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号令向黑线开火

第二十一章　听号令向黑线开火　遵指示防知青闹事

牛粪巴拉子哭妈——两眼墨黑。

掂上磙子砸月亮——不识高低。

桂香自从订婚后，一见沙金就羞得躲起来。家里人都劝她大方点，可她没勇气。沙金理解桂香，她还小，害羞是正常的。

又是夏播大忙季节，宝西大队的突出政治活动也形成了高潮：毛主席著作、语录牌和报纸三下地；各户小黑板上的毛主席语录10天更换一次；大队政治夜校每隔3天上一次课，黑板报7天出一期；各种组织的会议和学习按制度进行，基本上做到了雷打不动。

作为大队会计，沙金除了做好业务工作、完成每月15天的劳动任务，还兼着“毛著”学习辅导员、新闻通讯员、板报员和四队团支部书记。为了把每一项工作都做得妥妥帖帖，他经常加夜班，时间一长，得了个毛病：每到下午，脑袋发烧发昏，好像感了冒。让刘医生看了看，刘医生说：“体温正常，不发烧，不是感冒。你感到头烧头昏，是‘阴虚’，是长期熬夜引起的，不用吃药，以后早点睡觉就好了。”

不熬夜行吗？就说兼任四队团支书的事，他本来不想兼，可左治中硬让兼，为了不影响俩人的关系，他只好答应。事后才知道，这不光是左治中的意思，还有单全福的“阴谋”。单全福早就想让他帮助四队搞搞突出政治，但不好向大队开口，就借大队团支部升格为团总支、各队成立团支部的机会，撺掇左治中让沙金兼了四队团支书。单全福想，只要把团员和青年鼓动起来，队上的突出政治就好搞了。果然，在上次全大队检查评比中，四队的突出政治受到大队表扬。

就在全大队农业生产和突出政治齐头并进，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公社又下来一项新的紧急任务：立即组织干部、社员学习《解放军报》发表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文章，展开对“三家村”反党集团的批判，并将学习批判情况每天用电话向公社汇报一次。正好当晚是大队政治夜校学习日，钟复元让沙金找出登有那篇文章的报纸给他念了一遍，作好晚上发言的准备。

参加学习的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听沙金念完这篇文章，感到又突然又新鲜：“四清”才搞过一年，北京就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可见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多么英明！作为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应当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投入到批判斗争中来。否则让反党黑线得了势，贫下中农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无须领导作更多动员，阶级本能和阶级觉悟使所有在场的干部立即对“反党黑线”展开猛烈批判。钟复元、常四元、吴瑞花、隋凤山及各队队长都以新旧社会对比，以本大队发生的巨大变化驳斥了“三家村”对“三面红旗”的污蔑和攻击，表示要坚决同他们斗争到底！

下课时，钟复元要求各队利用田间地头和晚上时间组织社员学习讨论。大队干部每人包两个生产队，帮助学习并收集情况。沙金被分在四、五队。

事有凑巧，第二天一早，下起了小雨。早饭后，天上乌云越聚越浓，地上雨点越落越密，四野被雨幕连成一片，道路被雨水淋得溜滑。“早雨不多，一天的啰唆”，出工是不可能了。沙金赶紧披个麻袋，跑到四、五队队长家里，让他们利用雨天组织社员学习讨论。两个队长都说“行”。他给孟媛安顿，让她帮五队念报纸，作好发言记录，孟媛欣然接受。她现在不仅是五队的会计，还是大队团总支副书记，干这类工作责无旁贷。沙金回到四队文化室，等待社员们到来。

单全福穿着从部队带回的雨衣，在寨子中间的街道上喊了一遍，来到文化室，和沙金一起等人。刚坐下一会儿，就见单老二头戴旧草帽，手拄长木棍，一步一滑地向老庙走来。他虽然在开春得了一场病，身体虚弱，出工不多，但队上大大小小的会议却从不缺席。他不想被别人忘掉，更不愿失去党和毛主席赋予他这个“主席”的权利。

