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制约当代中国政治传播能力的政治文化因素

◇白文刚　方　飞

作为政治与传播交叉结合的产物，政治传播活动的开展很自然地受到政治与传播两方面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但在现有研究中，中外学者大多将注意力集中于传播层面，对于政治层面的制约作用重视不够。这是由政治传播这一概念产生的具体历史背景及初期研究者对这一术语适用政治环境——即现代西方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不言而喻的理解造成的。然而从中外政治传播实践来看，事实上举凡传播的体制、内容、方式、效果无一不受到政治的制约，有学者用“政治统摄传播”^[1]来概括这种制约作用，可谓是中肯之论。

制约政治传播活动的政治因素很多，^[2]限于篇幅，本文仅聚焦于政治文化对政治传播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政治文化是影响政治传播的重要政治因素之一，更是由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水平深刻制约着当代中国政治传播能力的提升，是当代中国政治传播面临的艰巨挑战之一。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准确把握当前中国的政治传播状况及其改进方向，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政治文化影响政治传播的几个面相

依据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的界定，政治文化是指“一国居民中当时所盛行的态度、信仰、价值观和技能”。^[3]换言之，政治文化是指一个政治共同体内全体成员普遍的主观政治认知和情感，是一种集体政治心理现象。作为特定政治共同体的普遍精神状态，政治文化深刻影响着政治共同体的维系和运行的全过程，是政治共同体存在与运行的社会心理基础和文化环境。简言之，政治文化深刻影响着各种政治行为。

政治传播作为一种政治活动，很自然地也会受到政治文化的制约和影响。^[4]不仅如此，因为政治文化属于精神和心理层面的现象，而以追求认同为目的的政治传播所要触及和影响的又恰恰是受众的精神和心理，因此二者有着更加直接和密切的关系。准确地说，前者为后者创造了社会成员普遍共享的社会语境和政治知识图景。

基于这样的关系，我们认为，与政治制度相匹配的主流政治文化越成熟、稳定，越具整合和统摄政治亚文化的能力，越有利于政治传播能力的提高和政治传播活动的有效开展；反之，政治制度所需的主流政治文化越不成熟、整合与统摄能力越弱、政治文化格局越复杂，政治传播面临的挑战就越多，政治传播能力受到政治文化的制约就越大。大体而言，政治文化对政治传播的影响和制约主要体现在政治议题设置、政治话语和象征符号运用、政治社会化等三个重要方面。

首先，有效政治议题的设置要以社会共享的政治文化为基础。设置议题是传播主体开展政治传播活动的首要环节，只有成功的议题设置才能有效引导受众关注的焦点并进而影响其态度。从实践来看，成功的议题设置需要充分考虑特定社会普遍信仰的主流政治文化，因为只有符合社会成员心之所向的议题才能得到普遍的关注和讨论，并从而产生预期的效果。考察美国政治传播活动的议题设置，不难发现很多议题是建基于自由、民主这样的价值之上，是在有意拨动民众珍爱自由、民主的心弦。究其原因，美国虽然是一个移民国家，但其主流政治文化却是成熟、稳定和得到民众广泛认可的，其中自由和民主就是美国政治文化中最核心的价值，所以传播主体在设置议题时自然会考虑到对这种核心价值观的回应，以便议题更容易引起民众的关注与认同。中国古代同样具有成熟、稳定、与当时的政治制度相匹配，且受到社会普遍高度认可的主流政治文化，且其历史更为悠久。中国历代王朝在建构王朝合法性的政治传播活动中无一例外地围绕天命、帝王圣德和正统性开展政治议题设置，究其根本，就是因为上述三个因素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关涉政治合法性的核心因素，是其重要性不再受到任何质疑的元议题。

其次，政治话语与政治符号的选用需充分依托于深厚的政治文化。话语和象征符号是政治传播的基础载体。从政治传播实践来看，只有植根于社会成员共享的政治文化语境，政治话语及政治符号所承载的信息才能较为准确地被受众理解、接受，从而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究其原因，政治话语的特定意涵和政治符号的象征意义是在漫长的政治文化积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基于这样的历史，传播者和受众对政治话语与政治符号的意义有不言而喻的共同体认。因此，作为受众的社会成员不仅能相对准确地接收、理解传播者依靠特定政治话语与政治符号发出的政治信息及其隐喻，而且基于对相关话语及象征符号意涵的认同，更容易与传播者达成共识，从而获得较为理想的政治传播效果。相反，脱离了相应的政治文化环境，政治话语与政治符号的运用就难以得到受众的准确理解与认同。举例来说，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政治话语以及代表帝王天命与圣德的符瑞神话是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产物，它们在中国传统政治中被广泛运用来开展有效的政治传播活动，但用到今天显然难以获得预期的传播效果。因为古今政治文明的性质及相应的政治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同样，西方自由、民主的话语与符号象征体系也难以原汁原味地移植于当代中国，因为虽然同处一个时代，但基于传统与体制的差异，中西政治文化依然是有巨大差别的。这种差别直接决定了中西政治话语的差异。

