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云南商品经济述论

近代云南商品经济述论

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文明时代是商品生产及交换开始产生的阶段。^[1]这就是说，人类自从进入文明时代，就有了自己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也就有了自己的商品经济。恩格斯指出：文明时代的商品经济，“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时代又各不相同”^[2]。不仅如此，即便是同一时代的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地区，商品经济的状况也是不尽相同的。近代中国，内地和边疆的商品经济大相径庭，云南地区商品经济的状况也不同于内地其他地区。今天，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时候，对近代云南商品经济作一些考察，不会是没有裨益的。

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云南商品经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当时，云南已经进入文明时代。大量的考古发现说明，战国至秦汉时期，在云南的一些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分工已经出现。农业方面，由于广泛使用青铜农具和铜铁合制工具，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手工业方面，青铜冶铸业具有很高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矿冶、金银器制造、制陶、纺织、玉石制造、酿酒以及煮盐等也有一定的发展，反映了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已日趋扩大。随之而来的便是商品交换出现了。当时的商品交换，主要是“滇人”内部和“滇人”与附近的“靡莫之属”的近地交换，其次是“滇人”与蜀、夜郎、楚、百越、交趾、日南以及缅甸、印度乃至西亚地区的远途贸易。商品交换的媒介，主要是来自今马尔代夫的海贝。这一时期，是云南古代商品经济发展较为显著的时期。此后，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迨于唐代的南诏和宋代的大理国时期，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生产的丝绫织品“颇有密致奇采”，技术水平“与中国埒”，另外，还有著名的手工艺品云南刀、皮甲胄、大理石等。重要的商业市镇有羊苴咩（今大理）、大矨（今喜洲）、拓东（今昆明）、永昌（今保山）、铁桥（今丽江塔城）等。当时，除内部交易频繁外，还与四川、西藏、广西、交趾等地区以及东南亚诸国、大秦、波斯、身毒、交趾等国有贸易往来。商品交换以贝和缯帛为货币。这一时期，是云南古代商品经济发展较为显著的第二时期。此后，经过元朝，迄于明清，由于大力推行屯疆之制，土地大量垦辟，水利和农业技术迅速发展起来，农业生产有了较大提高。手工业方面的纺织、陶瓷、矿冶等有了长足的发展，铜、银、锡的采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各府、州、县出现了商业市镇，定期集市的“街子”遍布全省乡村。使用了2000多年的自然物贝币为铸币铜钱、银两所代替。特别是清代前期，矿业中实行“听民开采而官收其税”的政策，铜、锡的采冶有了突出的发展。在铜矿业和生产关系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反映了当时云南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这是云南古代商品经济显著发展的第三个时期。

然而，从整个历史看，云南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十分缓慢的。战国秦汉、南诏大理、明清三个时期，云南的商品经济虽然发展显著，然而这是与其他时期相比较而言的。如果与其他先进的国家和地区作比较，那仍然是极其迟缓的。另外，如果将这三个时期的商品经济拿去与同一时期的占支配地位的自然经济相比较，那它不过是在自然经济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一些幼苗而已。恩格斯说：“在中世纪的社会里，……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因此，交换是有限的，市场是狭小的，生产方式是稳定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绝的，地方内部是团结的。”^[3]云南古代商品经济的状况也完全如此。

一、近代云南的商品生产

近代云南商品生产的发展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密切相关。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一步一步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云南的情况也如此。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云南固有的自然经济受到了猛烈冲击，清末以来出现的为数不多的工商业相继破产，广大农村的家庭手工业也遭摧残。然而，正如毛泽东所说，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又给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市场，而大量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4]。

