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导向的民主

《论语·卫灵公》中“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思想以及《论语·里仁》中“讷于言而敏于行”的思想,体现出中国文化中重人道而轻天道、重实践而轻虚言的特点,它造就了中华民族务实的文化精神。孔子在《论语·宪问》中讲: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即:“爱他们,能够不磨砺他们吗?忠于他们,能够不进行教诲吗?”可见,中国人务实的人生价值观,决定了对做事的目的或可能达成的结果的重视程度要高于对方式或程序的重视程度,强调不能脱离可能达成的结果去讨论程序的价值,习惯以结果来证明程序的正当性。同样,在对待民意的问题上,中国的决策者与民众通常都不会太拘泥于具体的方式方法,他们把基于民众利益且行之有效的决策及其产生的实际效果作为第一位的追求目标。只有产生了值得追求的政策效果,民意的处理程序才能获得其正当性。以结果为导向的民主,即以结果来证明其正当性的民主,同样可以获得公众承认与道德正当性。

中国古代统治者为了听谏,在程序与方式上往往是不拘一格的。《资治通鉴》(卷十三)上记载:尧设五达之道,全民进善言。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禹在治理天下时,也善于博采众议,鼓励众人建言献策。他在门上悬挂了钟、鼓、铎、磬、鼗,并且在旁刻下了如下文字:欲教寡人治国之法则的击鼓,欲教寡人行道义的击钟,欲教寡人治理方针的振铎,欲告知寡人有灾情的击磬,欲告知寡人有狱讼不公的挥鼗。西周时的周王也规定,朝中的贵族官吏可以对周王的决定和行为实行谏政。唐代设有谏官制度,规定凡遇大臣议政和朝廷进行重大政务的决策,谏官有权与闻政事,并可当场对政策的得失发表意见。唐代名臣魏徵行谏二百次,有些意见非常尖锐,致使唐太宗数动杀机,但终究不忍下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谏官是公职,它的职权是有制度保障的。魏徵死时,唐太宗痛哭。为了听取来自社会下层的意见,中国古代一些统治者不仅建立了言谏制度,而且有时直接下令许全国士民上书言事。中国古代士民出于一种政治责任感,有时也会突破忌讳,甘冒风险,大胆进谏。费正清与赖肖尔的《中国:传统与变革》一书中指出:“孔子设想饱学之士不论其原来的社会地位如何,都有权告诉统治者应该怎样做,如何管理政府。因此孔子提出‘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这基本上是一个革命性的观念,对世袭统治权力提出了明确的挑战。”^[43]“按照有良好品行和德政这些古代原则培养出的有道德的儒生应该来指导并治理社会。他们有责任将公共事务置于私人利益之上,正直地规劝天子,甚至个人甘冒风险。”^[44]为了有效地代表民意,追求政策的实际效果,古代统治者会被建议对“言可采取者”,给予奖励。根据《资治通鉴》(卷三十一)的记载:士者,国之重器:得士则重,失士则轻。……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书求见者,辄使诣尚书问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禄,赐以一束之帛。若此,则天下之士,发愤懑,吐忠言,嘉谋日闻于上,天下条贯,国家表里,烂然可睹矣。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体现了务实主义的精神。邓小平明确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45]在民主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注重实效的民主理念,将追求以结果为导向的民主作为奋斗的目标。具体表现在:

一、愿意听取一切善意的意见

愿意尊重并听取一切有利于党的事业、有利于人民利益、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意见。为了充分听取民主党派的意见,毛泽东认为,对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即使骂我们的人,“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有利”^[46]。

二、创造更加切实的民主

针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1980年邓小平就明确提出,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他提出:“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当然,如果政策搞错了,不管你什么院制也没有用。”^[47]

三、明确提出人民当家作主的目的

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可以有多种形式,但最终的目的却是一致的。2005年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指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目的,也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必要条件。^[48]

四、在注重民主结果的同时，不断完善民主的程序

改革开放以来,健全和完善了党的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原则、内容、方式、程序；初步探索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制约和监督权力的制度、机制和办法；已经制定或修订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办法或村委会选举办法等。

曾因提出“历史的终结”的弗朗西斯·福山教授,近年来也对西方民主政体提出了质疑。《纽约时报》2012年4月22日文章上说:“他(福山)的研究引导他针对美国当今的政治秩序提出了一个非常激进的问题,即美国是否已从一个民主政体变成了一个‘否决政体’——从一种旨在防止当政者集中过多的制度,变成了一个谁都无法集中足够权力从而作出重要决定的制度?”^[49]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制度,这种制度“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我们说搞经济体制改革全国就能立即执行,我们决定建立经济特区就可以立即执行,没有那么多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我讲的是总的效率。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50]。

