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段时间里，我因为战争而感到内疚，当时虽然是在命令之下，但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自己喜欢的。洛克菲勒研究所(今天的洛克菲勒大学)当时被改为海军医学研究单位，我被召到洛克菲勒医院院长里弗斯(thomas m．riwrs)的实验室工作。他收集的病毒标本在世界上是最多的，他把它们保存在干冰里。 洛克菲勒研究所医院在1942年成了海军单位，在纽约开始研究几种当时引起军队注意的疾病：链球菌感染、风湿热、那时称为原发性非典型性肺炎的—’种流行性肺炎(称它为“非典型”是由于查不到肺炎球菌或其它病原体)、肝炎、黄热病、疟疾、寄生虫病以及脑膜炎。病房里住满了由一些训练基地送来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人员，多数是肺炎。我的岗位是里弗斯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到那时一直只研究致病力很强和很难办的病毒。我一个人使用一个干冰盒子，里面冰冻着大多数已知品种的病毒标本，其中包括引起下列疾病的病毒：狂犬病、马脑炎、裂谷热、脉络膜脑膜炎、10种鹤鹅热、几种斑疹伤寒立克次体(它不是病毒，但和病毒划在一起，因为它也只能在活细胞内生长)。丛林斑疹伤寒(也称为着虫病)是—‘种致死性很强的疾病，海军对它很为注意，因为日本占领的太平洋地区有这种病。 在纽约的实验室里同时给了我4项任务。第一项是设法从非典型肺炎的病人里分离出病毒。第二项是尽量研究一下斑疹伤寒，尤其是丛林斑疹伤寒，特别看看怎么能在接触的时候不感染上这种病；到那时，在其它一些研究所里已经死了几个实验人员。第三项是继续研究纽约市鸽子里的鸥蹈热；斯马德尔(儿seph smadel)在里弗斯实验室里已经对它研究了好几年，并且还在进展；这个问题和军事没有关系，但认为和纽约市的公共卫生有关。 第四项，是我感到唯一没有危险的任务。每个月我接到一个盒子，里面装满了从东北部各州海军基地收集来的尿液标本，要我做妊娠试验。妊娠是海军相当烦恼的事，高级官员决定要里弗斯的实验室来做这个检查，因为它有合适的手段(小耗子，这是真的)，而且也因为可以保密。每个月我都报告两三次阳性，其结果都是那个号码的在海军服役的女人回去过平民的生活。 那年夏天，作为客座研究人员，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国家卫生研究院托平(norman topping)的实验室里。托平是斑疹伤寒的权威，他的实验室正忙于制造一种有效的丛林斑疹伤寒疫苗。在那里他们教我如何在鸡胚里培养这种病原体，如何制备高浓度的活病原体悬液来做血清学实验，以及最重要的是，怎么能使它不污染实验室的空气。用来搅碎(匀浆化)各种组织的韦林(war：n9)搅拌器，那时刚刚在实验室里使用，在托平的实验室里常规用它制造均匀的斑疹伤寒病菌悬液。到那年的年末，我离开那里好久以后，才发现搅拌之后把搅拌器的盖子打开过快有危险；在夏天手把手教我的一位高年成员，从韦林搅拌器附近的空气里感染了丛林斑疹伤寒，并因此而死去。 在1943年，我们得知这个洛克菲勒海军研究单位要去太平洋，已经开始在做去的准备。用了一年才把一切都准备好。到1944年秋季，实验室的设备才买全，需要增添的专业人员才商量妥当。当我们坐上横贯北美的铁路去西海岸时，在车上就有了一支穿军服的队伍，其中包括几乎所有生物科学分支的代表人物：昆虫学家、哺乳动物专家、软体动物(螺蜘，海螺)专家、鸟类学家、生物化学家、临床医生、微生物学家、免疫学家、病毒学家、两个立克次体病学家(斯弗顿jerome syverton，和我)，还有许多管理军官以及没有官衔的签约雇用的技术员。