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给传统媒体带来的竞争变化有三:速度的竞争;全媒体形式的竞争;全球化的竞争。
2012年6月，《纽约时报》中文网开通[42]，至此，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华尔街日报》中文网、路透社中文网等都在中国展开对精英读者的争夺。网络的全球化让中国的媒体发现，他们的竞争对手不但来自同一媒体，而且来自所有媒体，竞争不但在中国，而且是在全球。
要赢得中国的受众，就要在比10年前多几百倍的竞争对手中胜出。对于新闻产品而言，唯一的制胜之道是信息的质量。
在网络时代，无限的是信息，有限的是受众的时间;有限的是时间，无限的是对内容质量的要求;有限的是注意力，无限的是对确定性信息或曰真相的追求。
2012年年末和2013年年初，来自美国的老媒体和新媒体的消息让人们困惑不已:
“世界上第一家iPad报纸The Daily将于12月15日停止出版。The Daily是新闻集团(News Corp．)旗下首份面向iPad用户的电子收费杂志，于2011年2月创刊”[43]。
2012年的圣诞节，美国第二大新闻杂志《新闻周刊》宣布将停止出版印刷版[44]。
2012年2月，“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时代》杂志所属的时代公司将裁减500名员工，占到总人数的6%。广告收入减少为裁员主因”[45]。
即使是在媒体融合中表现不错的《纽约时报》在分析师眼里也并不乐观:尽管“《纽约时报》公司周四公布财报指出，由于其数字版报纸的付费订户增加，其季度收入出现了16．1%的增长”[46]。但分析师认为，“数据指出，当季的经营周数相比之前要多一个，但是广告收入实际有3%的下降;如果剥离多出的这一周，印刷和数字版报纸的广告收入实际上有8．3%的下降”[47]，实际上“第四季净盈利同比增长近两倍，主要得益于与出售问答网站About．com相关的9 670万美元税前收益”[48]。因此，实际上《纽约时报》“如其所在的整个媒体业一样，在数字世界仍走得不顺畅”。“还未找到通向财务稳定的清晰之路”[49]。果然，在2013年一季报中《纽约时报》集团净利润下降近93%[50]，震惊报界。
旧媒体不行，向新媒体转型也不行吗?难道网络时代的全民记者潮已经让大众传媒无计可施了吗?
媒体依赖广告支撑，美国媒体的境遇既是网络的冲击也是基于金融危机后的经济衰退所致。不仅媒体，包括金融和制造业等各个产业都复苏乏力，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
在中国，作为一家以新闻见长并由传统转型而来的媒体，凤凰网的成功仍然让不少传统媒体人认为向新媒体的成功转型是可期的。根据2012年11月公布的凤凰新媒体财务报告显示:“凤凰新媒体(NYSE:FENG)今天发布了截至9月30日的2012财年第三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截至2012年9月30日，凤凰网第三季度总营收为人民币2．86亿元，同比增长5．8%。第三季度净广告营收同比增长11．4%。四季度广告环比预计增长20%。”[51]
媒体确立自己的竞争优势存在很强的“路径依赖”:作为最古老的媒体品种，应对广播的速度和电视的形象，报刊业依靠解释性报道和调查报道顽强地存活并生长至今。
应对网络的挑战是否仍然需要一个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战略抉择?
作为竞争战略之父，波特提出:“竞争优势归根结底产生于企业为客户所创造的价值:或者在提供同等效益时采取相对的低价格，或者其不同寻常的效益用于补偿溢价有余。”[52]
作为产业，传统媒体确实步入衰退周期，只有强大的企业可以最终幸存，这取决于对“剩余细分市场”的分析和把握。
新闻采编业务是传统媒体核心能力，也是成本构成的核心，网络披露的低价优势不是传统媒体可以效仿的，盲目的全媒体战略只会消耗现金储备;但信息仍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及时信息是网络模式所长，准确、及时和深入、全面的报道是专业媒体所长。
美国《新闻周刊》和The Daily可以同时作为放弃新闻所长导致失败的反例:
The Daily作为全世界第一份全iPad报纸，“可是其每天的新闻、评论和可视化信息(infographics)与互联网上可见的同类报道之间并无实质性差别。相对于《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品牌媒体，The Daily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原创性。虽然它在展示形象生动的图片、视频和动画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然而其新闻写作却配不上酷炫的视觉效果”[53]。“The Daily没有强有力的品牌，而且它所制作的那种新闻有太多竞争对手”。它“给所有传统媒体上了一课，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出版物可是没那么大用户需求的”[54]。