2013年弗朗西斯·福山教授在《什么是治理》的文章中,^[51]对西方民主与善政进行了区分,让西方思想接受了一种新的可能:对于善政而言,西方民主既不是必要、也不是充分条件。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教授指出:“否认中国存在‘善政’是非常愚蠢的。”^[52]中印对比一直是国际上的热门话题,西方习惯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好印度而贬低中国,内心里藏着一个迫切的愿望:民主的印度一定超过专制的中国,从而证明他们所讲的民主确实是普世价值观和最好的政治制度。2013年2月7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蒂莫西·加顿·阿什在西班牙《国家报》上撰文说:“为什么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发展情况显然不如最大的独裁国家?之所以用‘显然’一词,是因为印度的现状和中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尽管任何自由的捍卫者都希望自由国家发展得更好。”^[53]直正的民主应当是注重实际效果的,即使一些国家仿照带有明显地域性特征的民主标准建立起民主体制,也要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满足民生诉求等方面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民主的成果,徒有其表的民主不是直正的民主。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从世界上最贫困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了5亿人口的脱贫,而所有实行西方民主的新、老国家的脱贫人口不及中国的一个零头。没有中国这些年来在减贫方面的卓越表现,全世界的减贫成就就不值一提。2013年10月17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署长格林斯潘在“2013全球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中国对实现到2015年将极端贫困人口减半的全球减贫目标做出了积极贡献。根据世界银行提出的每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从1999年至2009年,生活在此贫困线下的中国居民从4.46亿下降到1.6亿。而取得这些成就的中国,并没有实行西方民主。在欧美国家,有不少人不理解为什么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一党制”还能够继续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鲁·内森在题为《专制的弹性》文章中对中国政治制度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仍然能够被中国人支持并继续掌握政权有六个方面的原因,其中列第一位的原因是:“对大多数民众来说,过去20年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2012年的调查显示,70%的中国人认为过去5年他们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如果经济运转良好,民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世界银行曾指出,中国已经使约5亿人摆脱贫困),人们就会支持他们的政府。”^[54]

一些西方学者轻视中国的治理模式,称中国政府只具有政绩合法性,即合法性只来自它发展了经济和给人民带来富裕。对于201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列世界第87位(人均5 432美元)的中国而言,人民群众期望中国政府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这是中国人民真实的民愿诉求。西班牙独立记者托马斯·芒廷针对西方向非洲输出的民主,探讨了对于非洲“什么才是真正的民主?”的问题,他指出:“如果问一问大多数的非洲人,他们希望领导者为其做些什么,他们的回答一定是:充足的食物、饮用水、一个栖身之所、享受医疗和教育。”“在非洲,穷人占大多数。如果一个国家的首要任务不是满足这部分人的需要,那就算不上民主国家。如果选举就意味着民主,数百万生病的人和饥饿的儿童都被当作交易的对象,那么厄立特里亚人一定会告诉你:收起你的民主吧。”“他们想把奴隶主的民主输出到非洲吗?至少在厄立特里亚,‘我们人民’知道想要什么,也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民主,那就是从最需要的人开始,急人民之所急。”^[55]2012年年初,当金融、经济危机进入第5个年头时,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在答记者问时说:“今天的问题是,在失控和可能仅为少数人自私地谋取好处的金融体系下,在缺乏任何有效框架来给予我们更大、更雄心勃勃的目标的情况下,民主是否还能繁荣,这还真是一个问题。”^[56]葡萄牙社会学家阿·德·桑托斯直接地指出了问题的根源,他说:“欧洲的民主和宪法都不合格,现在主宰它们的是高盛公司。”目前的危机让人“有理由认为资本主义是反民主的。”^[57]如果西方民主只让少数人发大财而不会给多数人带来幸福,这种民主是合法的吗?一直在向全世界输出民主的西方国家,却在自身的民主框架下孕育出仅为少数人或个别集团自私谋利的金融体系,目前仍然深陷危机之中。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若里翁对法国《论坛报》记者说:“选举改变不了什么。……在这个逐渐衰落的制度面前,政客们已经没有任何回旋余地。无论身在哪个阵营,他们唯一能做的是假装还控制着局面。”^[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