我们停到了圣布鲁诺，就在旧金山的南边。在没有坐船离开之前，要接受一段强制的军事训练。 在历来通过圣布鲁诺训练的人之中，我想我们一定是最为奇特的一群。我们在自己的营房里单独住，不和要去太平洋的其他成千上万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人员住在一起。每天清早我们都集合，爱练，跟着一个声音宏亮的上士的抑扬顿挫声音起步。这个上士不喜欢我们，他所确信的是我们这些人在白刃交锋时不会有什么用处。在爱练之前，他总是先按名字的字母顺序点名，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喊到自己名字的时候马上吼叫“到”。斯弗顿在我的前面，他来自罗彻斯特，是非常有尊严的教授。他的名字应该读成斯“弗”顿，但是头一次爱练的时候，那个上士把他读成斯“爱弗”顿了。斯弗顿的回答是“斯弗顿——到”。这个情况延续了4个星期。每天早晨上士念到期(s)这个字母，我们大家都等着，接着是那坚定洪亮但读错了的名字，然后是斯弗顿的改正，接着又是“到”。这个时刻的意味真是无穷：军事头脑对着学术头脑，有点涉及到等级交战、个人的领域、人的权力和单纯为了解闷儿。每天从一开始就让它弄得活泼起来。 每星期有3天，我们被装上半履带卡车，向西开到太平洋边的一个峭壁，学习使用布朗宁自动步枪，它是我们见到的最吓人最有杀伤力的武器。我们这组人之中有一个全国著名的昆虫分类学家。他走得不快，还戴着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轮到他打靶，他拿起那支家伙，但他的注意力却被旁边爱地上移动的什么东西吸引了过去，那家伙朝向了爱练的上士，而他的手指还扣在扳机上，几乎(但还没有)要击发了。他突然清醒过来，发现我们所有的人(教官和他的学术上的同事)都趴在地上，喊着让他放下那个混帐东西，或者把它朝着海，而不要朗着人，他清醒了，不过还感到有点莫名其妙呢! 我们在12月初起了航，在檀香山上了岸，约一个星期后去了关岛。我们成了大批踏上征途的陆战队和步兵护送的一小簇科学家和技术员。我们安了营，在施工过程中，我们都住在帐篷里。从司令到陆战队小兵，我们所有军阶的人一同建立了一组太平洋岛上从来没有那么好的研究实验室。房顶和墙的金属条板都编着标志，用螺钉拧在一起就行了；把这些东西装配起来是最简单不过的工作，不大会出错，但是我们在建好之后还是对我们的技术感到极其自豪，因为我们看到在旁边的一块地上，一队海军修建大队专业建筑人员正在用同一种材料装配岛上的海军医院。后来我们才知道，原定计划是要海军修建大队来建造我们的实验室，但是我们的司令官决定还是我们自己建造为好，这样就能保持我们在政治上独立于关岛上的其他单位。这对我们单位的未来可能很重要；我们希望自主，能够自己选择我们的研究题目，而无需接受该岛其它上级的命令；因为伯这些上级会让我们这个单位成为执行日常保健工作的实验室。 找到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来自硫磺岛，有报告说在从日本人手中夺回来的深深洞穴里发现了一种很小的红色蜗虫。那时刚刚在该岛登陆，路边的海军医院刚开始住迸伤员，还有了一些传闻，说登陆可能无法成功。发现了蜗虫使困难变得更大了；要是在硫磺岛爆发一次丛林斑疹伤寒，那将成为一场浩劫。派了一队技术人员去取那种昆虫的标本，回来的时候带来的消息说，那些蜗虫不对，不是传染蒜虫病的瞒虫。大家都互相庆贺起来。过去一直有人把我们看成是学院式的无聊单位(关岛上的象牙塔)，现在却知道了它对海军有用，因而我们的声誉巩固了，至少在那段时间里是巩固了。 大约在同一时期，菲律宾报告爆发了传染性肝炎。米利克博士(geor8e mirkk)领导一个小组飞去，取血液和粪便标本，带回关岛实验室研究。