清末以来，法英两国的资本主义势力垂涎于云南丰富的自然资源，千方百计要将云南变成他们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他们凭借鸦片战争后取得的一系列特权，先是派人来云南“考察”，继而提出修筑铁路、投资矿业和开辟商埠等要求。当其要求未能达到之时，便诉诸武力，发动战争。1883年12月爆发了中法战争。结果，中法两国签订“商务专条”，清政府同意将蒙自辟为商埠，后来又同意法国从越南海防“修造铁路以达省城（昆明）”^[5]，1889年8月蒙自开关通关，1910年4月滇越铁路全线竣工通车。从1896—1905年间，又有思茅、河口、腾越和昆明相继辟为商埠。从此，云南这个全封闭型的“山国”便“门户洞开”了。继法英两国之后，意大利、德国、美国、日本等国也以“利益均沾”为由，将其侵略之手伸入云南。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云南之后，首先在各地商埠建立领事馆，以保护其种种特权。继而开办各种商行、洋行，以倾销大量洋货，廉价收购各种原料，甚至控制云南的进出口贸易和商业资本的流通。法国还利用滇越铁路直接操纵云南的交通命脉，征收高额的运输费和过境税，等等。总之，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凭借拥有的特权，恣意掠夺云南地主经济，云南的大量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往巴黎、伦敦、纽约和东京等地。

列宁指出：“资本主义最主要的特性之一，正在于它加速最落后的国家里的资本主义发展……”^[6]。法、英、意、德、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云南的结果，一方面使云南成了它们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一方面则使云南的封建制经济基础动摇了，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结构解体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城乡商品经济也随之迅速发展起来。一言以蔽之，在云南，资本主义逐渐发展起来。这是客观经济规律导致的必然结果，是侵略者始料不及的事实。

清末民初以来，在云南逐渐出现了一大批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式工厂和企业，这些新式工业，就其类型而言，包括电力、机械、化学、钢铁、矿冶、纺织、烟草等轻重工业。就其资本来源而言，包括商办、官商合办、官办等三种形式。兹分述如下：

（一）商办工业

主要工厂企业有：宣统二年创办的昆明市耀龙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共集商股25000股，每股10元，股额计银元25万元，后增为100万元，其设备和原料均购自德国。民国二十七年与昆明电厂合并，称为耀龙电力公司，从此改为官商合办。这是云南历史上第一个电力企业。民国三年由商人集股开办了蒙自大光电力公司，机械购自英国。民国五年开远商人集资国币1万元，建立通明电灯公司，从英国购置发动机等设备。民国二十八年，由商人集资创办了德和机器厂，主要生产车床、钻床、刨床和铣床等，是当时民营机械工业中“楚楚可观者”。民国初年，文山县乡民谢氏集资开办钨矿公司。迄于民国二十四年，复有蒋氏出资承领继续开采。民国十五年，第一家生产肥皂的均益洋碱公司在昆明创办。民国三十二年振昆烧碱公司成立，主要生产烧碱和漂白粉。专门承包建筑和生产建筑材料的工光企业公司，于民国二十七年成立。大华企业公司建于民国三十年，下设纺织厂、碾米厂，并经营五金百货，承运公商物资。光绪三十年，闽人刘氏集资创办明良煤矿，一直办到民国二十八年改为官商合办等。^[7]