因为下雨，来开会的社员不多。单全福生气地说：“净是些贱驴皮！下了雨，田里干不成，叫坐在这里开个会，还‘穷汉请客——他来你不来’。”又对副队长赵来顺说，“你把我的雨衣穿上，再挨门门子喊一遍，看谁的架子大请不来。”赵来顺披着单全福的雨衣走了。

过了一会儿，又陆续来了一些人，有的妇女抱着娃娃，有的妇女带着针线活儿。常四元头上顶着一件旧衣裳，一进门，不好意思地说：“吃了饭，想趄一趄，谁知道一趄就趄着了。”

单全福看看人来得差不多了，宣布开会，他说：“今天来开会的每人给2分。”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他请沙金读完报纸上的文章，自己作了引导性发言，然后让大家发言。

常四元已在大队政治夜校参加过学习讨论，又是大队领导，便带头发言。

赵来顺和几个年龄大的社员也发了言，但都是三言两语，没有激情。妇女们有的纳鞋底，有的哄娃娃，有的交头接耳扯闲磨。沙金看着这种场面，着急地说：“我们的团员和青年今天都咋了，一个也不发言？是没听懂，还是有顾虑？”有的团员和青年对沙金笑笑，意思是说：我们还不太明白。沙金对单全福说：“我看有的人可能没把精神弄明白，是不是把报纸再念一遍，简单地讲一讲。”

单全福说：“行。这回都好好听着，尤其是那几个开小会的，正经叫你们发言的时候，你们‘猪吃上花椒——闭了语’，不叫你们说话的时候，你们的话比猪屎多。还有那几个做针线的，赶紧收起来，不要瞅这种机敏。领娃娃的把娃娃领好，不要凑热闹。”经他一收拾，会场里安静下来。

沙金一边读报纸一边根据自己的理解作了简单解释，一些没发言的社员特别是团员和青年纷纷发言，会场里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发言高潮。直到快晌午了，发言还在继续。单全福一看雨停了，对沙金说：“干脆先讨论到这里，叫大家回去煮饭。后晌如果下雨，接着开，不下雨，就干营生。”沙金同意。

整整一个5月，全大队共召开各种学习讨论会60多场，写大字报八百多张。沙金忙于和左治中收集、整理、汇报情况，把参加劳动的时间占了不少，他有些着急，打算在下个月补上。可是，进入6月份以后，《人民日报》一连发表了几篇社论，而且全是大字标题。公社不仅让继续组织干部社员学习，还让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当听了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消息后，公社党委召开全社青年、民兵、妇女代表大会，坚决拥护中央决定，愤怒声讨“三家村”反党集团的罪行。孟媛代表宝西大队在大会上发言。

沙金和左治中利用参加大会的间隙找到高展，让他谈谈对目前形势的看法。高展笑了笑说：“我又没和中央连着直通电话，有啥子看法？”停了停又说，“从社论的提法看，口气越来越重，好像有大事要发生？”他的话更使沙金和左治中堕入五里雾中。

左治中说：“我们这里天高皇上远，谁知道上面是咋回事，‘河沿上尿尿——随大流’吧！”

沙金说：“‘文化革命’‘文化革命’，也就是把文化界的事闹一闹，叫全国的老百姓警醒警醒，受受教育，还能闹出啥大事来？”他想用这个话套出高展的看法。

高展说：“你别套我，现在情况还不明朗，我也在观察思考，说不出什么路路道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既然中央把声势造得这么大，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我们都注意看报纸、听广播，静观其变吧。”

事情果然不那么简单。一个月后的一天，钟复元和隋凤山参加了公社的紧急会议，带回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上海知识青年在县上闹事了！大队立即于当天下午召开大队干部和五、八两个生产队队长参加的小会，传达公社会议精神。