《新闻周刊》坚持纸质出版，却基于成本控制放弃新闻优势:即放弃“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的深度报道和国际报道，“从2009年5月起，它把重点转向观点和评论”。“这使它难以区别于信源狭窄的网络和社交网站评论者”。“《新闻周刊》是自己作死，新闻杂志仍然活着”[55]。
这样的两个反例恰恰证明独特性和信任度是传统媒体在网络时代的竞争优势，即波特说的“溢价”，“数字化时代的读者其实更渴望拥有可信任的信息源。2011年皮尤调查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调查显示:84%的移动设备用户说，新闻应用品牌是他们决定是否下载该应用的重要因素”[56]。
从2007年到2011年，坚持全面提供国际新闻以及付费阅读的《经济学人》集团的运营利润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增长;[57]在全球经济危机和新媒体挑战的双重压力下，报业裁员屡见不鲜，但我们研读英国《金融时报》的母公司培生集团的2012年报发现，《金融时报》仍然在招聘扩张[58]，营业收入除2009年外，仍能保持增长，从2012年底开始，默多克集团和彭博社拟收购的传言不断[59];在中国，面向年轻群体的新闻杂志《看天下》、都市企业白领的《第一财经周刊》以及政经高端读物《南风窗》等也都在各自的细分市场一直很好地“活着”。
图6-1 金融时报集团雇员人数
数据来源:培生集团年报资料[60]
图6-2 培生集团2008—2012年营业收入(百万英镑)和营收增长率
数据来源:培生集团年报资料
2013年的培生集团披露的半年报中，虽然同比营业收入几乎没有增长，但其营业利润仍然增幅不小，更加重要的是《金融时报》集团数字服务的收入占总营收的54%。《金融时报》电子订阅量为343 000，同比上涨14%，FT网页的APP用户数量已经超过四百万[61]。
图6-3 《金融时报》集团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百万英镑)
数据来源:培生集团2013年半年报[62]
2013年，英国《卫报》(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率先曝光“斯诺登事件”，报道美国“棱镜”监视项目，“揭秘美国政府与私营企业就监视项目展开的合作”[63]，轰动一时。随着事件进展，“猛料”不断，中、俄、欧盟等越来越多的政治力量都先后牵涉其中[64]。
正当全球报业在转型乃至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这一标志性事件，让人们重新思考“硬新闻”和传统媒体的价值[65]:
“《卫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全面揭露美国国家安全局(以下简称‘NSA’)的‘棱镜’监视项目，在全球引发轰动”，“这意味着报业历史上首次面临这样一个考验:硬新闻和调查性新闻能否凭借自己的能力生存下去?但愿如此，因为上周的情况表明，我们仍然需要这些老气横秋的传统媒体来发挥监督作用，这种需求或许从未如此强烈。”
从2013年8月到10月，历时近两个月，“美国《华盛顿邮报》公司1日宣布，亚马逊公司创始人杰弗里·贝索斯当天已经完成以2．5亿美元收购《华盛顿邮报》[66]”。
新媒体时代，以新闻立身的传统媒体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好新闻永远有读者，关键是谁来提供，是网络?是公民记者、还是传统媒体?
在不具备速度优势的前提下，传统的新闻媒体价值何在?职业的新闻记者价值何在?
不是每天都可以有“棱镜项目”这样轰动的报道，但有质量的报道，恪守专业精神的报道，无限接近真相的报道，是受众选择传统媒体一贯的理由。
从新闻操作而言，无论面向什么样的读者，区别于网络的随意，传统媒体报道必须恪守三个底线:
1．先有事实，后有报道
新闻首先是事实的报道，不能确保事实的可核对性就不足以成为报道。
“在源源不断地大量生产新闻的新兴媒体文化中，新闻变得碎片化;信息源反过来控制了记者;新闻工作标准的改变使把关人不再起作用;廉价的、极端的观点充斥于报道之中”，“新闻工作者只顾着一股脑儿地把最新消息发布出去或放到网上，几乎不会花时间去核对事实”，“创造出我们称为断言式新闻(journalism of assertion)的新形式，并且已经推翻了传统的确证式新闻(journalism of verification)”。网站的集纳式新闻则常常“不负责区分留言、事实和猜想。去伪存真的工作完全依靠使用者来完成”[67]。
看来，对网络崛起冲击新闻基本工作理念的担心，是世界性的。
早在2006年8月轰动全国的“富士康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案”中，财经新闻界已经有人提醒偏听偏信网络的弊端:2006年6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发表了该报记者王佑撰写的题为“富士康员工，机器罚你站12小时”的报道[68]，事后记者也承认报道多处来源于对举报人未曾谋面的网络采访和未到现场的“现场还原”[69]。这多少使得热烈声援的新闻同行最终发现对企业的声讨有些“硬伤”。
网络尤其是移动互联时代的社交媒体几乎颠覆了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网络使得传闻传得太广、传得太容易，视而不见可能遗漏新闻，简单复制又可能付出失实代价，损害媒体品牌，有折中的路吗?