再次，成功的政治社会化离不开主流政治文化的成熟与稳定。政治社会化的实质是政治文化通过以政治传播为主的形式实现代际传承的过程。因此，政治社会化的进程是否顺利、效果是否理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文化的成熟与稳定度。中国古代的政治社会化相对来说比较成功，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成熟与稳定，与当时政治制度非常匹配。英国著名政治学家芬纳在其享有盛誉的《统治史》一书中曾赞叹说：“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主流的价值体系相辅相成，这是自从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政府以后从来没有过的，特别是西方更不曾有过的。”^[5]正因为这一建立在儒学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政治文化，不仅核心价值观非常明确，体系非常完备，而且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认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虽经历不断的朝代变更与社会思潮冲击，却依然在整个社会的精神领域占主导地位。正是基于全社会，尤其是士大夫阶层对这一政治文化的推崇，中国古代才形成了国家与社会协力合作的政治文化传播体系，才产生了丰富的政治文化传播媒介，才创造了全社会普遍践行政治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理想局面，并最终实现了政治文化的顺利传承。

当代中国多元、冲突的政治文化格局带来的政治传播困境

上文指出，一种理想的政治文化状态应该是与政治制度相匹配的主流政治文化的成熟、稳定，并得到社会普遍认同与信奉，因而对多元政治亚文化有强大的整合和统摄能力。以此衡量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不难发现距离这种理想状态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从内容层面来看，成熟的政治文化不仅与政治制度相匹配，更有其明确而精练的核心价值观和与之配套的完备的价值体系。不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当代西方英美等发达国家，莫不如此。反观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官方主导的核心价值观尚在探索和建设之中，核心价值体系自然也尚未最后形成。有研究指出：“任何一种政治文化都有其核心理念作为灵魂，核心理念决定着政治文化的性质与方向。”^[6]显然，一个核心价值观还在探索与培育的政治文化，不能说是成熟的。

从社会认同层面来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和各类思潮的兴起，新中国成立以来原本一元化的政治文化状况被打破，在官方意识形态和主流政治文化不断发展的同时，新兴的各种社会思潮也在不同程度上对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形成了冲击和挑战，各自影响了一部分民众。整个社会形成了多元政治文化并存和竞争的复杂局面。

从价值观角度出发，学界一般认为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格局呈现出三足鼎立的态势，即官方倡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政治文化，以及处于亚文化地位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以及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7]事实上，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格局远比这种三分法复杂，因为影响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社会思潮远远不止上述三种。例如，知名政论家马立诚就认为影响当代中国的主要社会思潮至少有八种，^[8]而每一种社会思潮都或多或少地对中国的政治文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更严重的是，这些社会思潮的价值观甚至在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上往往也是冲突的，缺乏最基本的共识，因而难以相互沟通和对话。

从公民的政治态度来看，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呈现出了“从崇拜权威到解构权威”“从政治神秘感到政治戏谑”“从政治狂热到政治冷漠”“从政治迷信到政治不信任”“从现实政治参与到虚拟政治参与”的演变过程。^[9]这种演变无疑加剧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复杂性和冲突性。

概言之，处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杂糅共存且混乱涣散，缺乏被民众广泛认同的社会基本共识基础，呈现出多元、混沌的不稳定状态，官方倡导的主流政治文化不仅未能有效整合其他政治亚文化，而且受到各种政治亚文化的猛烈冲击，其主导地位不断受到削弱。这种状况对政治和社会发展产生诸多负面影响，中国政治传播能力的提高，同样受困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未定型的混乱状态。

首先，由于主流政治文化不够成熟、稳定，不能有效整合、统摄多元的政治文化局面，作为政治传播主体的国家在设置议题时面临着特殊的困难，主体依据自身意识形态设置的议题难以收到预期的受众应有的普遍关注和反应。实事求是地讲，近年来，相关部门和官方媒介一直在积极探索如何更好地设置宣传议题以期提高政治传播水平，但效果似乎并不理想，甚或事与愿违。某些重要议题在传播过程中要么无人问津，要么引来甚嚣尘上的负面评论，甚至被不断地嘲讽、误读或解构。以至于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样本应该在国内最具共识的政治议题，在传播过程中也出现了与官方意图相悖的不同声音。有些议题更是沦为了官方的政治独白。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官方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受到社会多元政治亚文化与价值观的冲击，认同度下降无疑是主要原因之一。