钟复元根据记忆，简单介绍了上海知识青年闹事的经过。前几天，县城附近一个青年点的知识青年派代表向县委提出三条要求，一是要求派代表回上海母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二是要求生产队给他们写大字报的时间，三是要求县委明确农村“文化大革命”怎样搞。县领导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给县委贴大字报，说县委不支持“文化大革命”，还把大字报印发到全县各青年点。县委领导认为，这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借机闹事，必须坚决制止。县上已派出工作组，到闹事青年点做思想工作，县上许多单位贴了拥护县委、反击闹事知识青年的大字报。接着，隋凤山讲了公社党委关于防止本公社知识青年闹事的具体要求：凡是有青年点的大队，必须做好知识青年的教育和防范工作，要向他们讲清楚，现在是水稻薅草季节，要全力以赴地消灭草荒，保证农业丰收，用实际行动支持“文化大革命”。生产队不能把知识青年派到外面干活，已经派出去的要马上换回来。队长要天天清点青年人数，没有正当理由不给准假。发现反常情况及时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必要时可召开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座谈会，进行公开教育和辩论。一句话，要把闹事的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

为了防止县上闹事的坏风蔓延到宝西大队，大队领导决定，向五队八队各派一名大队干部，以帮助工作为名，对知识青年进行监视。五队派的是常四元，八队派的是吴瑞花。钟、隋二人怕常、吴二人误会，解释说，为啥派你们两个去？因为你们是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又是共产党员，根子硬，牌子亮，说话有分量，即使说错了，也可以用“不识字、大老粗”来遮盖，但是我们是大队的主要领导，直接出面没好处。俩人理解并接受任务。

沙金对钟复元关于知识青年闹事的情况介绍既好奇又不满足，待屋里剩下钟复元和隋凤山时，问：“钟书记，上海青年的大字报写了点啥嘛，把县委紧张成这样？”

钟复元说：“我也不太清楚。”停了一下又说，“唉！这些年轻人啊，不知道咋想的，搁着营生不好好干，闹啥呢？”

隋凤山恶狠狠地说：“哼，咋想的？苦得挡不住了，想找借口回家呢！”

沙金觉得，钟复元对上海青年给县委贴大字报的行动很不理解，甚至有些替知识青年担心。而隋凤山仅凭个人想象就下了知识青年“苦得挡不住，找借口回家”的断言，未免太武断。从宝西大队二十几个知识青年的表现看，绝大多数劳动踏实，比较安心，有的还当上了“五好”青年。估计其他青年点的知识青年劳动也不会差。给县上贴大字报的知识青年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文化革命”，绝不是“苦得挡不住”。可是，静安县又不是北京，也没有“三家村”，有啥闹头？也许孟媛他们知道其中的原因吧。

晚饭后，沙金借口还书，来五队青年点找孟媛。一进门，见孟媛和两个女青年头挨头地看文件，还用上海话小声议论着。她们看得太专心，以至沙金来到屋里也没觉察。沙金问：“你们看啥好东西，这么专心？”

这一声，把三个女青年吓了一跳，急忙把文件收起来。孟媛抬头一看，是沙金，反问：“你是不是也想看？”

“啥文件？”

“不是文件，是传单！”

“传单？”新名词，没听过。孟媛把一份油印的传单递给沙金。

沙金一看标题，才知是上海青年给县委写的那张大字报，不禁暗暗一惊：“这个东西这么快就到了他们手里？”他把传单从头至尾看了一遍，觉得上面说的跟钟书记传达的内容差不多，只是最后几句附言带有煽动性。号召全县上海知识青年和革命群众积极行动起来，以各种形式支持这张革命的大字报，向静安县委压制群众、抵制“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展开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看起来这些贴大字报的知识青年不但要闹事，而且要闹大事。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非贫下中农出身的大队干部就要格外小心了。于是把传单还给孟媛，嘱咐她“头脑不要发热”。回大队去了。

他没把看到传单的事向大队领导反映，他要为孟媛她们保密。他打算暂时不再打问知识青年闹事的事，而是按照高展说的，“静观其变”。白天，他利用近期大队工作较少的机会，在四队参加水稻薅草，以弥补上个月欠下的劳动天数，晚上，除在四队开过一次团员、青年会，其他时间都帮桂香认《毛主席语录》上的生字。

这天午后，他跟几个社员站在寨子大门口准备下地，常四元在远处喊他。他往前走了几步，常四元说：“你后晌不要干营生了，赶紧到北面几个队通知人去。”