《华尔街日报》开设的“华尔街传闻栏目”或许值得借鉴:《华尔街日报》记者丽贝卡·史密斯、约翰·R·埃姆什威勒在《24天:安然垮台真相》中详细记录了对安然财务丑闻的调查过程，其中提到“金钱与投资”版面“华尔街传闻栏目”(HEARD ON THE STREET)，既然明确为传闻，仅供投资者参考，可能是抛砖引玉，但同样要求有扎实的采访。“专门刊登有关某个公司或行业的前景的闲话栏”。但“传闻”对股价影响巨大。因此虽然给记者较大的采写自由，但报社施以严格管理，慎之又慎，既要防止报道在刊发前被人提前获知从事内幕交易，也要防止所谓传闻泛滥伤害投资者权益[70]。
在网络披露消息泛滥的今天，这种做法更不乏是一种启发。
2．先有真相，后有框架
距离事实最近却可能距离真相最远，是记者们时常用以自省的口头禅。
“有新闻专业主义自觉的媒体与记者，是不会简单地被网络情绪牵着走的，他忠于事实永远高过忠于网络民意。”[71]
这个意义上，坚持用一线调查、用看得见的事实“说话”的记者是值得尊重的。
还是引人注目的富士康，在接连发生年轻员工“13连跳”后，《南方周末》派出实习记者刘志毅以应聘工人名义“潜伏”富士康公司。刘志毅事后回忆，最初的调查明显带着“有色眼镜”，一心想发现“血汗工厂”的黑幕[72]:“把每种现象、每个细节下一个结论，试图把员工们的生活状态往压力过大、没有自由、管理制度有问题等方向上靠，那段时间甚至只要从员工嘴里说出‘压力’两个字，都能让我变得兴奋，我会立即记录下来。我总觉得在一步一步接近答案。但事实上，真相这个时候却在远离。”在编辑的指导下，记者迅速调整了思路，“写作时以一般打工者的生活状态为主即可，呈现出的图景与自杀的因果联系，有则有，无则无(真实体现出来的状态不可能没有联系)，不必刻意遮掩掉快乐与青春，而一味放大焦虑与痛苦，应以事实为基础平衡这一对矛盾”。“新闻本非论文，记者心里可有预设的结论，并一步步证实之，但是这个结论本身并不一定正确，只有客观的事实材料才是最终可以倚靠的，呈现出的文本应以真相为蓝本”[73]。
与科学研究一样，记者带着还原真相的目的，不预设框架，不是根据自己的框架挑选事实，而是根据了解的事实调整甚至推翻预设的成见，尊重事实，报道事实，其次才是对事实的解释。只有这样写出的报道才能最大限度地逼近真相。
在今天的中国网络上，几乎随处可见“随手拍”的城管们与小商贩冲突的视频。尽管城管(有时甚至只是薪资微薄的“协管”)站在行政权力的最末端，但也许因为他们面对的执法对象是城市同样最低端的“小贩”，这些冲突已经被网络建构为权力与贫弱的较量。
2012年，一张名为“城管与男孩”的照片在网上流传，《经济观察报》专门刊发了评论[74]:
“这是一张在网络上广泛流行的照片。照片中这位怒目而视的男孩，与他身边仰天痛哭的无助女孩是一对兄妹，他们的母亲刚刚被城管带走。在他们身后，站着一些高大的穿制服的人们，他们头上戴着不同的帽徽、头盔，来自不同的部门。还有一些围观的路人，他们不能上前靠近。这里方才发生过一场街头冲突。男孩是克制的，他努力在克制。他握紧的双手筋骨爆裂，但却身体挺立，稳稳当当地站在众人之间;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通过眼睛表达了他全部的愤怒。强烈的愤怒将他的黑眼球驱赶到一边，就差滚落在地，但他在克制，他必须克制。他的下巴在朝下压，锁住他宽阔的脸膛。他将头偏在一旁，既表达了不服、不屑，也让人明显感到他这是在积蓄力量，‘好汉不吃眼前亏’。他是一个小小男子汉。任何看过这张照片的人，都不会忘记他的眼神，同时也会想到，这种压抑下去也是积聚起来的深深愤怒，未来将会是一种什么模样?……
这天发生的事情，是一个长长的看不到边的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母亲被带走了，用来维持生计的方式被剥夺了，这人家当天的晚饭怎么办?兄妹俩到哪里去找明天的早饭和午饭?……
一个不幸的事情，让他感到火辣辣的疼痛的事情，是他生命中的一把钳子，曾经夹住他，也会始终夹住他，让他感到自己天地的狭窄，感到这个世界不公平，感到胸口永远憋着一口气，随时想冲出去。他于是带着这个框架，去看世界、他人及他自己。这个世界让他脚下的地面发生倾斜，他的头脑也会慢慢随之倾斜。不排除，某些有害的、甚至带毒的思想感情，正在他的体内慢慢滋长。比如仇恨。”
《经济观察报》的评论如实道出了理性的精英们对底层暴戾增长的焦虑，但检索媒体报道，却没有人告诉我们真相:这个孩子是谁?到底是什么样的家庭?那天城管和他家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结果如何?男孩和他的妹妹当天和以后几天的生活怎么样?是否真的无人过问?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检索到相应的报道对这张流传的照片予以还原。