（二）官商合办工业

主要工厂企业有：民国四年，创办昆明自来水公司，初为官督商办，后改为官商合办，其敷设工程由法国工程师阿尔承包。民国二十年，由官商合股成立昭通民众实业公司，下设电力厂，机器购自英国。民国二十四年，由官商集资开办下关玉龙水利电力厂，其设备购自法国。民国二十八年，大成实业公司在昆明建立，官股1／3，商股2／3，股本共计国币460万元，下设17个厂，经营面粉、电石、液体燃料、机油、亚水泥、纺织等。民国三十二年，云南恒通化学工业公司成立，共有官商资本国币5000万元，主要生产酒精和白糖。光华化学工业公司，建于民国三十二年，是一家官商合办的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总额计国币1000万元，其产品有沥青、防腐剂、油毡、氨水、溶剂、柴油、汽油、火油等。同年，由云南省经济委员会招募商股集资合办的利滇化工厂在昆明建立，资本总额计国币4000万元，主要生产汽油、柴油、柏油、机油、甘油、火油以及肥皂等。民国二十九年，新华化学制药公司成立，有资本500万元，官商股各一半，主要生产西药。光绪三十一年，个旧厂官商公司建立，官股45.8万元，商股18.1万元。宣统元年，官股增为100万元，商股增为76.95万元，改为个旧锡务有限股份公司。民国九年，股本总额增至250万元，又组建云南炼锡公司。民国二十八年合建云南锡业公司，股本达5000万元，迄于三十三年增至1亿元。民国二十四年，云南矿业公司成立，官股居多，商股较少。二十六年，又成立云南矿产公司，有股本国币1.6亿元，商股仅为31万多元，主要经营锡矿、金矿和煤矿。东川矿业公司，成立于民国二年，股本初为30万元，官商各半。后增至75万元，官股10万元，商股65万元，主要经营铜、铅、锌矿的开采。个旧钨锑分公司，成立于民国二十五年，其资本分优先股（即官股）和商股，优先股为币2.04万元，商股为20万元。昆华煤铁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民国二十八年成立，由官商平均集资开办，资本总额初为国币160万元，民国三十年扩大为600万元，三十二年又扩大为1500万元，下有圭山煤矿、东山煤矿和九渡铁矿，所产生铁质量甚佳，可与进口生铁相比。

（三）官办工业

主要工厂企业有：民国二十六年成立的开远水电厂，拥有资金3800余万元。三十四年的月发电量为40万度左右。二十八年，建立腾冲叠水河水力发电厂，资金由省经委会支拨，先为国币260万元，后增为500万元，其设备器材购自美国、瑞士。二十七年，省经委会投资国币2578万元建立昆湖电厂。民国三年，建立云南模范工艺厂，直隶省长公署，后改隶实业厅、建设厅，以制造各种小型机械和农具为主。二十三年，改为云南五金器具制造厂。民国三十二年，省经委会和富滇新银行、裕滇纺织公司、云南纺织厂合资建立裕云机器厂，资本总额为1.5亿元，主要生产纺、织、染及有关机器。宣统三年创立云南印书局，先隶属云南公署，民国十九年改属省财政厅，三十一年又改属省企业局，三十二年定名为建国印书馆，承印官商各界各类印刷品。民国三十一年，设立云南蚕业新村公司，由省经委会与富滇新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合办，主要经营养蚕制丝，其生丝外销，年销200余官担。民国二十八年，省经委会与富滇新银行合资开办云南蚕丝公司，下设缫丝、纺织两厂。民国二十九年，由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与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合资创办云南酒精厂，迄三十四年共生产酒精66万加仑。民国三十一年，省企业局建立安达炼油厂，其资金总额为国币4000余万元。该厂用桐油、松香等炼制代汽油、代柴油、灯油和柏油等。民国二十四年，省经委会等投资建立华新水泥公司昆明水泥厂，资本总额4000万元。民国二十七年，建立云南中国茶叶贸易公司，下属顺宁茶厂、佛海茶厂、复兴茶厂等。民国三十年建立云南纸烟厂，翌年成立云南烟叶复烤厂，统属于企业局，资本总额7500万元。每年出产纸烟3600大件，有重九牌、七七牌、双十牌等。民国二十八年，成立昆明电冶厂，除炼钢外，兼炼锌、铅。同年，又先后建立中国电力制钢厂、云南冶炼厂以及宣明煤矿公司等。

此外，民国年间，在云南还有中外合办的工业，如：民国七年建立的云南明兴矿业公司，由云南省政府与美国纽约东方矿业公司合办，股本100万元，滇股美股各占一半。抗战时期，还从内地迁来一些工厂，如：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无线电器材厂、中央机器厂等。