传染性肝炎被认为是某种病毒引起的，但是，gp时对这个病原体并不了解，而且也没有实验动物能够被感染。除了发现新病例以及进行一般的流行病学调查，以弄清感染源之外，对这个病做不了什么。但那可以让海军放心知道关岛有这么一个单位，而且正在对此进行工作。 肖普(r1chard shope)的实验室和我的实验室隔着一条路。在关岛开始的那些月里，他的小组没有直接的任务。他在当时已经是全国一流的病毒专家，已经发现了猪流感和兔乳头瘤病毒。他知道第二年春天在冲绳登陆之后，要他领导一个小组到那里去，但是现在他还可以自己支配时间。我每天早上都很感兴趣地看着他走出他实验室的前门，一只手拿着一个盛着血琼脂(一种病菌培养基)的培养皿。他每天都举行同一种仪式：手里拿着打开盖子的培养皿，胳膊先伸向北方，停足足一分钟，然后向右转，面向罗盘上的每个度数，好让什么东西落到他的琼脂平板上；然后回屋把培养皿放到温箱里。他是在寻找能够对他在小鼠群内传布的流感病毒具有抗生性质的天然“野生型”微生物。肖普不仅是位坚定、细心的研究者，他还很有运气。不到几个星期，他就分离出一株具有他所希望的那个特性的青霉菌：培养这种苗的肉汤滤过液能够使他的小鼠抵抗病毒的感染。就我所知，这是第一次发现抗病毒的抗生素。他用他夫人海伦的名字为它命名，称它为“海伦素”。它能有效地抵抗马脑炎病毒，但效果不够大，不足以在临床上使用，但它对后来研究抗病毒药物却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肖普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他也在组织要去冲绳的小分队：10名军官和大约20名士兵，配备了活动实验室，能够研究检查丛林斑疹伤寒、昆虫和啮齿动物、病毒，还有一个对血吸虫病和传染该病的钉螺有实地知识的寄生虫小组。给我的任务是寻找丛林斑疹伤寒，我管理着一个装有50只小白耗子的匣子，为此项任务使用。 3月份我们坐上一艘运输军舰离开关岛前往冲绳。在那霸城北港口下锚的那天正是d日(盟军在欧洲大举进攻开始日，
1944年
6月
6日
)后两天。对那个岛南端的战事已经开始，我们能够听到我们舰载机的炸弹声以及枪炮的声音，在夜间还能见到岛内一英里左右的火光。看来这个岛上并不安全，但是我们还是宁愿上岸也不愿呆在运输舰上，因为我们觉得在舰上危险更大。神风队自杀轰炸已经开始，我们这只舰和几十艘密集停泊在港内的其他舰船正是很好的靶子。头几天，几条船被击中了，但我们的船还没有。几天之后(我记不清是几天了)，我们靠了岸，我们爬着挂在船旁的一个绳网下到小艇里。我是用一只手攀着下的，另一只手要拿好捆我那装小白耗子匣子的绳子。在航行期间，我把那个匣子放在我铺位下面，每天向里面放许多卫生纸，让小耗子做窝。因此，这是大家第一次看到这些耗子。我能看到趴在上面栏杆上的那些陆战队互相招呼，并且指着那个匣子，脸上还有惊奇的表情。我除了记得那些一般的惊奇声音之外，还记得有个人喊到：“我把他妈的那些东西都看清楚了!” 我们上了岸，在一个小小的山腰停了下来，我们感到当时就需要挖散兵坑。这并不是因为敌人的炮火，而是为了我们自己船上的防空炮火，这些炮火是瞄在不时在我们头顶上俯冲下来的日本飞机。我们在冲绳的第一个发现就是在它的地里到处都是白薯(地瓜，红苫，甜薯)。我们在什么地方挖地，什么地方都种着白薯，施着粪肥。后来我们发现，它是伤寒和副伤寒杆菌的好源泉；在一个月之后，它在我们的军队里造成了一次轻度的流行。因为有些病人腹部有红色的斑点，所以最初曾把它误诊为丛林斑疹伤寒。 后来清楚了，冲绳那时没有丛林斑疹伤寒，过去从来也没有过。那个岛上也从来没有血吸虫病的记载，这意味着从一开始肖普和我就没有什么事可做；我应该为那些耗子安排其它用途；肖普在岛上的小溪里找传播那个病的宿主螺的，找了约一星期之后，毫无成绩，他也就要另找兴趣了。 