尸检发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语言区是后来的事（1861年），而通过实验证实运动区的存在更是1870年的事了。^[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