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城移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

2.3.1　客观因素：乡城移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

(一)生产条件

在生产条件上，大部分农民工都无法突破二元劳动力市场的限制，而只能在次属劳动力市场就业，从事脏、苦、累并且收入低下、缺乏保障的工作。关于他们的职业分布，前文已经提及，而就收入和保障而言，他们的情况更不容乐观。

首先就收入看，农民工和城市本地劳动者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如表2-1所示：

表2-1　农民工和城市本地劳动者的收入比较

②用四川省城镇职工年均工资水平代替成都市居民收入水平(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1》)。

③由乡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2366.40元(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2》)和农民工打工增收8738.3元(调查数据)相加得来。

④用北京市职工2001年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代替北京市民收入水平(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2》)。

续表

①用重庆市职工2003年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代替重庆市民收入水平(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4》)。

②用全国职工2004年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代替全国市民收入水平(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5》)。

③用武汉市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水平代替武汉市民收入水平(参见《武汉统计年鉴2005》)。

其次，就保障而言，大部分农民工也都没有享受到任何形式的保障，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2005年的调查就此问题显示如表2-2所示的结果：

表2-2　农民工的保障情况(以养老/医疗/工伤/失业保险为例)

然而，上述职业、收入和保障方面的情况其实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农民工不仅只能在城市的次属劳动力市场上工作，在很多时候，他们甚至连工作也没有。根据李强(2001)对北京市丰台区农民工进行的问卷抽样调查，当地有33.5％的农民工曾经历过失业，在所有经历过失业的调查对象中，半数以上的人其失业时间超过三个月，甚至有10％左右的人失业达到或超过一年。徐艳和肖云(2005)对重庆九个主城区农民工进行的问卷抽样调查显示出同样趋势，当地经历过失业的农民工比例高达61.6％，其中有大约5％的调查对象失业时间超过一年。在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2005年对武汉市进城农民工展开的抽样调查中，有48.6％的受访者回答曾有过失业，其最长的一次失业时间平均为八周，大多在四周左右。

这还只是公开失业的数据，如果将劳动者受教育水平高于职位要求学历的情况视为“隐性失业”，那么农民工的总体失业情况就更加严重，这甚至可以从某种意义上否定王德文、吴要武和蔡昉(2004)的研究结果。⁽⁴⁾在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2005年对武汉市进城农民工展开的抽样调查中，出现这种隐性失业的样本比例竟高达71.8％。此种现象不仅说明农民工总体的失业率以往被人们大大低估，而且也解释了农民工收入低下的重要原因。

(二)生活条件

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条件同样较差。根据前述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2005年的调查，农民工每月房租、伙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消费为330.88元，寄回老家的钱为274.62元，文化娱乐为31.92元，在其平均收入每月只有722.59元的情况下，这意味着他们大部分的收入都用于吃、住和养家糊口之上，个人积累相当少，生活水平相当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利用上述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在打工地的居住面积进行分析时，结果显示他们大多每人仅有不及5平方米的住所(其中包括工棚等)，远远低于城镇乃至乡村的人均住房水平，由此可见，他们在城市的生活条件的确是很差的。

这些情况只反映了农民工为自身创造的生活条件，除了这些以外，他们在城市生活中的“遭遇”也不是很好，可说是处处受歧视。史清华、卓建伟和郑龙真(2004)对此问题进行了详尽调查，结果如表2-3所示：

表2-3　被调查的外出打工者受歧视的场所及分布(可多选)

资料来源：史清华、卓建伟和郑龙真(2004)：《农民外出就业及遭遇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10期，56-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