过了几个星期，在6月，来了大家都未曾料到的真正难题，它使岛上司令部相当震惊。在岛北端的几个衬庄里爆发了一种险恶的脑炎，在美军里有了3个这类脑病的病例。根据症状和临床经过，它显然是一种病毒感染。病原体最可能是日本乙型脑炎病毒。很久以前已经知道，它是日本本土的地方传染病，但是美国流行病学工作人员却没有预料到它会是冲绢的问题。我们这个小队马上就对它进行工作，取了几具尸体的脑组织标本，把它们在于冰里冷冻，然后用海军飞机送回到关岛实验室。同时，我们也把脑组织的混悬液接种到数目已经减少的小白鼠里。在一个星期之内，我们就得到了那个病毒，并且用小耗子复制出这个疾病；关岛的血清学实验室报告说，它的确是日本乙型脑炎。把那些病人隔离了，岛上的司令部采取了防蚊的措施。虽然那个夏季后来的每个星期都见到散发的病例，但美军里却没有发现新的脑炎病人。我们的任务就变为寻找那个病毒的来源。在美国，有熟悉的类似的脑炎病毒，称为“马脑炎”病毒，马和鸟带着病毒，蚊子把这种病毒传播给人。我们坐着吉普，从岛的这头到那头，收集各种家养动物和野乌的血液标本(我们配备有鸟类专家、哺乳动物专家、昆虫专家，还配备着猎枪)，并且捕捉蚊虫。每天两次驱车到海军简易机场，把标本尽快送去关岛。 除了研究之外，还有主要的安全问题。我们把实验室安置在南胡村的一个废弃茶馆里，靠着丙级口粮度日，床铺放在附近的一个牲口棚里。在我们一切安排就绪的那天，当地陆战队司令来看望我们，告诉说，我们是在防御带上。的确，我们就是防御带。就在我们营地的南边，两座高山之间有一条窄路，约有一星期，每天晚上我们都受到零散机枪的射击，是穿过岛南部主战线的一些小股日本兵干的。没有人受伤，但是我们在自己的帐篷外面都挖了很深的散兵坑。 陆战队在靠我们后面的路上设了一挺机枪。我们对那些射手有深深的感情，有一个夜晚，我们甚至对他有深深的尊敬之心。在路上向南一二百米处设置了一个绊网地雷触发线。一天深夜，它的照明弹爆炸了，发现有一群人不出声响、向着我们跑来。在那挺机关枪岗位上的年轻陆战队士兵停止了射击，并且用他的无线电向附近其它火力点喊叫：“停止射击，是老百姓。”其后，他爬过了砂袋掩体，在黑暗之中，一个人，手无寸铁，跑到路上去护送那一群人(几个老年男人和几个带着孩子的妇女)到我们的牲口棚来。我想没有人把这次行动记录下来，但是如果当时我们有权力，我们一定会发给他金质奖章。我们当时就为他鼓掌、欢呼，并且赞许他是一个伟大的陆战队战士。 战争结束的时候，我正住在冲绳北端的一个帐篷里，正做日本乙型脑炎的收尾工作。我们根据冲绳岛上马匹的血清学检查，已经有了足够的证据，说明马是这种病毒的潜在来源。人可能是经蚊虫由马传染的。但是我们在各处都没有见到生病的马匹，也没有见到岛上动物有类似脑炎的情况。还有一点，冲绳岛上大马的血液标本中，抗日本乙型脑炎病毒的补体结合抗体的浓度都很高，而小马的却很低，甚至没有这种抗体，表明在这种动物中是有流行规模的病毒感染。 我们成功地说服了岛上的司令部，在一个小实验室的一端，建立了一个有纱门纱窗、极其严密的马棚，从附近一个牧场里弄来了3匹骨瘦如柴但仍然健康的马驹。我们给它们注射了感染小鼠脑的盐水混悬液，然后每天从它们脖子上的静脉取血，以不同的浓度稀释那些血液，并把它们注射到小鼠脑内(每个浓度用4只小鼠)，用这种办法检查有没有病毒。在3天之内没有阳性结果；但是到第4第5天，取到的标本就有了我们所预期的结果：虽然就我们的判断，这些马一点也没有病，但是在它们的循环血内却有大量活的病毒，准备好等着蚊子了。 用棚里的这3匹马，还可以做许多研究：马体内病毒是从哪里来的?对脑的组织有什么影响?是否造成和病人相似的病理改变2正在计划的时候，给我们来了命令：卷行李回关岛。我们不能留下那些马驹，因为如果把它们放了，哪一只里的活病毒都足以引起一场新的流行。显然得把它们杀掉。一般的套话是让它们“献身”或“牺牲”。