清末民初以来，云南的手工业也如雨后春笋地迅速发展起来。全省各市县都先后办起了许多种类的手工业。如：昆明市有手工业工厂（场）48个，包括染织、金属、火柴、皂碱、皮革、化妆品、颜料、玻璃、电池等九种行业。有手工业铺家（作坊）2236家，包括金银器具、成衣、制革、钟表、照相等42种行业；边镇腾冲的手工业也有40多种行业；宣威县也有火腿罐头厂等手工业数十种，等等。这些手工业从事的小商品生产，不仅活跃了城乡市场，而且为外贸出口提供了大量的土特产品。

清末民初以来，云南的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以往农产品以粮食为主的格局发生了变化，随着棉花、烤烟等经济作物优良品种的引入，加之原有的茶叶也扩大了种植面积，大大促进了农业中商品生产的发展，提高了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兹简述于下：

棉花生产：民国二三年间，云南省实业司从美国购买棉籽5000磅，又从通州购买棉粒一万斤，分发宜棉各县播种。民国四年从美国购花旗黑光棉籽3000磅，八年从缅甸、弥渡等地购棉籽500斤、九年从美国购棉籽一万磅，均发往各县种植。从此，全省种棉之风甚盛，共有66个县和行政区种棉。从民国四年至八年，大约年产2000万斤，基本上改变了过去“完全仰给洋纱”的状况。

烤烟生产：民国十一年，烤烟传到云南。这一年，墨江人庾恩锡以15万元资本创办亚细亚烟草公司。因其产品无力同外来卷烟相竞争，苦心经营了7年，遂告停厂。民国二十八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派员来滇，以美国金园种烤烟进行试种，翌年在玉溪、江川、易门、建水等县种植成功，于是不断扩大种植面积。三十一年，全省种植烤烟2727亩，收烟61816斤。三十二年，推广到十四个县，种植面积为23595亩，产量达946553斤。三十七年，种烟县份增至72个，面积达32万亩，产量增至36万担（即3600万斤）。民国三十三年起，云南的烤烟成为仅次于大锡的出口产品，畅销上海、香港、广州、四川以及越南和东南亚等。

茶叶生产：云南种茶的历史很早，但迄于清代，仍只有景洪、思茅等少数县份种植，产量不多，仅因为用作“贡品”而享有盛名。民国以来，种茶面积逐渐扩大。据《续云南通志长编》卷七十五记载：民国三十五年，全省种茶之县“约达三十余县”，主要分布区域为思普沿边区、景东景谷区、元江镇沅区、澜沧区、双江缅宁云县区、顺宁镇康区，称为“六大产区”。此外，尚有大关、彝良、绥江、盐津、镇雄、宜良、路南、保山、昆明以及文山、广南等县也生产茶叶，全省产茶大约126000余担。其中红茶96000余担，绿茶30000余担。滇茶除销售于本省外，尚有大量输出，以四川、康、藏为大宗，间销安南、暹罗、缅甸、南洋以及我国沿海沿江各省，是云南外贸出口的重要产品之一。

蚕桑生产：清代以前，“云南虽已栽桑养蚕，惟所植之桑，叶干而小；所养之蚕，丝硬且粗。出货既劣而不精，售价遂贱而无利。”光绪三十年，云南巡抚林绍年奏请开办蚕桑学堂，专习养蚕、缫丝、栽桑之法。从此，全省广开风气，栽桑养蚕者风起云涌。迄于民国二十三年，全省有大姚、楚雄、永善、宾川、弥渡、洱源等32个县种桑养蚕，养蚕户计9737户，有桑树610余万株，年产生丝14442斤。由于推广优良桑籽，仿效西洋养蚕之法，所生产丝的质量大大提高，所谓“光洁滑泽，柔细可喜，佥称与江浙所产相埒。”由于产量增加，质量提高，云南所产黄丝也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占全省出口产品中之第二、三位。

此外，花生、油菜、甘蔗、靛、麻、漆、芸苔（油用植物）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也较过去有所扩大，其中不少成为云南外贸出口的农产品，兹不备述。