“通知人，通知啥人，通知人干啥？”沙金问。

常四元说：“你听我慢慢说唦，”接着压低声音说，“五队八队的青年也有动静了。五队那个姓孟的青年跑到大队问小左借什么刻字钢板，小左不借给，就和小左闹。八队的青年听见了，连营生也不干，钻在屋里给大队写大字报。钟书记给公社汇报，公社报到县上，县上叫组织贫下中农帮助教育。大队领导商量，叫从各队找些贫下中农来大队开辩论会，把这股坏风压下去。他们几个怕青年抓把凭，不闪面，叫我主持。唉！我推也推不掉。南面子一、二、三队我叫小左说去了，中间四、五、六队我给说，你光通知北面子七、八、九、十队就行了。叫他们赶太阳傍山的时候把人派来。”他说的青年就是上海知青，当地人都这么叫。

沙金感到事情既突然又严重，在心里说：“大队这样做，不是用贫下中农压制知识青年吗？这可不符合《人民日报》社论精神！”他想推托不去，又怕大队领导批评，问常四元：“一个队来几个人？”

“来上几个就行了。”常四元说，“噢，我差乎乎忘记了，贫协主席一定要来。其他人要嘴头子利索的，成分好的，千万不敢把成分高的人闹来。”

沙金问清这些，回家骑上车子，到北面队上通知人。一路走一路想，今天晚上的辩论会肯定非常激烈，他既不想站在贫下中农一边批判知识青年，更不敢站在知识青年一边批评贫下中农，也不愿站在二者中间当和事佬，最好的办法是不参加这个会。可头上有“婆婆”，如果“婆婆”叫参加，不参加能行？怎样才能巧妙地避开这场辩论会？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跟钟书记说说，允许他晚上不去参加。跑完七、八队来到九队，他有当无地来到钟家，老远见院子里立着一辆自行车，走近一看，是隋凤山的，便断定钟、隋二人在屋里，就进了屋。

钟、隋二人见他进来，问：“是不是有啥事？”

他答道：“当紧事没有，就是……就是想问问今天晚上我不参加行不行？”

钟复元问：“你家里有事？”

沙金答：“家里倒没事……就是觉得我参加了不好。一来……我不是贫下中农，二来……我跟这些人都熟熟的……”

钟复元体谅沙金的难处，说：“那你就不要参加了。”

隋凤山说：“我和老钟、老吴都不能参加，剩下老常和小左两个人怕是拨拉不开。我看你还是参加上，光长耳朵不长嘴。但是如果有的青年说了反动话，你悄悄记下，以后整材料也有个根据。”

“整材料？整啥材料？”沙金不解。

隋凤山说：“这个你没经过。这次的情形跟1957年大鸣大放差不多，闹到最后，提意见最多的都成了‘右派’。”

“有这么厉害？”沙金既茫然又害怕。

钟复元说：“你跟老常和小左说，叫他们一定向贫下中农讲清楚，只能动口，不能动手，工夫也不能闹得大了。”沙金答应着离开钟家，到十队去通知。

太阳落山的时候，各队贫下中农代表陆续来到大队部，有男有女，有老有青，四队的单老二也来了。大队会议室里点着煤油灯，知识青年们和当地社员自然地分坐两处。常四元看看人到得差不多了，说：“今天我们开个贫下中农和青年座谈会，讨论讨论‘文化大革命’的事。前几天有的上海青年给县委贴了大字报，惹得好多机关单位不满意，也给他们贴大字报，闹得乱哄哄的。我是个大老粗，说不来个话，就知道种田打粮食。上海青年来这里，原为的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多打粮食，支援国家。这向子好多稻田都叫草夥了，队长急得跳蹦子，社员忙得歇不成晌。再过几天麦子又黄了，活都赶到一搭里。我们种田的人，把田种好就是革命，最好不要撂下生产闹革命。行了，我就说这么几句，大家讨论。”

常四元的话音刚落，孟媛立即站起来，说：“我发言！”人们的视线一下子集中到她身上。她从兜里掏出一张纸，说，“这就是县城附近的知识青年给县委写的大字报，我念给大家听听，看有什么错？”接着大声念起来。

