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舆论”概念体现“人民主权”的理念

一、现代“舆论”概念体现“人民主权”的理念

现代西方的“public opinion”一词，直到18世纪才作为一个独立的词组。这个词组包含了“人民主权”的理念，而这种理念产生于文艺复兴时代。1762年，法国启蒙学者雅克·卢梭（J.Rousseau）在他的《社会契约论》中首次将“公众”与“意见”组成一个概念，即“舆论”（法文Opinino Publique）。

卢梭之前，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对舆论（当时尚没有public这个定语）的论述为后人提出public opinion做了思想准备。洛克把“舆论法则”（the law of opinion or reputation）作为一个范畴，与“神法”、“民法”相提并论。他提出：人们判断行为的邪正时所常依据的那些法律，可以分为三种：一为神法（divine law，相当现在所说的公法）；二为民法（civil law）；三为舆论法。他认为，舆论法判别的是美德和恶行，而美德完全是根据公众的评价来衡量的。他写道：“这些称、讥、毁、誉，借着人类底秘密的同意，在各种人类社会中、种族中、团体中便建立起一种尺度来，使人们按照当地的判断、格言和风尚，来毁誉各种行动。……他们借这种赞赏和不悦，便在人类中建立起所谓德行和坏行来。”^[1]洛克使舆论从语义上摆脱了最初“不可靠判断”这一略带贬义的含义，而承认公众舆论是一种合法标准。

马克思把舆论视为“一般关系的实际的体现和明显的表露”。^[2]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3]恩格斯年轻的时候说过：“世界历史——我们不再怀疑——就在于舆论。”^[4]（直译：世界历史进入舆论）工业革命背景下，舆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们概括了以下几点：

第一，共同利益愈来愈成为较大范围内的舆论的基础。在古代社会和中世纪，舆论依附于范围较小的共同体，稳定少变，作用有限。工业革命后，因共同利益而形成的舆论一旦激动起来，不解决问题是很难消退的。

第二，先进的阶层和发达地区愈来愈成为舆论的晴雨表。现代社会生活不停顿地动荡，交往频繁程度的差距迅速拉开，于是在各方面和各地的舆论中，自然出现了“带头羊”。这种舆论的“位差”成为现代舆论演进的动力之一。

第三，外部因素愈来愈容易引起舆论的变化。现代交往把每个人的生活同世界连成了一片，遥远地方发生的事件也会影响到人们的切身利益，因而舆论变得十分灵敏，外界的微小变动在一定条件下都可能引起舆论的变化，反过来影响整个社会的进程。

第四，政治自由愈来愈成为舆论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舆论不发展的时代，舆论对政治自由的要求是微不足道的。动荡的现代社会生活，使得舆论发达起来，原有的种种限制人民发表意见的政策，如书报检查、出版特许、保证金等就愈发变得不可容忍，政治自由的各种要求被提上了日程。

第五，舆论的逆向反映愈来愈强烈。政治自由实际上是对公众进行的一种公民素质的训练。由于舆论主体成熟起来，舆论的独立意识得到加强。如果舆论的控制者们循着老办法强行压制舆论，得到的将是愈来愈强烈的反抗。

第六，舆论的自发性特点。舆论是一种群体意见的自然状态，因而它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动式的，传统对现代舆论的影响虽然比过去时代减少，但仍然不可忽视。这方面的舆论曾经相当程度上阻碍了英国现代化进程。

那么，现代舆论力量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他们认为：首先，舆论是对权力组织和政治活动家的制约力量。其次，舆论对立法是一种推动力量。第三，舆论所实现的是普遍的社会监督。舆论是公众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一种评价。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情况下，舆论趋向于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监督的权力。

马克思使用过“舆论的陪审团”、“名誉审判席”、“批判的法庭”等用语；恩格斯使用过“舆论的权力”、“诉诸公众”、“诉诸公论”等用语，其意思是一样的，即每个人都会感受到周围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的制约。这是一种全方位的特殊的精神交往形式，传统、现实、社会关系、心理因素等等交织在一起。^[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