二、近代云南的商品交换

恩格斯指出：“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没有交换，生产也能进行。没有生产，交换——正因为它一开始就是商品的交换——便不能发生。这两种社会职能的每一种都处于多半是特殊的外界作用的影响下，所以都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规律。但是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8]如上所述，近代云南的商品生产，无论是在工业方面，抑或农业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这就为商品交换奠定了广阔的基础。

清末民初以后，随着商品生产的较大发展，云南的商品交换也迅速发展起来，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范围上，均远远超过清代以前的任何时期。正如《续云南通志长编》所云：迨蒙自、河口、思茅、腾越、昆明相继辟为商埠，滇越铁路竣工通车，“西人之经济势力，乃随之而深入，三迤商务，亦因之而丕变矣”。近代云南的商品交换发生巨大变化的表现何在呢？概而言之，主要表现在下述四个方面。

（一）市场增多，经营范围扩大

清末民初，云南地区的交易仍然保持以往“赶街子”的习惯。一些较大的县有商号二三十家，较小者不过五六家。除街期外，平时交易并不繁盛。迄于民国中叶，交易市场迅速增多，且经营范围日益扩大。据《续云南通志长编》记载：全省最大的市场首推昆明市，其次是蒙自、腾冲、思茅、下关、昭通、个旧等。昆明市是全省货物的集散中心，据民国二十三年统计：该市有商号2412家，从业职工人数为9769人，约占全市人口的6.7%，资本总额为505万余元，营业额为1673万元。经营的行业多达61个，其中主要有棉纱、布匹、中西百货、药材、针织、燃料、猪鬃、铜器、机器、面粉、首饰、衣帽、钟表等。经营其中某一行业者，多的有200余家，少的也有八九家。如经营棉纱业的商号有46家，资本总额187万元，其棉纱多由上海购入，除在本市销售外，还分销迤东、迤西各县，其销售占全省总数的70%。又如经营药材业的商号有91家，资本总额20余万元，其西药多购自越南、香港、上海等地，中药则多从本省各地购来。当时，最大的商号有福春恒、茂恒、永昌祥等，主要经营进出口货。信诚、春影阁、大兴公司、和通公司等，主要经营洋杂货。万来祥等，主要经营西药。此外，由外商经营的洋行有10多个，如：美商慎昌洋行、英商旗昌洋行，均经营机器业；希腊商歌胪士洋行、若利玛洋行；日商保田洋行、宝多洋行，法商安兴洋行、志利洋行，主要经营进出口杂货。其他洋行，或经营玩具，或经营布纱，或数种兼营。当时昆明之市场，“商号林立，营业甚盛”，不仅本国商品毕集于市，而且“异域货物，充斥”，欧美之瑰异珍奇与鲜衣丽服，均陈列于市，在昆明街头随处可见。

（二）省内贸易日益繁盛

民初以后，云南省内各市县之间的贸易日渐昌盛起来。全省100余县市都以其手工业品、土特产品彼此进行交易。如：昆明市销往各地的产品有：布、帽、饼果、牛、羊皮、猪鬃、五金制品、机器、化工制品等；从各县购进的产品有：棉纱、纸烟、绸缎、米、盐、石油和茶等；个旧售出产品为大锡，购入产品为米、炭、石油、香油、烟、黄豆等；大理县，售出楚石、干鱼等，购进棉纱、棉花、糖、烟、缎、布等；腾冲县，以黄丝、布、毯、斗笠、麻线、兽皮、铁器、核桃、栗子、铝、棕盖售出，而购入棉纱、染料、棉花、布、玉石、盐、糖、火柴、杂货等；昭通县，售出牛羊皮、玉蜀黍、猪毛、羊毛、大米等，买入盐、棉纱、布、米麦、豆等。各市县之间的贸易，虽还带有“以有易无”“以余补缺”的早期商品交换的性质，但反映了各地农副产品商品化的程度已大大提高，同时也说明全省各县之间的贸易往来日趋密切，城乡商品经济已有较大发展。