听完孟媛念的大字报，会场里一片沉默。左治中一看不对劲，对孟媛说：“他们要求派代表回老家参加‘文化大革命’，还要队上给时间写大字报，我问你，他们是社员还是学生？我再问你，他们说县委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到底咋样才算支持，难道叫他们回老家才算支持，叫他们睡在屋里写大字报才算支持？我看他们纯粹是拿革命做挡箭牌，躲避劳动！”

孟媛对左治中的发言十分不满，顾不得左治中是她的上级，气愤地说：“左书记，你不要造谣污蔑好不好？”

丁一夫没等孟媛把话说完，冒里鼓出地就是一句：“我看你说的话，就像个资产阶级保皇派！”他身体好，劳动好，在开沟挖渠中表现出色，受过大队表扬，其他队有些社员认识他。他说完，用手扶了扶缠着绳子的近视镜腿子。其他知识青年跟着他的话一起指责左治中。

左治中见知识青年们起了哄，贫下中农却没人反驳，便抓住丁一夫的话把儿大声喊道：“贫下中农同志们，你们听见没有，丁一夫说县委是资产阶级，贫下中农是资产阶级保皇派，太反动了！”

经左治中这样一煽动，贫下中农如梦方醒，立刻进行反击。常四元说：“小丁，你不能胡说呀。县委是经过‘四清’运动考验的，静安县是中央挂了名的先进单位，咋能是资产阶级？”

单老二咳嗽一声，站起来用手指着丁一夫说：“小伙子，别看你的二轱辘眼镜戴得好，我看你是‘掂上磙子砸月亮——不识高低’！你给我说说，谁是资产阶级？啥叫个资产阶级保皇派？连毛主席都提倡我们贫下中农，你这个孙子咕碌子就看不起贫下中农？你当我们不知道你们这些人的老底子，你们的爹妈不是资本家就是反革命，你们把县委闹倒，想给你们爹妈报仇呢！”

单老二的话刚完，会场就乱了，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代表争着发言，互不相让。人们全都站了起来，进行一对一地辩论。言词尖刻，情绪激昂，唾沫四溅，手臂乱挥。有几个贫下中农专门围着丁一夫，严词质问。孟媛一插嘴，马上就有几个贫下中农围过来跟她辩论。知识青年中有几个胆大的过来给丁一夫和孟媛解围，又被贫下中农分割包围。

常四元看看局面无法控制，大喊道：“散会散会！”但没人理睬，自己先走了。

辩论会从会议室移到院子里，分成好几摊儿。几乎所有的贫下中农都投入了辩论。从人数和气势看，贫下中农占绝对优势。许多知识青年看到形势对他们不利，有点害怕，趁天黑开了小差。

丁一夫虽知自己说了过头话，但不肯认错，找出各种理由进行辩解。越是这样，贫下中农越是不依。辩论一直持续到夜里11点。多数贫下中农怕耽误明天上工，陆续走了，院子里只剩下以左治中为首的七八个贫下中农和以丁一夫、孟媛为首的四五个知识青年继续辩论。沙金怕他们再次进入会议室，把会议室的灯吹灭，把门锁上，然后来到辩论圈外喊了左治中一声：“小左，接电话！”左治中信以为真，暂时丢下丁一夫等人，跑到办公室。沙金跟了进来。

左治中一看电话机手柄款款放在机架上，问：“哪里来的电话？”

沙金一笑说：“我不说有电话，你还往天亮辩呢！”

“你这个家伙呀……”左治中知道上了当。

沙金说：“我说你算了，常主席都走了，你还辩个啥？”

“咳，你不知道唦。今天上午就是孟媛领着‘丁眼镜’，还有八队那个姓周的小平头，硬要借大队的钢板刻传单。我不借给他们，他们就跟我闹，叫我把他们从屋里搡了出去。你看看，今天晚夕孟媛念的啥东西，‘丁眼镜’说的啥话？刚才不是你喊我，我非跟他们辩到天亮不可！”

