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意识的衰退与人类整体的自嘲

一、崇高意识的衰退与人类整体的自嘲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一种意识形态学方面的等级歧视由来已久，这就是重悲剧轻喜剧。在评论家的话语系统里，如同通俗文学通常总是难登高雅艺术的大堂，悲剧似乎比喜剧更具有艺术品质。因为悲剧是“崇高精神”的同义词，而喜剧则是“轻松娱乐”的代名词。实际上把悲剧与崇高划等号是非常片面的，比如以《窦娥冤》等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悲剧和当下荧屏流行的苦情家庭伦理剧，其实质都是“哀怨凄惨剧”，与崇高相去甚远。但尽管如此，将悲剧与崇高连在一起仍有其道理。

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曾指出:在真正体现悲剧精神的作品中，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为他人利益而做出伟大的自我牺牲，以及危难之中的英勇果决和经得起考验的忠诚。所以“悲剧不同于喜剧主要就在于前者激起崇高感，后者引起美感”。通常来说，“崇高令人激动，美令人陶醉。充满崇高感的人的表情是严肃的，有时凝然不动，并令人惊异。反之，强烈的美感使眼神流露出快乐的光芒，笑口常开喜气满面”^[18]。在《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一文中，康德形象地将喜剧与悲剧落实于性别文化中，以阴柔与阳刚之美予以区分。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他进一步通过对“大”与“伟大”的概论辨析，建构了完整的现代崇高美论。他强调“我们称之为崇高的，就是全然伟大的东西”，明确了“崇高不存在于自然界的任何事物，而是内在于我们的心理”这个核心观点。因为“大”可以属于自然事物，而“伟大”只能属于一种主体意识。这种意识就是一种超越个体利益的使命感，“所以那对于自然界里的崇高的感觉就是对于自己本身的使命感的崇敬，而经由某一种暗换赋予了一自然界的对象”。因而归根到底，崇高意识的核心是人类道德感的生成，是一种理性能力下的思想能量与精神境界的体现。换言之，“崇高精神的实质不是外在的‘大事物’所具有的‘大现象’的影响，而是我们内在的‘大观念’所产生的‘大力量’的结果。这种大观念一言以蔽之，也就是一种以某种理念为基础的理想精神的感召，所以‘崇高精神’与‘英雄本色’常常相连，因为理想主义的旗帜通常总是要由这样的角色高高擎起”^[19]。

但是，自20世纪以来，曾经是“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的人类在精神上遭到了三次重创:天文学家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告诉人们“人不是宇宙的中心”，博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让人们知道“人不是神的宠儿而是动物的近亲”，而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让人们明白“人不是理性的思想者而是受本能欲望支配的非理性生命”。因此，以理想主义为参照点、以理性精神的弘扬为特征的崇高意识，就失去了能量的来源。任何理想都构筑于某种信仰的基础上，属于一种抽象的形而上的东西。正是这种抽象性，为专制者和独裁者的偷梁换柱活动提供了极大方便。他们隐身于“国家”、“民族”、“世界”、“东方”等抽象“大词”的背后，高举“理想”、“战斗”、“解放”的旗帜，进行着拉大旗作虎皮的信口雌黄甚至惨绝人寰的杀戮。当人们被“理想”、“科技”、“发展”等大词所迷惑而激动不已时，早已不再过问诸如发展的方向、谁的理想、什么样的科技等这些实际问题。这正是造成人类无数悲剧的一大根源。正是源于这种美学思想的清明，传统喜剧中那种笑的优越感在现代喜剧中已不复存在，现在再也见不到像堂·吉诃德那样有着坚定理想和大无畏精神的英雄，代之而起的是真正的卑微宵小者，“丑艺术”和“反英雄”形象已然普遍化。显然，现代喜剧的嘲弄指向了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人类，是对处于荒谬境地的人类整体的“类的自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