对外贸易空前发展：

清代以来，云南由于山岳盘结，交通险阻，“虽蕴地宝，开发廖廖；农产自给，不俟他求、民风淳朴，不工操奇计赢”^[9]，所以与外国的贸易往来很少，进出口货物亦甚微。自清末设关开埠以后，“始有正式之国际贸易”，而迨滇越铁路通车，对外贸易更加迅速发展起来。

云南的对外贸易主要是通过蒙自、思茅、腾越三关的货物进出口实现的。出口货物以锡块（粗锡）为大宗，经丝、皮革次之，猪鬃及其他金属又次之，另外尚有茶叶、牛皮、桐油、大豆、小麦、生铁以及其他豆类等。从蒙自关出口的大锡，在全省外贸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据统计：民国十六年大锡出口占全省出口总额的70%，十七年占77.1%，十八年占75.2%，十九年占84.2%，二十年占70%。而云南的大锡出口，占全国出口锡的90%左右。可见，云南出口的大锡，不仅在全省外贸中占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全国外贸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进口货物，以棉货为大宗，煤油、烟草、人造靛、糖、钢铁、毛织品和纸次之，另外尚有煤、化学制品及药用材料、锅炉机器及其配件、交通器材、军械军火、面粉、成衣、水泥、鱼介类、牛乳及副产品等。作为进口大宗的棉货，以棉纱为最多，棉布次之，棉花又次之。从蒙自等三关进口的棉货，在云南外贸进口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据统计：民国十六年，棉货进口额占全省进口总额的68.6%，十七年为66.6%，十八年为65.9%，十九年为65.7%，二十七年为44%。云南进出口贸易直接联系的国家和地区是印度、安南和中国香港。而香港仅为一转运口岸，通过它云南又与英国、欧洲其他各国，美洲、日本、澳洲、新加坡以及我国沿海各口岸有贸易往来。蒙自关是云南对外贸易的最大商埠，据民国二十年的统计：该埠的进出口数值占全省贸易总值的800%以上，是年通过该埠进行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多达14个。云南的对外贸易，自蒙自开关至滇越铁路通车，年年均系入超。宣统二年至民国七年，随着滇越铁路通车，大量土货得以出口，加之欧战爆发，大锡需要量增加且锡价上涨，即由入超转为出超（民国三年为入超，仅此除外）。民国八、九两年，虽又变为入超，但数值不大，进出口总值相较，几乎平平。民国十年至二十年，入超剧增，每年平均入超达500万两以上，其中民国十五年高达1000万余两。其主要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市场的锡价猛跌，从而造成云南外贸的巨大入超。抗战前后，云南外贸出现回升。从民国二十二年至三十四年的13年中，除两年入超外，其余11年均为出超。如：民国二十二年，出口623.6万美元，进口410.6万美元。二十九年，出口1981.2万美元，进口761.9万美元。三十年，出口5869.8万美元；进口2922.1万美元；此为历史最高出超总值。三十四年，又出现入超，出口1585万美元，进口2281万美元。从三十五年，云南进出口贸易急剧下降，迄于三十六年，出口仅为154.7万美元，进口也只有426.7万美元。^[10]抗战胜利后之所以变出超为入超，不言而喻，乃是国民党反动统治者肆意掠夺、摧残云南地方经济的结果。

（三）商业资本迅速发展

清末，云南地区的商业资本开始发展起来。一些商人因兴办矿冶业而发财致富，他们中有的人吸收一些中小商人的资金，组成商帮和商号，实行集股投资，利润分成。当时比较著名的有昆明帮的同庆丰、喜洲帮的永昌祥、鹤庆帮的兴盛和与福春恒、腾冲帮的茂延记与洪盛祥、蒙自帮的顺成号等。此外，还有昭通帮、曲靖帮、临安帮、开化帮、通海帮、新兴帮、恩劳帮等等。这些商帮和商号，均握有大量资本，经营生丝、石磺、药材、棉花、棉布、棉纱等多种产品的生产、加工与销售，甚至在内地和国外还设立分号，从事对外贸易，获取不少利润，增加了资本。