沙金说：“都啥时候了，吵得四邻不安的。你给队上那几个人说说，叫回去睡觉去。”

左治中说：“你给说去。我一去，那几个侉子又把我住了。”沙金知道左治中说的“侉子”是上海知识青年，这是当地人对外省人的称呼。他顾不得纠正这种不恰当的称呼，跑出去劝解辩论的人。

院子里只剩下丁一夫和三个当地人，丁一夫像个皮球似的被推来推去。他的声音已经沙哑，头上的帽子不知去向。沙金对三个当地人说：“鸡都快叫了，还不赶紧回家，明天不想上工了？”

听了沙金的话，其中两个当地人转身回家，剩下一个仍以不服气的口气对丁一夫说：“小伙子，服不服？不服，明天晚夕再来。”

丁一夫往前跨了一步，想说什么，沙金暗中把他拉住并对那个社员说：“座谈会嘛，有啥不服的，赶紧睡觉去吧，小心你婆姨拧你的耳朵。”这个社员走了。

丁一夫还想跟沙金说什么，沙金怕引起左治中的误解，说：“今天太迟了，有啥事明天再说。”丁一夫回去了。

回到办公室睡下后，左治中问沙金：“你今天怎么‘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是不是怕得罪那几个侉子？”

沙金说：“领导事先给我安顿了，叫我光听不说。”

“你现在也学滑了。”左治中说，“我就不服他们，他们犟，我比他们还犟！”

“照你们这个辩法，把太阳拴住也辩不清。”

“辩清辩不清，反正把他们闹了个窝牛回。‘丁眼镜’再敢来，我照样把他闹趴下。”沙金在心里暗笑。两人睡下，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钟复元用电话把昨晚开会的情况向公社作了汇报。下午，县上和公社各来了一名干部，县上来的是上次在这里帮助支部整风的宣传部干部王玉龙，公社来的是翁河。他们听了大队领导的汇报后，王玉龙肯定了大队组织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座谈辩论的做法，并讲了三点意见：第一，一定要坚决彻底地把知识青年闹事消灭在萌芽状态。严密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不让他们重新抬头；第二，发现外来串联的知识青年，要立即撵走；第三，把丁一夫等人的反动言论整成材料，逐级上报。

钟复元说：“常主席和吴书记继续留在五队和八队，一面包队，一面监视。”

他的话还没说完，常四元就说：“以后再开青年会，你们领导主持去，别叫我当挡箭牌。”

隋凤山听不上，反驳说：“啥叫个挡箭牌？工作嘛，该谁干谁就干，如果都怕树叶子掉下来把头打了，还能干工作？”他敢于用这种口气批评常四元，是因为他的身份有了变化。三天前，县上已正式发文批准他恢复公职，公社党委让他以公社干部身份继续留在宝西大队任大队长。

常四元不知道这个情况，坚持说：“反正我主持不了，谁的本事大谁主持去！”

隋凤山还想批评常四元，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左治中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七八个知识青年，丁一夫和孟媛站在最前面，就拦在门口问：“你们有啥事？”

孟媛说：“大队领导在不在？”

左治中说：“领导开会呢。”说完退回屋里，“嘭”的一声关上门。

知识青年们此来的目的是质问大队领导昨天晚上为什么组织贫下中农围攻知识青年，却受到左治中的粗暴对待，索性站在门口不走，一个劲地敲门。

屋里人被不断的敲门声搅得没法开会，隋凤山对左治中说：“你把门开开，看他们想干啥？”左治中一开门，知识青年们一拥而入。

钟复元问：“都不好好干营生，成群搭伙地跑到这里干啥？”

孟媛说：“我们想跟大队领导谈谈。”

“谈啥呢？”钟复元装糊涂。

孟媛说：“谈谈昨晚上开会的事。”

“噢，”钟复元说，“会都开过了，有啥谈头？”

孟媛说：“我们认为这个会的方向有问题。是故意让贫下中农围攻知识青年，制造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对立。”

