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企业的技术需求与技术扩散的空间过程

三、乡镇企业的技术需求与技术扩散的空间过程

1．乡镇企业的技术需求

改革开放初期，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地区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被认为是体制外的增量改革的结果。游离于传统的计划部门之外，是那个特殊时期乡镇企业最核心的特征，而这一点又决定了乡镇企业的其他特点，具体而言反映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产权特征上乡镇企业更接近于私有产权。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为江苏模式，其特点为：乡（镇）或村政府牢牢地控制着企业，如参与投资决定、控制工资及不同乡镇企业之间的劳力流动等。这一类型的乡镇企业在体制上更接近于传统的国有企业。第二种类型为浙江模式，其特点为：地方政府是企业的重要股东，政府较少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浙江模式下的乡镇企业类似于租赁的企业，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的管理者可能被地方政府免职。第三种类型为伪装成乡镇企业的真正私人企业，为了获得与集体所有权企业相同的政策待遇，这些私人企业通过向政府付费的方式登记为乡镇企业（Sachs and Woo，2000）。Sachs和Woo进一步指出，在江苏类型和浙江类型的乡镇企业里，地方官员有私人激励以最大化企业的利润，因为在县、乡镇和村各级官员的仕途和薪水直接受乡镇企业的效益和发展所影响。洪银兴和袁国良（1997）也指出，尽管乡镇企业也实行公有产权，但乡镇企业存在着一个董事会式的管理者，采用的基本上是市场原则，以利润为目标，不承担稳定物价、安排职工以及企业办社会等义务。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普遍实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造，从而更好地解决了地方政府监督和激励企业经理人员经营集体资产的问题（林毅夫，1994）。可见，乡镇企业在产权制度安排上不同于国有企业，企业经营者有更大的动力去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第二，乡镇企业具有更硬的预算约束。乡镇企业不是国家计划的产物，也始终没有被纳入资源配置计划盘子中去。因此，其能源、原材料的供给主要得从计划分配范围以外取得，其生产的产品也要在计划渠道以外销售。20世纪80年代初伴随着国有企业微观环节放权让利的改革，资源配置和价格的双轨制开始出现，且其中的市场轨日益扩大。这为乡镇企业提供了进入与发展的条件，但同时也使得乡镇企业的竞争压力大于国有企业，企业的预算约束相对硬化（林毅夫，1994）。此外，企业为乡（镇）或村集体所有的性质也决定了它在社区范围内是预算硬约束的。如果某个乡镇企业出现了亏损，决策者又认为扭亏可能性不大，那企业就只能破产，不会像国有企业那样，应该破产时还由于种种原因欲破不能，或者是躺在银行身上过日子（洪银兴、袁国良，1997）。硬预算约束保证了乡镇企业能像基于市场契约的企业那样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就是说乡镇企业不得不去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第三，乡镇企业技术水平低下，与国有部门存在着巨大的技术势差。在改革开放之初，作为体制外“增量”，除了得到一些优惠政策外^[5]，乡镇企业很难分享到国有部门长期累积下来的资本、人才和技术等。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之前，我国的科技体制有“一大两公”的特点。所谓“一大”意为我国的科技体系“大而全”，横跨所有科技领域，纵贯科技活动全过程。所谓“两公”意为：第一，科技体制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政府是R　＆D活动的主体，R　＆D机构多为公有；第二，由于国家直接组织规划、计划的制订和实施，人力、物力和财力由国家统一计划，其科技成果也是公有的（王伟宜，2000）。而在科技战略方面，直到1981年中央明确提出“科学技术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论调之前^[6]，我国始终把发展国防建设事业所需的尖端科技作为科技发展的战略重点。这一点在《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和《1963年至1972年科学技术规划纲要》中都得到了明确的表述，“两弹一星”也是这一战略的直接成果。计划体制和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决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直到改革开放的数十年间技术创新与积累主要集中于国家的科研院所与国有工业企业，特别是军事工业部门。这种科技投入与成果的体制内循环决定了体制外的乡镇企业与体制内的国有部门之间的巨大技术差距，也意味着乡镇企业对技术的巨大需求。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安排和预算硬约束使其成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主体，但另一方面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又存在着巨大的技术势差。这就意味着，出于市场竞争的需要，乡镇企业具有引进技术的内在动机。

2．技术扩散的空间过程

乡镇企业与国有部门间存在的巨大的技术势差决定了长江三角洲内部技术扩散的路径是由国有部门向乡镇企业流动。由于长三角地区传统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和科研机构都集中在城市，尤其集中于全国经济中心——上海，因此技术扩散在空间上必然表现为，从城市到乡村，从中心到边缘。这种空间扩散模式与经典的地理学模型完全一致。由于中国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经济结构，因此从城市到乡村、从中心到边缘的技术扩散可以被理解为是好的技术与廉价的劳动力的结合。而对于由国有部门向乡镇企业的技术扩散，则可以被视为是好的技术与好的制度的结合。

在这种情况下，就转轨时期长江三角洲内部的技术扩散可以得到两点结论。第一，尽管市场一体化程度很低、市场交易体系不健全等种种障碍限制着技术扩散的发生，但是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还是会驱使技术扩散的发生。第二，技术必然由上海的国有部门向苏浙的乡镇企业进行跨区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