意见的基础是事实，如果没有完整的信息，流传的未必是真相，建构的也未必是现实。
再比如很多关于所谓最牛“钉子户”的报道，似乎一边倒地谴责强拆，但作为钉子户的当事人究竟做什么?提出什么样的要求?真实目的何在?要求是否合理?法律的依据是什么?拆迁与被拆迁的人是否尊重法律?……这些要素不了解清楚，媒体跟着网络舆论走，很容易成为被人利用的“传声筒”。
当然，新闻对真相的逼近，必须是建立在一个又一个尊重事实的基础上的报道:
“新闻追求的真实——一种操作性或实用的真实。这种真实不是绝对的或哲学意义上的真实”，“在最初的报道中，单个记者或许无法超越表面准确的层面。但是在第一篇报道的基础上还会出现第二篇报道，消息源会对第一篇报道中错误的和疏漏的事实进行补充，然后还会有第三篇报道，以此类推。每一个新的层次都会加入不同的背景资料。对于重要而复杂的报道，还会有社论跟进，同时在谈话节目、言论版进行深入报道和讨论，博客和其他互联网站的意见也会加入进来，也包括读者给编辑的来信和广播节目的热线电话，整个公共的和私人的讨论都会成为追寻真相的一部分。”[75]
值得期许的是，我们已经在主流媒体对近期公共事件的报道中看到了这种取向:
2013年上半年，两件与城管有关的冲突经过网络传播，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
2013年5月31日，陕西延安发生了一起城管执法野蛮粗暴的新闻事件，网络上流传的现场视频中，陕西延安城管队员与自行车店老板在互相撕扯打斗过程中，出现了城管队员跳起跺踩车店老板头部的镜头，这让所有看过视频的人都难以接受。[76]
事发后的进展也让网民疑窦丛生[77]:
“延安被踩头商户在网上发布公开信，呼吁网友‘不要听信谣言，客观公正地看待这个事件’，担心延安形象受损，引来再一轮围观。
尽管被打当事人向媒体承认，此公开信确系受其委托而向社会发布，然而公开信里‘政府高度重视’、‘迅速成立调查组’等措辞颇具官方色彩，还是让人倾向于另有隐情。包括知名主持人孟非在内的诸多网友，对这份公开信继续表达着关注，也表达着不解。主持人孟非在其认证微博上将公开信内容归纳为三点:‘1．城管打我是有一定道理的;2．城管局的善后我是满意的;3．延安的形象才是最重要的。看完之后，我唯一的疑问是:这封信是谁帮你写的?’”
中央电视台在十多天后的6月13日，播出了“延安城管打人事件调查”，虽然时隔近半个月，但记者有了更多的时间用于调查和寻访，当事的双方包括车店店主刘国峰和穿黄色上衣的城管队员郑媛媛等，他们的经历甚至是苦衷有了更多的表述机会，更多目击者的材料也公之于世[78]:
“正是这段视频让很多看过的人难以容忍，可是接下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车店店主刘国峰和穿黄色上衣的城管队员郑媛媛双双倒在了地上呢?因为角度的关系，视频没有详细记录下来。当时现场有很多围观者，据说拍摄视频的人也不止一个，经过多方寻找，记者终于在一位路人那里得到一段视频，其中不仅更清楚地拍摄了城管攻击跺踩店主的经过，而且也拍到了后面鲜为人知的一幕。
店主刘国峰出手攻击郑媛媛，被城管队员二次暴打，这时候110接到报案赶到现场，刘国峰和郑媛媛已经双双倒在地上。”
但纵观全文，报道依然还留有一定的盲点，比如在网络上被广泛质疑的商户的公开信等。
再看另一案例:2013年7月17日，“56岁的临武县瓜农邓正加在与当地城管的冲突中倒地死亡，事件引发社会强烈关注”[79]。网络上流传着配乐、配字幕的现场“抢尸”视频，舆情汹涌。
而媒体要做的是什么?是转载网帖还是扑向现场?
事件进展出奇迅速:“死者长已矣，7月17日身亡，18日尸检，19日便已下葬，因为‘迟下葬一天赔付少10万’(据央视网报道)。与此同时，临武县政府有关方面给予死者家属的89．7万元赔偿，也在第一时间到位。涉案城管被刑拘，城管局长等人被免职接受调查”[80]。
但从人民日报微博、新华网、中央电视台到《新京报》、《南方都市报》、《东方早报》、《第一财经日报》等，没有简单跟随网络民意也并没有停止追问，各媒体诉求都同时指向了一个方向:真相。因为诸多疑问并没有解开。正所谓“瓜农之死:真相不能退场，问责拒绝勾兑”。《京华时报》推出四千多字的调查报道[81]。希望今后在媒体的质问中，更多的真相得以浮现。
“2013年7月20日，北京首都机场T3航站楼B出口外，一名中国籍残疾男子引爆自制爆炸装置。经公安机关初步核实，该男子叫冀中星，曾在广东东莞打工，觉得受到不公正对待，上访多年。”[82]又一起底层的暴戾行为，但网络上也不乏同情之声，媒体应该做什么呢?