在生物一医学报告里，几乎从来不提处死实验动物，而是说它们是牺牲了，或献身了。我们对怎么杀死这3匹马驹没了主意，去问属于军政府单位的一位兽医医官。他建议用枪打死。我说不行，那会到处污染有病毒的血液。他问：“你们有没有甲醛?”我们有许多。他就建议做“静脉注射”。它的效果很好，像魔法一般。岛上司令部给挖了一个深坑，安安全全地把尸体埋葬了，用了足够的甲醛处理尸体，以保证时间长了也不出意外。我们准备了行李，坐第二天下一班海军运输机回关岛，那上面还有两个空位。离开冲绳50英里，有个发动机不动了，又漂流回了那个简易机场，在那里呆了一天等它修好，然后直飞关岛。 这时是9月下半月，战争已经正式结束，我们想马上回家。每天早晨，我们都排在布告牌前看，有没有我们启程的消息；有几个人已经预订好了行期，但告诉我们大多数人可能要等一些时候，也许要几个星期，所以劝我们先安顿下来。实际上安顿了3个月。在动物房里还剩下几十只兔子，没有计划用它们做什么实验。因此，我就开始了工作。我实验室冰箱里有好几种a组溶血性链球菌，所以我用加热杀死的链球菌和研碎的正常兔心脏匀浆混合物，去免疫一些兔子，看看这些微生物能不能使这些动物产生对抗自己心脏的抗体。15年前科伯思(a她c。burn)已经证明有一种a组链球菌感染能引起风湿热和风湿性心脏病，许多人早已怀疑这种链球菌很可能有引起多种自身免疫反应的特殊性质。我有了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还有一大群兔子，我就开始了。 结果真是美妙。我以前和此后做的各种实验，没有一个的结果像这一个那么明确和惊人。凡是注射了链球菌和心脏组织混合物的兔子都生了病，而且在两个星期内部死了。它们心脏的组织切片，表现出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么严重、那么弥漫的心肌炎。其中有一簇簇发炎的细胞，很保人风湿性心肌炎的特征性病理改变。只注射了链球菌，或只注射了心脏组织的对照兔子都很健康，jl、脏也没有病理损害。 我完全相信自己已经完全解决了风湿热的问题。那时已经是12月中旬，我刚解剖完最后一只兔子的时候，来了让我回家的命令。 我可以把这个故事简单说说。1946年1月我回到洛克菲勒研究所的时候，我把我的切片标本拿给斯威夫特(h。merswdt)看，他当时正主持该研究所风湿热的研究项目，并且是这个领域中的杰出人物。斯威夫特博士十分热情，十分鼓舞人，他让我知道，按他的看法，我用我的兔子复制出了标准的风湿热病理改变。我马上就用关岛实验的那种链球菌和洛克菲勒的那种兔子(和我们1944年带去关岛的是同一品种)开始了工作。在其后的9个月里，我开始了一个又一个实验，用了几百只兔子，改动着链球菌和心脏组织所有可能的浓度。但是，没有一只兔子病例，没有一例心肌炎，甚至没有一只兔子的心脏里有一点炎症。 过了一阵子之后，我放弃了实验。关于我在关岛实验的成就，我想只能这样解释：在关岛那种兔子里一定有某种能够引起心肌炎的潜伏病毒，但是我却无法说明为什么只是在用了加热杀死的链球菌以及心脏组织的混悬液的时候，它才引起心脏的炎症。 到现在我还保留着记录这些实验的笔记本，而这些实验的结果既无从解释也不能发表，只是让我记住在研究工作中总是容易出错。如果当我离开关岛时没有那么自信，并且略加注意的话。我本应费点事带点关岛的兔子回来，至少带点冰冻的兔子心脏组织回来，但是我没有；我当时那么肯定，认为我想让那些实验说明什么，它们就能说明什么。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在纽约我却无法得到相同的结果。我在关岛做了需要做的各种对照(对比)，只是糊涂得没想到关岛本身就可能是一个对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