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家文化政策分析

二、日本国家文化政策分析

正如卡赞斯坦所言：“文化——引申至政治军事文化——并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静态实体，指导行为但本身却不受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影响。文化通过常常并不完善的初次及二次社会化机制进行传播，并且受到来自外部发展与内部矛盾的不变压力。”^[44]从吉田茂时期起，日本在政治和经济上提出建设“商业国家”，关注经济发展，同时远离对军事力量的追求；在国家发展模式上选择了资本主义的西方而非社会主义的东方为效仿对象，并将之认为是日本进入全球共同体必须付出的代价。与之相应，日本文化产业发展也是在鲜明的政府主导下依靠市场机制实现其发展的。

国家在制定文化政策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日本的“文化产业”概念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工业经济鼎盛时期；1979年1月25日，首相大平正方提出日本“从经济中心的时代过渡到了重视文化的时代”，并设立了“文化时代研究小组”加强研究对外文化交流的战略措施。1986年，中曾根康弘首相任内设立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推广日本文化。90年代后，受实体经济衰落影响，日本政府开始探索以文化为依托的新经济发展结构，并于1995年7月明确提出“在21世纪实施名为‘文化立国’的新发展战略”。1996年，日本政府正式提出了《21世纪文化立国方案》，成为“文化立国”战略的纲领性文件；2002年，小泉纯一郎提出“知识财富立国”战略；在2003年3月发布的《信息技术基本法》中，明确将文化产业视为和工业同等重要的国民经济基础产业。2006年11月，当时的安倍晋三内阁召集国内的企业界和学界人士，组织了“亚洲前景战略会议”委员会；该委员会于2007年5月通过《日本文化产业战略》，标志着日本进入了“文化立国”的新战略阶段。2009年，知识产权战略推进事务局又宣布了《知识产权战略方案2009》，2010年又确定《文化产业大国战略》。一系列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推进，不仅为文化产业在日本的发展和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显示了在开发和发展文化产业过程中政府的强力主导地位。

建立了完善的文化艺术配套法律法规。为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日本除了在政策上予以鼓励，还制定了健全的法律、法规予以补充。如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权法》（1970年），该法经过20多次修改，于2001年更名为《著作权管理法》并开始实施。近十多年来，根据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形势，日本又制订了多部新的法律，如2001年的《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2002年的《知识财产基本法》、2004年的《文化产品创造、保护及活用促进基本法》等。新的法律颁布后，往往还有更为明确的指导意见与实施方针。以《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为例，该法是日本政府的一项重要法律，共3章35条，确立了振兴文化艺术的基本理念，明确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权责利，具体规定了与振兴文化艺术有关的基本政策；而与之相配套的《关于文化艺术振兴的基本方针》，将发展文化艺术的意义以软实力的形式纳入国家政策中。可操作性强是日本文化产业法律法规的特点。新的法律颁布后，往往还有更为具体的措施相配套。由政府提供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学术和研究机构负责提供市场预测、发展前景等信息支持，企业负责谋求内容产业发展，日本建立了文化产业产学官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灵活而严格的文化市场运作模式。姜毅然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日本文化创意产业》^[45]一书中通过二十余份日本近几年来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成果，以及近几年来的《日本数字产业白皮书》，从文化创意产业的市场角度探讨日本文化创意产业最新的发展动态，以及政府的相关政策。日本政府并不“包办”内容产业，而是通过财政、基金扶持和灵活的投资体制来带动产业的整体发展。在日本，几乎所有的日本一流大型企业都以各种不同形式支持、参与文化活动，它们将此视为改善企业形象的重要举措。而政府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来鼓励企业对内容产业的投入：一是中央政府直接提供赞助、补助和奖金等；二是地方政府设立支持文化事业发展的财政预算；三是文化登记制度和税收减免制度等。以日本发达的动漫业为例，其成功的一个原因即在于充分利用市场资源配置的灵敏性和灵活性，其业务的海内外开拓都不依赖于单一的内容产业的发展，而是从动漫到电影、漫画、音乐等产业链的相互推动和影响，是多种产业形式的同生共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