当然，多元政治文化背景之下议题设置的困难并非只在官方。事实上，各种思潮的鼓吹者在传播自身观点的同时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微博为观察当代中国各种思潮的议题提供了便利条件。稍加观察即可发现，各方议题往往冲突、对立，极端、偏激的言论充斥期间，所以看上去似乎众声喧哗、吵吵嚷嚷，实际上并没有有效的交流和对话，有的只是话语独白和讥讽、辱骂。这其实是混乱的政治文化在社会民众价值取向和心理态度上的折射和反应。

其次，政治话语的表达与政治符号的运用缺乏社会共享语境，使传播效果大打折扣。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有一套社会共享的政治文化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政治话语与政治符号体系。仅就传播者意图的实现而言，可以说这套体系在当时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改革开放至今，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的分化以及多元社会思潮的冲击形成的多元政治文化格局，使官方惯用的政治话语体系变得不适宜新环境的需要了。官方的政治话语常常被批评为假大空，不接地气，脱离社会土壤，充满了说教的意味。官方赋予特定政治符号的象征意义也常常成为了传播主体的一厢情愿，难以得到预期的共鸣，甚至被恶搞、嘲笑，产生了适得其反的传播效果。有研究指出：良好的政治话语在受众思想中发生作用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经过沉淀成为一种‘隐喻’；二是具有明确的价值指向。只有作为一种‘隐喻’才能对受众的思想进行有效的‘结构化’；只有具备明确的价值指向，才能排斥受众思想中不同的价值取向。”^[10]政治符号的象征意义显然也依托于这两个条件。反观当下中国，由于主流政治文化尚不够成熟，统摄力尚非足够强大，现实的政治话语与政治符号恰恰缺少这两个条件，语言和符号并未在日积月累的政治文化中积淀出共享的隐喻，同时其价值取向也是混沌不清的。社会民众对语言的使用、对符号的解码、对修辞的理解都是深深植根于政治文化之中的。缺失了这种公认的价值体系，没有理解的共通性和约定俗成的表达习惯，对政治话语与政治符号的解读就五花八门，难以产生有效的政治传播。“雷锋”这一在当代中国本来含义非常明确的符号，在今天的运用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典型地反映了这一困境。

最后，困囿于政治文化的不成熟状态，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化进程也面临不少困难。政治社会化的实质是政治文化的扩散与传承，核心是政治价值观的传播与习得。严格来说，社会成员终其一生都在接受政治社会化，不过一般而言，政治社会化关注的传播对象主要是青少年。因为青少年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是塑造政治人格的黄金时期。前文指出，中国古代由于主流政治文化的成熟，形成了社会与国家协力合作的政治文化传播体系，有着成功的政治社会化实践经历与经验。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则不同，面对多元社会思潮的冲击、社会利益的分化和新型信息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尚未成熟的主流政治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面临着多方面的艰巨挑战。就成年公民而言，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中，面对大众媒体与新媒体空间充斥着的、多元且相互冲突的舆论信息，自身的政治文化认知都难免会迷失于互斥的价值观念里，因而也就不能普遍主动、自觉地担负起向青少年传播主流政治文化的使命。换言之，当代中国尚未形成社会与国家协力合作的主流政治文化传播体系，在主流政治文化的社会化过程中，基本上是国家在唱独角戏。在这样的背景下，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就更不容乐观。目前的情况，他们接受主流政治文化教育的场所主要是学校。一旦离开学校，甚至在家庭接受的政治价值观也与学校不同。更不用说新型媒体与各种社会思潮叠加对青少年政治价值观形成的影响了。作为更敏感、更具叛逆性，但同时也更缺乏社会经验与辨别能力的群体，青少年无疑更容易受到多元社会思潮的吸引和影响。这自然给主流政治文化在这一群体中的传播造成了更大的困难。概言之，由于主流政治文化尚未成熟，整合与统摄能力尚不够强大，在多元社会思潮的冲击下，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化不论是针对成年公民还是青少年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而政治社会化的不成功，又导致社会民众对主流政治文化的认同弱化，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产生了恶性循环。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与政治传播能力提升

既然不成熟的政治文化是制约当代中国政治传播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那么解决这一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只能是等待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与成熟。