两天后的7月22日，《第一财经日报》在“第6栏”推出“东莞治安员群像”[83]，对“东莞约有各类治安人员15万人，其中由公安机关直接招聘和管理使用的治安员仅有12 642人”的问题，和治安员“‘干着警察的活，拿着打工仔的钱。’……名声不好，工资特别低，今年5月1日，工资紧急提高了110元，刚刚达到最低工资标准1 310元”的尴尬处境等都做了详细的描述。虽然，这不是直接揭露事件真相的报道，但对完整了解基层的真实问题提供了可贵的参考，从另一个侧面揭示着真相的一隅。
再看“夏俊峰案”:“2009年5月16日，夏俊峰在出摊后就被沈阳城管人员等人带至城管局。在局里，双方发生冲突，夏持刀猛刺致2死1伤。”历经4年多的审判，经最高法院核准，在网络引发的舆情聚焦中，2013年9月25日“凌晨，沈阳小贩夏俊峰妻子张晶在其微博称，正赶去看守所见夏俊峰最后一面。上午，沈阳中院发布消息:经最高法院核准，夏俊峰9月25日被执行死刑。”[84]此后，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网络上汹涌的同情声浪，以及“伊能静称收夏俊峰之子为义子与其妻结为姐妹”(凤凰网2013年9月26日03:38[85])等一类的消息。除了央视、《人民日报》等央媒之外，一些都市和网络媒体都刊发了明显倾向夏俊峰一家(寡妻弱子)的评论或报道[86]。对弱者的同情乃人之常情，夏俊峰的底层身世、其妻的执着和儿子的天分也惹人怜爱，但有谁想过被害人的妻儿呢?是否也应给被害城管的妻儿以同样的注目呢?难怪有人惊呼[87]:
为什么每一起小贩与城管的冲突，都能令举国瞩目，举世沸腾，最终恶化为一个权力群体与另一个权力群体的战争?……夏俊峰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符号。他的身份、他的形象(1．65米的身高，他所杀害的两位城管，身高均超过1．80米)、他的家庭背景(夏父是环卫临时工，月薪700元，夏母每月退休金800元，夏俊峰与妻子张晶摆摊为生)，都堪称无权势者的代表:他承载了他们的苦难，并点燃了他们的勇气。在被简化的权力之争当中，他更容易激起大多数人的同情。他的遭遇、他的反抗或杀戮，唤起的不只同情，还有仇恨，这年头，后者比前者更容易一触即发。他就像一根导火索，引爆了潜伏已久的社会怨恨。
……在此二者之间，我们所生存的社会的伤口逐渐被撕裂开来。夏俊峰被拉向了一边，城管被拉向了另一边，背道而驰，渐行渐远，他们都不再是他们自己，而被寄予了沉重的甚至与他们无关的力量，原本置于他们中间的那一点光明的共识，被虚化为黑色的幻影。终于，拳头与刀光，取代了善意与和解，使小贩与城管，互相视对方为仇雠。
对司法的尊重也是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媒体的标志，否则媒体呼吁多年的司法独立岂非虚谈?司法独立意味着审判必须独立于舆论之外，独立于激进的民粹思潮之外，也必须独立于少数官员的私制和人情之外。人民网刊发《人民网评:夏俊峰案，莫以同情的名义助推“暴戾”氛围》[88]，对铺天盖地的网络舆论提出三点质疑:
首先，舆论中的强弱相对。夏俊峰是小贩，是舆论关注的弱势群体，城管却是执法中的强势群体。然而，太多的人只关注了强弱交锋，却放逐了交锋起因。城市小摊贩究竟要不要管理?城市小摊贩要不要遵守法律、规章、制度?似乎在争论中这是不需要回应的话题。
其次，情感中的生离死别。夏俊峰为人夫，为人父，是家里的顶梁柱，有一个聪明爱画画的孩子。夏俊峰的死，是一个家庭的悲剧。然而，太多人的只关注了一个家庭的悲剧，却放逐了另外两个家庭的离别。城管也有家庭，被刺死的两位城管，他们的家属和孩子，难道不值得同情?难道不值得人们去关心?似乎在争论中也是不需要关注的话题。
最后，法律中的孰是孰非。夏俊峰案事发2009年5月，到如今，案件已历时4年之久，如果不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最高人民法院也不会轻率作出死刑的判决。国有国法，该不该有法必依?似乎争论中也是不需要考虑的话题。
而对于众多的媒体工作者，“夏俊峰案”再次勾起人们对网络时代采编人员专业理念的沉思:毕竟，记者的采访是事后对知情人的访问，记者没有在现场目击，也没有可能掌握比法庭更多的证据，需要以更谨慎、更平衡的报道小心翼翼地接近真相。这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是对法治的信仰，这和媒体的监督使命并不必然矛盾。
从中国社会秩序来看，媒体在转型期利益分化和整合的进程中，不能扮演“撕裂”[89]社会的角色。
这意味着，在网络时代，我们不需要草草出台的报道，不需要简单迎合网民的评论，最需要的首先也只能是事实，最重要的永远是真相。
在人人都可以发布新闻的“全民麦克风”时代，职业的新闻人和专业的新闻媒体，只有认真核对事实、顽强求索真相，才有存在的必要。
3．先有专业范式，后有新闻报道
笔者以为新闻专业的操作范式有两个构成要件:一是真实、准确、全面、客观、公正的专业理念;二是对所报道专业领域的专业知识的把握和敬畏。其中尤以第一点为最重要，坚持新闻的专业理念，即便对专业领域的把握有所欠缺，但审慎和客观的态度仍有可能最大程度避免报道的偏差。
比如网络上近年对中国的外储战略和对外投资负面评价较多，2012年很多媒体转发了《中国对外投资收益长期为负去年负268亿美元》的报道:“如果你是1．77万亿美元的债权人，能否接受长期负收益的结果?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债权人。快20年了，在国际资本的输入输出中，中国对外资本还是没有赚到钱。”“－268亿美元!这是2011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下的‘投资收益’数据;意味着做了十余年资本输出国的中国在国际资本的输入输出中还是没有赚到钱。而2010年的这一投资收益为－77亿美元，2009年、2008年、2007年、2006年、2005年则分别为:1亿美元、113亿美元、35亿美元、－74亿美元、－176亿美元。”[90]