民国以后，随着商办和官商合办工业的发展，商业资本又获得进一步发展。上述大商号福春恒、永昌祥等，由于兴办工厂、企业，又经营外贸，其资本迅速扩大。如：福春恒商号，宣统元年只有银元2000元，迄于民国二十六年，时隔二十八年扩大到银元300多万元，增加了1500倍。庆正裕商号，民国二十年从福春恒商号分伙出来独立经营时，只有资本80多万元，迄于二十六年即增为700多万元，二十七年又增至1400余万元。永昌祥商号，宣统元年只有资本白银8604两，到民国五年增为银元45030元，到二十六年增至银元1825900元，时隔21年即增加45倍多。此外，经营大锡的美兴和、经营钨锑的天顺昌等商号，也因发财致富而积累了大量商业资本等。

抗战时期，云南成了大后方，外省一些商业资本转到云南，其中有不少投向工业，而不断发展壮大。本省一些商号也将其资本投入更多的工业，兴办纺织、卷烟、面粉、化工、矿冶、机械等工厂。有的则经营对外贸易，从而使其资本不断扩大。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反共反人民的政治需要，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使工商业遭致严重摧残，社会经济全面崩溃，自然商业资本也受到了沉重打击。

三、近代云南商品经济的特点

如上所述，清末民初以后，云南地区的商品生产与交换有了较大的发展。那么，近代云南商品经济具有哪些特点呢？我们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以下几个方面是比较突出的。

第一，近代云南的商品经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发展阶段是清末民初，约当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20年代。这是封建性商品经济向半封建半殖民地性商品经济转变的时期。清末，在云南出现了一些官办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或商办的工业，其中主要是官办或官督商办的矿冶业。这些工业主要采用土法生产，工人与矿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经营方式落后，生产水平较低，虽然资本主义萌芽业已出现，但基本上仍然是一种封建性的生产关系。民初以后，随着开埠、通车、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进入云南，过去的旧式工商业纷纷破产，而采用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新式工业则迅速发展起来，生产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纯粹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过去的封建生产关系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转变发生不到30年的时间里，真可谓之为“丕变”。第二个发展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中，约当民国十年至抗日战争前。这是云南商品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在这十六七年的时间里，各类新式工业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电力、化工、机械、水泥、纺织、面粉等新式工业的出现，改变了过去以矿业为主的工业结构。各市县的手工业门类甚多，分工更细，促进了城乡商品经济的活跃。外贸方面，虽然处于入超地位，但进出口货值总额较前增大，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比以往密切，商业资本的发展也较为迅速等。第三个发展阶段是抗日战争时期，这既是一个发展时期，又是一个由盛而衰的时期。此间，内地工厂纷纷迁来云南，省外一些商业银行和商业资本也转入云南，加之滇缅公路通车，中印空中交通线通航，大大促进了云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通过公路、铁路和航空，进口和出口的各类物资很多。如：民国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由滇越铁路运入昆明的转口物资，从原来的33000多吨猛增为40余万吨。民国二十八年至三十四年，经滇缅公路进口的物资多达36.9万吨。民国三十年至三十四年，仅空运进口物资就有4.8万吨。另外，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军火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沿着滇缅公路，出现了一批新的市镇等。但是，随着抗战的胜利，特别是抗战胜利一结束，这种短暂的繁荣景象也就宣告结束，云南商品经济由发展进入迟滞和衰落时期。