不过从历史经验来看，政治文化的转变、成熟和定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操之过急。西方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大约经历了三百多年而逐渐成熟，中国古代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的政治文化的成熟与得到社会普遍认同也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政治文化属于所谓“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与西方“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相比，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文化属性和心理属性更为彰显，^[11]这意味着在稳定发展的成熟时期，政治文化蕴涵的丰厚力量能稳固地支撑社会政治生活的变迁和动荡，不至于造成整个社会支离破碎、民心涣散的后果，但同时也意味着这种政治文化的形成和成熟比“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所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更需要在漫长的政治、社会实践和思想、文化发展中不断地孕育、融合、积淀、成形和扩散，逐渐至成熟和稳定。

但是，反观当代中国，则其历史境遇与形成成熟、稳定的政治文化所需的历史条件截然相反。自鸦片战争以来的170多年，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持续急剧变革，造成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瓦解，但在1949年之前，从未形成受到社会普遍认同的新的主流政治文化。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文化始终在不断地自我更新或自我否定。每一个历时性结构都意味着对前一种结构的否定或批判，结局是没有形成较为稳定的价值系统。每一种新的价值系统还没有渗透进社会政治文化的土壤就被淘汰了。”^[12]当然，有一个重要的例外，那就是1949年至1976年，与当时政治和经济相对应的、官方主导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唯一被允许存在的意识形态在全社会占据了统治地位，进而形成了当时的主流政治文化，不过这样的政治文化并不健康。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基础、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西方思潮的冲击和传统文化的复兴，曾经短暂稳定的政治文化被迅速打破，中国社会在相当程度上重新进入了一种多元社会思潮并存、竞争，社会缺乏基本共识的混沌局面。虽然官方竭力推行主流意识形态，但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仍然呈现出嬗变起伏、脆弱多元的样貌。这样的状态显然不利于成熟的、能够受到社会广泛认同的主流政治文化的形成。换言之，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成熟与稳定尚需较多时日。

既然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不成熟状态要持续较长时间，那么中国政治传播能力自然也会较长时间地受制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水平，较长时间地面临前文分析的挑战与困境。

当然，在深刻认识到政治文化是当代中国政治传播能力提升的重要制约性因素之一，从根本上摆脱相关困境有待于政治文化的发展与成熟的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在现有状况下，政治传播并非没有提升的空间，而政治传播对于政治文化的发展与成熟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最关键的是传播主体要深刻认识到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状况，在设置议题、选择政治表达方式以及推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改变一元政治文化状态下的思维与习惯，能够设置出比一般社会思潮更具高度、更有包容性和统摄性的议题，寻找到社会政治认同的最大公约数，并且能够真正以平等的姿态交流、对话。不言而喻的是，这种背景下的政治传播能力提升是有其特殊困难与限度的，未必能完全达到预期效果。

综上所述，政治文化发展水平对政治传播有重要的制约作用，当代中国主流政治文化不成熟的现状制约了中国的政治传播能力，而要改变这种状况，从根本上来说有待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与成熟。需要指出的是，政治文化只是制约政治传播的政治因素之一，政治体制等其他政治因素同样会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地影响制约政治传播。从根本上来说，减少这些政治因素对政治传播能力的制约依然有待于政治本身的调整与发展，单单依靠传播技术的进步与传播策略的选择是无法从根本上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因为归根到底，政治传播是政治的天然组成部分，所以必然受制于政治。

（作者白文刚系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副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策略体系研究”子课题负责人；方飞系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注释】

[1]荆学民：《政治传播活动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页。

[2]参见白文刚：《从中国古代实践看制约政治传播效果的政治因素》，《青海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3]〔美〕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4]从学术史来看，学界对政治传播的理解有控制论与劝服论两个视角。我们讨论政治文化对政治传播的制约作用，当然是着眼于劝服论视角的政治传播，即把政治传播视为传播主体通过政治信息交流来争取政治认同的一种活动。

[5]〔英〕芬纳：《统治史》第1卷，马百亮、王震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9页。

[6]李良栋：《论如何构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2期。

[7]参见李艳丽：《政治亚文化：影响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因素分析》，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5－96页。

[8]参见马立诚：《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9]胡键：《当前中国政治文化分析》，http：／／blog．sina．com．cn／s／blog＿544041610102vuu9．html。

[10]荆学民、李海涛：《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中的政治话语》，《青海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11]参见王沪宁：《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复旦学报》1988年第3期。

[12]参见王沪宁：《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复旦学报》198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