这样的数据一经推出就足以让人们议论纷纷、群情愤懑，给外汇管理当局造成极大压力。事实究竟怎样呢?报道的依据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公布的“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年度表)”。但按照宏观经济原理都会告诉我们，投资收益为负和对外投资亏损不是一回事:“投资收益是一个统计概念，体现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投资收益收入方指的是境内机构和个人对外投资所产生的利息股息收入，支出方指的是我国吸收各类外来投资所支付的利息股息支出。投资收益统计是对境内外数以千计的金融机构、几十万家企业和千千万万的个人双向投资的收益和融资成本的汇总。”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投资收益显示为负值并不表示对外投资亏损[91]，按照官方统计“2004—2011年，我国对外资产年均增长26%，对外投资收益年均增长32%”[92]。
像这样的误报，即使不懂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编制，按照新闻专业操作范式，从审慎角度出发，在刊发前请教相关专家也会避免，至少不会武断，看到亏损就兴奋不已，以为发现“猛料”。
再比如，按照新闻报道的基本范式，为确保客观和准确，消息源必须准确、具体、完整。很多轰动但偏颇乃至失实的报道都与消息源相关。
《新世纪周刊》关于中国高铁和铁道部的相关报道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还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
如《奢侈动车》(财新《新世纪》2012年第7期，出版日期: 2012年2月20日)中:
2．6万元的洗面台，7．2万元的洗面器，16万元的VIP座椅，动车为什么这么贵?
一个自动洗面器7．239 5万元(含税销售单价，下同)，一个色理石洗面台2．6万元，一个感应水阀1．28万元，一个卫生间纸巾盒1 125元，最后组合成总价高达三四十万元的整体卫生间;
上万元的15寸液晶显示器，2．2万元一张的单人座椅，6．8万元的冷藏展示柜……
这些令人咋舌的价格，不是来自北京、上海的某个高档别墅，而是我们乘坐的动车。
报道的依据主要来自财新记者辗转获得的一份南车采购目录——《CRH2型动车组配件供应商名录》。“获得这份《目录》后，财新记者对照市场价，重点解读了动车两大类产品的采购价格:座椅、卫生间，并试图追溯出高价背后的受益人。”
但从客观和全面的角度看，仍有重大遗漏:这份价格目录是什么时候的报价?按照商业常识，时间不同，价格可能有很大差距，不能拿现在的市场价格做简单对比，也不能拿家居价格和动车配件比较，否则得出的结论或者引导读者得出的结论都是不公正的，因为信息要素并不完整。
再比如《危险关系》(财新《新世纪》2012年第32期，出版日期:2012年8月13日)一文长达万字，有名有姓的来源几乎不见，大量的匿名来源让读者无法判断信息的可靠程度，即便记者对编辑部做了交代，也不适合作为封面报道刊发。一旦引发真实性的争论，媒体很难自证，这应该是《新世纪》周刊最终道歉的主要原因。
无论哪种报道，只要认真遵循新闻专业的两个基本操作模式，都可以最大程度保证报道的质量。当然，也正因为审慎，这样的报道不是“抢”出来的。
“迟了总比错了好”的“慢报道”模式是网络时代传统媒体的竞争优势，追求真相的报道是新闻媒体的核心价值，经过核对的、值得信任的报道是职业新闻记者存在的理由。
【注释】
[1]《经济观察报头版刊文就报道失实向铁道部道歉》，人民网，2012年6月30日。
[2]蒋彦鑫:《铁道部撤销职能一分为三》，《新京报》，2013年3月11日;有媒体人士在正式方案公布后认为《经济观察报》当年的报道不能算失实，但笔者以为铁道部改革传言多年来不断，各种改革版本很多，投资者的利益、基层职工的权益等，牵一发而动全身，引起的波动和震荡极大，没有确定的把握和权威的来源，提前刊发方案且给人以较为确定的感觉，这是非常欠妥的。如果“传闻可以当事实”的操作范式成为媒介报道惯例，危害极大。
[3]浙江在线，2012年8月31日。
[4]参见〔美〕菲利普·迈耶:《正在消失的报纸:如何拯救信息时代的新闻业》，张卫平译，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88页。
[5]如BBC编辑手册(Editorial Guidelines)第三章“In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content，achieving due accuracy ismore important than speed．”
[6]Reuters Handbook of Journalism．
[7]《东方早报》，2011年8月14日。
[8]引自“国税总局47号文伪造迷局”专题，新浪财经，http://finance．sina．com．cn/focus/gs47m j/index．shtml。
[9]《云南昭通警方通报巧家爆炸案侦破结果并道歉》，新华网云南频道，2012年8月7日。
[10]《快讯:云南巧家一社区服务中心被炸3死14伤(图)》，新华网，2012年5月10日。
[11]《云南巧家一拆迁户疑因不满强拆炸县政府大楼致多人死伤》，财经网，2012年5月10日。
[12]《云南女拆迁户协商赔偿款时引爆炸药致4死15伤》，《大河报》，2012年5月11日。
[13]郭小阳:《云南女拆迁户怀抱一岁幼子引爆炸药致4死16伤》，《大河报》，2012年5月11日。
[14]《云南巧家“5．10”爆炸案件施爆者已确认当场身亡》，中国广播网，2012年5月11日。
[15]《云南昭通警方通报巧家爆炸案侦破结果并道歉》新华网云南频道，2012年8月7日。
