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空间的营造和“对话的想象”

在媒介化的社会，家居营造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适时地征用并容纳(appropriate and incorporate)媒体，即报纸、期刊、电视、网络、手机、收音机、游戏机等媒体及其使用需要被纳入家居空间的格局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如同英国媒介和文化研究学者莫利(2005)指出的，我们必须分析“家居的媒体”(domestic media)。也就是说，家居成为我们获得各种媒体使用和消费体验的具体场景。我们也许可以更进一步:家是媒体使用的常规场所，家庭生活的节奏规范着人们的媒体使用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媒体经过家居和家庭生活的中介影响我们的生活。

人们所营造的家是中介化的一个具体场景，它本身也沉淀了经过中介的文化体验。在营造家的过程中，人们依据特定的想象和意义，设计并建构家居的布局，并希望通过家居布局这个文本来表达意义，其中既包括了自我的体验，也包括了自我与各种“他者”的对话或想象。营造一个家的过程，套用米哈伊尔·巴赫金(Bakhtin，1982)的话说，是一个“对话的想象”(dialogic imagination)过程。

巴赫金首创的对话的分析视角，在朱利安·霍洛威和詹姆斯·涅尔(Holloway＆Kneale，2000)看来，包括了通向“关于空间的对话理论”的基本语汇和逻辑。具体而言，巴赫金理论中对空间的阐述包括了如下几个要素:第一，空间是自我与他者之间展开对话的必然元素，因为“对话”包括了两者在空间中的分离，也包括了两个空间点的连接方式。巴赫金通过赋予符号(sign)以中心的地位，来回答我与他者之间的交往以何种形式而出现的问题，即符号是我之物化，意识之物化(p．75)，因此对话具有物质性。与此同时，巴赫金强调了对话所需的具体的社会和历史的场景。也就是说，发声(utterance)是具体时空场景点上言说者对自我的物化。第二，言说的类型(speech genre)受制于不同场景下人与人之间互动时所包含的社会期待以及随之的角色变化。巴赫金用“言说的类型”以解释他者的声音(或者，更加精确的说法是，他者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话语)是如何得以被认知并且记录在话语中的。言说的类型是由内容、语言风格等所构成的稳定的、常规的形式，它确定了特定方式的谈话，体现了发声者的位置。其中，一是对话双方具体的发声位置，另一是社会场景的结构性作用，两者共同构成了具体的对话场景。与此同时，对话作为一个“发展了的发展中的事件”(developeddeveloping event)，包含复调场景(heteroglotic context)，通过发声或表述的具体的社会场景，对话反过来又使得限制社会意义的场景获得再次(或重新)定义以及拓展的可能性。简单来说，这一过程反映的是言说或话语的社会性和建构性。第三，时空体(chronotope)统辖着(governs)小说叙事中的时、空再现，即空间是由多种声音的持续不断的对话互动所构成的。而时空在多大程度上是固定的，则有赖于单向(独白式的)和双向(对话式的)之间的张力。与此同时，时空体也为言说者在物质的和异质声音的场景中追述自我的时空构成提供了可能性。

应用于我们所要考察的都市中产的生活方式及其在家的营造中的体现，巴赫金意义上的对话过程具体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家的营造牵涉到自我与想象的他者之间的对话，包括以自我所属或者自我期待归属的阶层作为想象的他者。而后者，对于自我来说，其意义在于区划的界限，或者对表述“区隔”的标志(比如装修风格、家居档次)等的选择。第二，与此同时，这样的与自我和与他者的对话，往往又受官方媒体和市场话语的关涉(reference)，体现了言说(speech)、语言学行动(linguistic act)或话语的过程，它包含了来自自我、想象中的对话者、社会文化场景中喧哗的众声等多重声音(multiple voices)。换句话说，这样的对话，是代表不同意义体系的象征资源得以相互作用并被个体运用到家的营造中的过程。家不是一个背景静谧的个体独白的场所，而是社会、文化语汇嘈杂的对话平台。这不仅体现在媒体承载话语、文本进入家居的空间，并在此为人们所接触或消费，而且体现在家居的布局和风格本身就是被私人化了的历史的、社会的美学宣讲。第三，这样的过程，同样也是一个自我生命史的叙事，国家或是地方历史的讲述。因此，这样的过程也呈现了经由媒体中介的聚像(icon)或隐喻，私人的“家”与民族的“家园”往往因此相互渗透(如媒体话语中“小家”与“大家”的表述)。也就是说，家的营造是一个叙事过程，是内在于国家和民族历史的个体生命历程的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