“哎！”钟复元说，“小孟，你可是大队团总支副书记，说话要有分寸。贫下中农和你们座谈，咋成了围攻。照这个样子，以后谁还敢教育你们？我看你把大家领回去，好好做做工作，安分守己地干营生去，再别随上疯子扬土了。我说的是好话，你是个聪明人，赶紧回去吧。”

丁一夫说：“不行，你得给我们解释清楚，知识青年给县上写大字报有什么错？你们为什么要和党中央、毛主席唱对台戏？昨天晚上的会是谁策划的？不然我们不走！”

看着这伙知识青年不听劝告，隋凤山按捺不住心头之火，大声说：“丁一夫，我看你是背上五斗寻一石⁽¹⁾呢！你昨天晚上骂县委是资产阶级，骂贫下中农是资产阶级保皇派，纯粹是反革命言论，你的胆子也忒大了！但是贫下中农教育你们，你们不服，和贫下中农闹了大半夜。但是今天你们又跑到大队闹事，好，你闹，我陪着你，看谁能把谁闹倒！实话告诉你们，宝西大队不是静安县委，你们想咋说就咋说，想咋干就咋干，但是我们是生产单位，不是跟你们斗嘴皮子的地方。你们再胡闹，看看贫下中农怎么收拾你们！”

孟媛红着脸说：“隋大队长，你怎么乱扣帽子，拿贫下中农压我们？”

翁河见孟媛眼泪都快出来了，以上级对下级的口气说：“小孟，再不要说了，说多了没好处。你们来农村插队落户的目的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现在农活这么忙，你们放下生产不搞，跑到大队提问题，干扰大队的工作，上升到原则看，是个什么问题？听说昨天晚上你们当中有些人说了不该说的话，你们要冷静地想一想。想好了，写个检讨，交给大队党支部。只要再不胡闹，就既往不咎。”他停了一下又说，“我说的这些可不是个人意见，你们要认真考虑。”

听了翁河一番棉中带刺的话，孟媛软了下来。翁河是个说话谨慎的人，没有上面的意思，不会擅自表这样的态；再闹下去，不仅她本人的团总支副书记职务受影响，还要连累其他同学。再说现在对县上和其他青年点的情况还不清楚，不如先作点让步，等得到外面的消息再说。于是以半妥协的口气说：“翁书记，既然你把话说清了，我们就回去。检讨就不做了吧？”

“不行，我提的问题他们还没答复！”丁一夫不让步。

孟媛生气地说：“丁一夫，你发神经呀？要闹你自己闹去！”说着要走。

翁河说：“小丁，回去吧，随后我们去你们队上，有些事去了再谈。”知识青年们跟着孟媛出去了。

沙金在一旁一直没吭声，他暗暗佩服翁河的说服力，心想，到底在中央团校学了一堂，水平比过去高多了。同时也为知识青年的前途捏了一把汗。

王玉龙待知识青年们走后，对屋里的人说：“‘人没笼头纸上拴。’检查一定要写，尤其是那个丁一夫，非写不可，而且要深刻。不然一有机会又东山再起。对参与闹事的其他知识青年，要做好分化瓦解工作，把多数人争取过来，把极少数带头闹事的孤立起来，叫他们没有活动市场。”

王玉龙说完，钟复元问：“你们两个人暂时不走吧？”

王玉龙说：“不走，县上给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个事平息了再撤。”

“那就太好了。”钟复元说，“小左，这一向你就陪老王和翁书记，我和隋书记把生产上的事好好闹一闹，沙金把队上的会计抓一抓，眼看要夏季预分了，有啥事随时碰头商量。”

散会后，工作组到两个青年点，和队上的贫下中农一起对知识青年进行帮助教育。丁一夫、孟媛以及其他参加了辩论的知识青年都写了检查材料。丁一夫的检查先后写了三遍，直到写上“我的言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语句才算罢休。五队青年点的集体灶房也因这次折腾一分为二。

沙金庆幸自己避开了逼迫知识青年写检查的工作，十分感激钟复元的安排。

夏收开始了，大队干部们分别到各队和社员一起“龙口夺食”，王玉龙和翁河暂回各自单位复命。宝西大队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注释】

(1)背上五斗寻一石：一石为十斗，这里指没事找事、加重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