[16]王世宇:《爆炸案背后的拆迁矛盾巧家爆炸案真凶现身》，《南方都市报》，2012年8月8日。
[17]如《南方都市报》记者王世宇的报道和回忆:《与赵登用一起在街头找活的工友回忆其生命最后轨迹:爆炸前夕背包男雇用赵登用》，2012年5月20日;《爆炸案背后的拆迁矛盾巧家爆炸案真凶现身》，2012年8月8日;王世宇:《巧家爆炸案，找到沉埋10天的关键线索》，《新京报》，2012年8月11日。
[18]大河网，http://bbs．dahe．cn/read-htm-tid-7633040．htm。
[19]凤凰网专题《河南永城官员强奸幼女案》，http://news．ifeng．com/society/ special/yongchengqiangjianan/。
[20]如《河南永城官员强奸未成年学生每次都在车中作案》，《中国青年报》，2012年5月28日;以及深圳《晶报》报道等。
[21]《华阴市委副书记工作照被媒体错当永城强奸案嫌犯照片》，《三秦都市报》，2012年5月29日。
[22]〔美〕比尔·科瓦齐、汤姆·罗森斯蒂尔:《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柳海龙、连晓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23]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2页。
[24]〔英〕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五版)，崔保国、李琨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版，第82页。
[25]参见黄顺铭:《“镜子”与“探照灯”辨析——对新闻传播学中反映论与建构论的认识思考》，《现代传播》，2003年第1期;姜德锋:《新闻建构论及其现实意义》，《新闻传播》，2009年第11期;张斌:《新闻生产与社会建构——论美国媒介社会学研究中的建构论取向》，《现代传播》，2011年第1期。
[26]李珊珊、黄柳蓉:《“我爸是李刚”撞人事件的众生相》，《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11月1日。
[27]傅剑锋:《“我爸是李刚”报道的群体症候》，《南方传媒研究》，2011年1月5日。
[28]李永健、夏金莹:《调查性报道新闻生产中的激励与约束分析——以王克勤对“李刚门”事件的调查性报道为例》，《新闻记者》，2011年6月。
[29]傅剑锋:《“我爸是李刚”报道的群体症候》，《南方传媒研究》，2011年1月5日。
[30]傅剑锋:《“我爸是李刚”报道的群体症候》，《南方传媒研究》，2011年1月5日。
[31]《网传媒体报道“福建表叔厅长”稿件被跨省撤稿》，新华网(广州)，2012年10月9日。
[32]李耳:《致命危机:酒鬼酒塑化剂超标260%》，21世纪网，2012年11月19日。
[33]《湖南省质监局:酒鬼酒塑化剂超标247%》，凤凰财经，2012年11月21日。
[34]崔文官:《空袭酒鬼酒背后的“局中局”》，《中国经营报》，2012年11月26日;《酒鬼酒独家回应“塑化剂事件”:原因仍未查明》，每经网，http://www．nbd．com．cn，2012年11月19日。
[35]崔文官:《空袭酒鬼酒背后的“局中局”》，《中国经营报》，2012年11月26日;《酒鬼酒独家回应“塑化剂事件”:原因仍未查明》，每经网，http://www．nbd．com．cn，2012年11月19日。
[36]崔文官:《空袭酒鬼酒背后的“局中局”》，《中国经营报》，2012年11月26日;《塑化剂事件“火烧连营”白酒遭做空，阴谋还是阳谋?》，《东方早报》，2012年11月27日。
[37]崔文官:《空袭酒鬼酒背后的“局中局”》，《中国经营报》，2012年11月26日。
[38]《张裕被报道含农药残留股价暴跌回应称有幕后黑手》，《京华时报》，2012年8月11日。
[39]《张裕A急发公告澄清葡萄酒农药残留事件》，新华财经，2012年8月11日。
[40]董兰兰:《张裕事件还原:浑水式做空融券大鳄显现》，21世纪网，2012年8月15日。
[41]汪大伟:《张裕“农药残留风波”》，《中国企业报》，2012年8月27日。
[42]埃米莉·斯蒂尔:《〈纽约时报〉开通中文网》，英国《金融时报》，2012年6月28日。
[43]胡泳:《The Daily为何早夭?》纽约时报中文网，http://cn．nytimes．com，2012年12月12日。
[44]周佳:《谁杀了〈新闻周刊〉?》，《第一财经日报》，2013年1月7日。
[45]颜亮:《〈时代〉裁人，下一个是谁?》，《南方都市报》，2013年2月1日。
[46]《纽约时报Q4收入增16．1%数字版订户增加》，腾讯财经，2013年2月8日。
[47]《纽约时报Q4收入增16．1%数字版订户增加》，腾讯财经，2013年2月8日。
[48]《纽约时报公司第四季净盈利增长两倍》，财经网，2013年2月8日。
[49]艾格尼丝·科林:《纽约时报未显示出广告业务复兴迹象》，财经网，2013年2月9日。
[50]见《纽约时报》2013年一季报财务数据。
[51]《凤凰网高管解读三季度财报》，新浪科技，2012年11月21日。
[52]〔美〕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陈小悦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14页。
[53]胡泳:《The Daily为何早夭?》，纽约时报中文网，http://cn．nytimes．com。
[54]徐涛、杨樱、俞斯译、张晶、邱悦、胡吉:《The Daily之后〈新闻周刊〉谢幕》，《第一财经周刊》，2012年12月20日。
[55]周佳:《谁杀了〈新闻周刊〉?》，《第一财经日报》，2013年1月7日。