第二，近代云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兴办各类新式工业密切相关。近代以来，在云南出现了许多新式工业，其中无论是商办工业，抑或是官商合办、官办工业，均采用新的经营方式，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有的还聘请外国技师等。因此，这些工业生产力水平提高较快，为云南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广阔的基础。当然，这几种类型的工业也具有某些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属性。商办工业，不仅为数不多，而且资金也较少。常因经营不善而亏损，最后不是停办就是改为官商合办或官办。这反映了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常受到来自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掠夺与压迫。官商合办工业，一般来说，官股居多，官僚资本凭借国家权力，大量投资，保证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因此一般都能顺利发展。在云南地区，除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插足工商业外，地方官僚资本也有不少投向工商业，如民国十六年它们直接投资兴办的企业达40余个。

第三，近代云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交通状况的改善密切相关。由上所述，大凡云南地区有了自己的出海口，商品经济就获得迅速发展。清末，滇越铁路修通后，有了越南的海防作出海口，随之出现了商品经济的第一次较大发展，后来的第二次大发展也与此密不可分。抗战时期，滇缅公路通车后，在缅甸仰光找到了出海口，随之又出现了商品经济的第三次发展。接着，中印公路的修通，尽管出海口远在加尔各答，又主要是转运战时物资，然而对云南商品经济的第三次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可见，出海口与云南商品经济的发展至关密切。

第四，近代云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外界条件有一定的关系。如：清末民初的发展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有一定关系。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发展，尤其是抗战时期的发展，与内地大量资金、工厂、技术、人才的流入有密切关系。这种情况，印证了上面所引的恩格斯的论断，即生产与交换的“每一种都处于多半是外界作用的影响下”。近代云南的商品经济，正是“处于多半是外界作用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第五，近代云南对外贸易中出口的产品都是未经深加工的原料。如：作为出口大宗的锡，主要是以粗锡（即半成品）形式出口，作为第二位出口物的生丝、皮革、猪鬃等，自不待言更是一般原料。云南只是以原料出口，这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要求，同时也是云南商品经济的半殖民地性质的反映。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近代云南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给20世纪80年代的云南人提供了哪些有益的鉴戒？我们认为，鉴戒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有如下几点：

首先，要迅速发展云南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必须大力发展交通事业，切实改变当前铁路、公路干线太少，没有任何出海口等落后状态。这个问题不尽快解决，云南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不过是纸上谈兵。近年来，“重开南方丝绸之路”成为人们普遍谈论的话题。这一古道倘能建成一条电气化的大铁道，使仰光再次成为云南的出海口，那么云南经济的腾飞便指日可待。

其次，要迅速发展云南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必须大力普及教育，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在一个文盲充斥，商品观念淡漠，甚至不知商品为何物的社会，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岂不是天方夜谭！这个问题，近年来也有过不少高论。但严峻的事实却是：教育经费一再紧缩，广大农村尤其是山区和边疆的教育事业仍然落后，城乡中的文盲、半文盲有增无减等，一切有识之士无不为之忧虑，“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战略决策真正为人们接受之日，便是云南经济振兴之时。

再次，要迅速发展云南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必须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开发多种商品生产。“两烟”是云南的传统产品，也是“拳头”产品，固然要进一步发展。但如果陶醉于“两烟”，而不去开发多种新产品，那将会坐吃山空。比如大锡等有色金属，就应当从深度加工、开发新型材料等方面去大做文章。对云南的自然资源优势，多年来只是一味地津津乐道，至于如何使它尽快地变为生产力，变为色彩斑斓的优质产品，人们并没有认真地去考虑它，研究它，更没有去努力使之变成现实。总而言之，商品经济的基础是生产力，只有生产力提高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才会成为可能，这是众所周知的。

（原载《史学论丛》（第四辑），云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注释】

[1]详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70页。

[2]《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86页。

[3]《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裕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12－313页。

[4]《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载《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89－590页。

[5]《清季外交史料》第126卷，文海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6]《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64页。

[7]《续云南通志长编》（下册），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5年，卷七十三“工业”，以下所引，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该书。

[8]《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86页。

[9]《新纂云南通志长编》卷143，“商业考”一。

[10]陈茸：《云南对外贸易的历史概述》，《思想战线》198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