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现代伦理的困厄

一、启蒙与现代伦理的困厄

西方的启蒙运动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在18世纪的法国就进入高潮，并最终以“革命”压倒了“启蒙”。但是作为一种思想运动，特别是作为一种对“现代”或“现代性”之合法性的自我确证运动或对其不合法性的批判反思的运动，它迄今没有完结，而且时常成为讨论的热点。我们发现，“现代性从一开始也是一项道德的事业”，^④伴随着启蒙始终的，是对于现代“伦理”或“道德”的确证问题。

第一次明确地要求确证现代的合法地位的学术争论，是发生在18世纪初的“古今之争”。这虽然表面上是一场关于古今艺术原则的单纯争论，但是，正是反对法国古典艺术典范的“现代派”艺术家把出自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至善”(完善、完美)概念拉出来，结合现代自然科学的“进步”概念，要求承认现代艺术理念的合法地位。^⑤这至少说明，现代性之争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关于现代本身的伦理价值的确证问题。

这一问题在18世纪末的德国柏林展开的关于究竟“什么是启蒙”的争论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争论一直围绕着对“启蒙”自身的反思:究竟什么是“真启蒙”，什么是“假启蒙”，但“真假”问题的背后，是对启蒙可能导致的伦理及信仰的危机给现代社会带来的危险的忧虑:“争论的核心是:对宗教、道德和政治关怀的自由的、无拘无束的讨论也许会削弱社会所依据的约定俗成的风俗和信仰”;一些人认为，“与过分迅速的公众‘启蒙’相联系的那些危险乃是言过其实”，而有些人则坚持认为“公众的道德依赖于‘不确定的、可疑的或者完全错误的’信念，而且……当‘启蒙从这些人当中拿走伦理上好的行动动机，而不以其他的东西加以替代’时，启蒙就是危险的。在这种情形中，人们发展的不是启蒙，而是一种道德的腐化”。^⑥于是，有人就把“假启蒙”与“没有宗教根据”联系起来:“在宗教之中没有根据，并且得不到宗教支持的一切启蒙……不仅是通向毁灭、不道德和堕落之路，而且也会导致一切公民社会的解体和崩溃，导致一场人类自己反对自己的战争，这场战争开始于哲学，终止于人吃人的自相残杀。”^⑦

这种尖锐的对立说明，一方面以反对宗教、迷信起家的启蒙运动的确彻底动摇了习俗的道德和信仰，而习俗的道德和宗教信仰是维持现代以自由个体性为基础的公民社会凝聚力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另一方面，启蒙如果最终不能使之确证的道德合理性获得某种宗教信仰的支持，现代社会不但没有合法性，而且必将人类引入无信仰、不道德的毁灭之路。因此，这就是时代给哲学提出的严峻课题。

康德作为第一个将德国引入哲学之路的哲学家，自然深刻领悟到了这一思想使命。所以，他不仅积极参与了柏林的这场争论，留下了日后成为启蒙经典的文章:《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但在这篇文章中，康德只是着重从人类如何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来界定什么是真正的启蒙，尽管在文章的最后，康德也指出了人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主要是在宗教问题上，并说这是“启蒙的要点”:“而在宗教问题上的不成熟不仅是有害的而且也是最可耻的”，但毕竟在这篇文章中康德无法就宗教的启蒙作出充分论证。

有意思的是，当康德后来在一些著作中尤其是《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完成了指点人类脱离宗教的不成熟这一“启蒙的要点”时，却遭到了受正统神学影响的国王弗里德里希(旧译:腓特烈)·威廉二世的申斥甚至威胁。^⑧这充分说明，在这个交织着启蒙与专制、革命与复辟、进步与保守的时代，社会伦理道德所处的无根漂浮、似定非定的困局之中:一方面在启蒙浪潮的横扫之下，宗教的、政治的乃至习俗的权威声名扫地，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原有的伦理道德必然地失去了存在的根据;但是，另一方面不仅由于信奉正统宗教的权威不允许在宗教问题上自由思想，而极力维护那个未经启蒙的“上帝观念”，而且即使在信奉理性的哲学家中，由于坚守着旧形而上学的思维习惯，依然像莱布尼茨那样坚持“神义论”，把理性变成了“护教学”的工具，新时代的伦理信念依然无法建立。

面对宗教信仰的式微，旧形而上学“神义论”论证的各种尝试的失败，^⑨康德必须重新确立启蒙的路向，既让人们的道德理性得到启蒙，又使道德信念获得一种神学信仰的支持，以此作为“真正的启蒙”为现代的道德合理性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