[56]胡泳:《The Daily为何早夭?》，纽约时报中文网，http://cn．nytimes．com。
[57]胡泳:《The Daily为何早夭?》，纽约时报中文网，http://cn．nytimes．com。
[58]来源于英国培生集团年报资料，张炜整理。
[59]《彭博欲购〈金融时报〉传言震动业界》，中国经济网，2012年12月11日;《传默多克将收购〈金融时报〉》，新华国际，2013年6月29日。
[60]张炜根据英国培生集团公开资料整理，其余资料相同。
[61]培生集团2013年半年报from 6-k，Pearson PLC-PSO，Filed:July 26，2013 (Period:July 26，2013)。
[62]张炜根据英国培生集团公开资料整理。
[63]《斯诺登事件报道者将要出书内容包含“新爆料”》，中青网，2013年7月20日。
[64]参见凤凰网专题“斯诺登揭露美国监听项目”。
[65]《新闻行业继续分化:硬新闻面临生存危机》，新浪科技，2013年6月17日。
[66]《亚马逊创始人完成收购华盛顿邮报》，《京华时报》，2013年10月3日;简短公告见华盛顿邮报公司网站:http://www．washpostco．com/phoenix．zhtml?c=62487＆p= irol-pressArticle＆ID=1860666＆highlight。
[67]〔美〕比尔·科瓦齐、汤姆·罗森斯蒂尔:《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刘海龙、连晓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41、42页。
[68]《富士康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及编委民事起诉状》，新浪科技，2006年8月29日。
[69]傅剑锋:《一次新闻专业主义的大讲堂》，《南方传媒研究》，2009年1月20日。
[70]〔美〕丽贝卡·史密斯、约翰·R·埃姆什威勒:《24天:安然垮台真相》，荣恩琳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24—26页。
[71]傅剑锋:《“我爸是李刚”报道的群体症候》，《南方传媒研究》，2011年1月5日。
[72]刘志毅:《一个“卧底”的“自白书”》，《南方传媒研究》，2010年7月12日。
[73]刘志毅:《一个“卧底”的“自白书”》，《南方传媒研究》，2010年7月12日。
[74]崔卫平:《所有发生过的，都不会轻易消失》，《经济观察报》，2012年6月4日。
[75]〔美〕比尔·科瓦齐、汤姆·罗森斯蒂尔:《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刘海龙、连晓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7、39页。
[76]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延安城管打人事件调查》，央视网，2013年6月13日。
[77]《踩到脑袋上的脚，低在屋檐下的头》，《南方都市报》，2013年6月12日。
[78]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延安城管打人事件调查》，央视网，2013年6月13日。
[79]《临武瓜农死亡事件6名涉事城管被刑拘》，新华网，2013年7月20日。
[80]《瓜农之死:真相不能退场，问责拒绝勾兑》，《南方都市报》，2013年7月22日。
[81]《目击者:临武城管曾拒绝打120称瓜农装死》，《京华时报》，2013年7月22日。
[82]凤凰网专题。
[83]卢丽涛:《东莞治安员群像》，《第一财经日报》，2013年7月22日。
[84]《沈阳小贩夏俊峰刺死城管专题报道》，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society/ special/xiajunfeng/。
[85]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society/special/xiajun feng/content-3/detail_ 2013_09/26/29884315_0．shtml。
[86]如南都评论微博刊发的《专访夏俊峰妻子:丈夫至死也没在判决书上签字》等，在标题选用、片段突出等环节都表现出较明显的倾向。
[87]羽戈:《必须防止夏俊峰的悲剧重演》，《中国经营报》，2013年9月28日，http://news．ifeng．com/society/special/xiajun feng/content-1/detail_2013_09/28/ 29974376_0．shtm l。
[88]人民网，2013年9月26日。
[89]羽戈:《必须防止夏俊峰的悲剧重演》，《中国经营报》，2013年9月28日，http://news．ifeng．com/society/special/xiajun feng/content-1/detail_2013_09/28/ 29974376_0．shtm l。
[90]《外汇局官员:对外投资收益年增32%对外净资产未缩水》，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2012年4月29日。
[91]贾壮:《外汇局否认去年中国对外投资亏损》，证券时报网，2012年5月2日。
[92]《外汇局官员:对外投资收益年增32%对外净资产未缩水》，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2012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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