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媒介素养教育行动

2007年3—7月，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20余名志愿者为主体，成立媒介素养教育行动小组，开展命名为“小小看媒体”的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推广行动。在行动中，志愿者在复旦大学附近的两所小学中开展了两周一次的媒介素养教育兴趣班，以互动的课堂形式、深入浅出的语言教授60位左右四年级小学生媒介素养的基本知识，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培养学生具有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使其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行动的实施过程如下。

（1）制定行动方案、联系授课单位。2007年3月，本书笔者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生会的1位核心干部A^[5]商议，筹备成立“媒介素养教育行动小组”，在小学中开展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推广行动。由A带领学生会2名干部制定具体行动方案，联系授课学校。经过努力，复旦小学和同济小学愿意合作开展行动，具体由这两所学校的少先队大队部负责组织学生、安排场地。根据行动小组的要求，接受媒介素养教育的小学生基本固定不变，为四年级的某一班级。

（2）宣传动员，招募志愿者，成立“媒介素养教育行动小组”。3月底，A同学等通过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宿舍楼和教学楼内张贴海报，以及同学、朋友之间的口头动员，招募媒介素养教育行动志愿者。到4月中旬，共招募到志愿者20人，专业覆盖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以及传播学，且大都已有至少一年的专业课程学习经历。不过，志愿者对媒介素养教育理论并不十分熟悉，有的甚至此前从未听说过。

（3）志愿者培训。4月下旬至5月上旬，由复旦大学媒介素质研究中心的三名教师^[6]给志愿者们作了三次主题讲座，题目分别是《国内外媒介素养教育的现状与发展》、《儿童的媒介观》及《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阐释媒介素养的概念和意义，介绍国内外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状况，分析儿童媒介使用的特点与需求，推荐适合儿童的媒介素养教育方法。除了讲座以外，行动小组的负责人还收集了媒介素养的相关网站和材料，特别是台湾政治大学吴翠珍老师编撰的《别小看我》这本书，并以邮件形式发送给所有志愿者，供他们学习和参考。

（4）志愿者分组准备教学课件。5月中旬，志愿者们根据主题分为四个小组，各组围绕选定主题准备教学课件。小组成员们针对教学内容、方式方法反复讨论，其间本书笔者进行了指导，并提出修改建议。在正式到小学授课之前，小组成员们还进行了演练，以防遗漏、差错。

（5）志愿者进入校园开展媒介素养教育行动。5月下旬，志愿者们正式开始在两所小学进行媒介素养教学实践，时间为两周一次，即一个分小组连续两周授课，一周一个学校。到2007年上学期结束前，已经开展过的主题教育是《小小看媒体之“小心广告”》、《小小看媒体之“负面新闻我不怕”》，另外两个已经准备好的主题因为小学期末考试临近而被推迟。接受教育的两个四年级班的学生人数分别是40名和28名，每节课的持续时间为45分钟。授课采用了创设场景、分组活动、互动游戏以及有问必答等多种形式。行动小组期望在互动过程和场景创设过程中为儿童创造思考媒体利弊的机会，使其通过轻松愉快的互动学习来学会判别媒介信息、利用媒体为自己服务；进而，通过一定时间的教育，帮助儿童培养理性面对媒体的意识，形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增强自我约束的能力，全面提高自身的媒介素质。

同时，在行动开展过程之中，民办儿童培训机构“闻广艺校”，经由复旦大学媒介素质研究中心一位教师的策划、推荐，与行动小组联合开展了一次针对小学生的“六一”特别活动——“媒介素养日”，主题为“小小看媒体”之“新闻与广告”，授课方式与在两所小学进行的相似。

这一系列行动有如下两个突出特点。

第一，得到两所小学的支持，从而成功走进校园。笔者以前参与的一些媒介素养教育行动大多以社区为基础，比如2006年2月在上海市闸北区所开展的“离网离视”活动，虽然也针对中小学生并得到学校配合，但是整个活动的组织和开展以社区为基础，并未真正进入校园和课堂。行动小组的主要负责人A同学也曾经以社会实践的方式参与组织在社区中的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但是也面临青少年参与随意性过大、家长不理解不配合等问题。此次“小小看媒体”行动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是得到小学老师们的支持，参与学生固定，时间和场地也都有保障，可以视为媒介素养教育正式进入了校园和课堂，朝向媒介素养教育运动的目标迈进了一步。

第二，行动小组由在校大学生志愿者组成，活动组织和开展的主要过程都是由A同学等自主进行，具有一定的草根性和自发性，与作为“新社会运动”的媒介素养教育运动的组织特征相吻合。小组成员虽然来自一个学院，但是分散在不同年级和专业，相互之间并没有正式的组织关系，对于小组也没有强制性义务。分小组的组成主要基于兴趣爱好、专业特长和人际关系，并完全自愿组合。分小组内部与之间的沟通联系主要利用课余时间，分散在学生宿舍或自修教室等场所。这些特点一方面符合志愿者组织通常追求平等、自主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动的效率和效果，进而影响志愿者的自我定位和集体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