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视域从传统领域扩展至非传统文化安全领域

研究视域从传统领域扩展至非传统文化安全领域_国家文化安全研究导论

四、研究视域从传统领域扩展至非传统文化安全领域

传统的国家文化安全首要也主要表现为国家主权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将“国家”视为安全的主体，理念上也主要表现为对抗和冲突。文化安全关注的是价值观受到威胁，而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因其是构成价值观的文化根源而一并被认为属于文化安全问题。传统的国家文化安全主要建立在国家实力基础之上，国家倚仗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保障自我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安全。伴随全球化浪潮将世界范围内的每一个国家席卷在内，伴随越来越频繁的经贸来往及互惠合作，文化问题上出现了更加多元的挑战和机遇，维护本土文化安全和建设普遍认同的、面向未来的文化逐渐成为共同话题，文化安全研究拓展为“非传统文化问题”。信息化时代，智能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海量讯息不间断地进行着传递和交融，彼此冲击和融合，文化安全成为一个相对的概念，这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安全向多领域扩张的趋势。非传统安全将研究视野扩展至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如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等诸多方面；层次上则在国家—民族文化安全外，也涉及超国家的国际文化规范安全和次国家文化安全^[76]，极大地丰富了命题的研究层次和内涵。

但鉴于我国相关研究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至今不过短短十多年，与西方相对成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体系相比，差距仍然比较明显。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为：

第一，研究层次上，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研究多停留在系统性的描述研究层面，将这一命题向纵深化推进的力度不足，成果从质量和数量上都比较欠缺。在这一研究生发的初期阶段，学者们译介了大量西方相关著作，这些著作主要集中在国际关系领域，仍然处在国际关系研究框架和范式之中，尚未以文化的视角关注国家安全问题。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主要表现为国家文化主权问题，表现为民族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对以西方发达国家为首的文化产品输出的抵制和警惕。基于这一现实因素，学者们的研究多围绕如何应对国外强势文化入侵的对策性研究为要点，衍生到如何应对文化霸权、文化产业具体相关领域以及学校教育领域、思想政治领域、国防和边疆等国家文化安全领域的对策性研究。这些研究对于我国所面临的现实状况及其应对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研究始终停留在问题—解决的建议层面，未能就此重大命题形成学理性的建构，即从学术领域层面建立起研究框架，一些基本命题和概念获得普遍认可。在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中，比较多地仍旧是从自身研究出发而形成一系列概念和界定。

第二，研究角度上，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学科角度还比较单一，未能形成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有研究认为，与现有研究国家文化安全学者的知识结构背景有关，研究角度多从政治学、国际关系、文学等纯文科角度进行，定量研究相对较少，这也使得这一问题的研究以理论描述为主，以分析问题成因、描述问题现象和提出宏观性理论对策为主，相关定量研究和与其他学科融合的研究较少。西方把文化因素引入国家安全的研究历史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尤其在近年来取得了长足发展，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就国家安全的文化理论研究中的基本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英国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开始不断拓展和深化着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在传统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角度之外，还融合了社会学、军事学、经济学和传播学等多种学科的知识，极大地推动了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深化和科学化。由于定量研究方法的使用，对文化在国家安全中的影响和作用多数从个案分析入手，用生动、翔实的例证和数据开展论证，说明文化在国家安全中的深刻却又隐蔽地发生着作用，左右着事态的发展。

第三，研究思路上，国家文化安全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安全现状与对策、国家文化安全与信息化/技术化的关系、文化安全与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文化安全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它渗透在日常生活和具体领域中，在网络信息领域、大众传媒领域、文化产业领域、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社会思潮变迁等层面上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借由各具体领域，文化安全个别性研究得到一般性验证，一般性研究得到个别性案例的丰富和充实。但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视角下讨论民族国家的文化生存和安全问题，尽管这些问题确实与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紧密相关，但以此为出发点多少带有一定的被动性。国家文化安全内容的多样性和厚实性还需进一步加强和拓展，才能与其研究重要性相匹配。

第四，研究理念上，有待于“中国式”研究方法的建立和普遍使用。大量西方研究成果的引入，丰富了我国学者的研究领域和内容，但也使国内相关领域研究自此在西方研究框架内进行，容易出现人云亦云或注解式论说，而使得立足于我国国情和历史展开的相关研究要么停留在肤浅的表面，要么采用西方研究方法而填充以中国国情，于济世及论学都无益处。正如陈寅恪在谈及中国哲学体系的创制必须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资源建立积极关联一样，“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果亦当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相成之态度……”才是正确且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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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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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8—15、129—133、370—372页。

[3]［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4]胡联合：《论冷战结束后的国家文化安全》，《现代国际关系》2000年第8期，第3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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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褚律元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

[7]同上书，第3页。

[8]［英］巴瑞·布赞：《新安全论》，朱宁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9]［5］　［英］巴里·布赞、［丹麦］琳娜·汉森：《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余潇枫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导读第11页。

[10]［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治中的成功手段》，吴晓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11]［美］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2]［美］约瑟夫·奈：《权力大未来》，王吉美译，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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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美］玛莎·芬尼莫尔：《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袁正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15]同上书，第18页。

[16]［美］彼得·卡赞斯坦主编：《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宋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7]［加］阿米塔夫·阿查亚：《人的安全：概念及应用》，李佳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8]张骥等：《中国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战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9]苏国勋、张旅平编：《全球化：文化冲突与共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20]胡惠林：《文化产业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问题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年第2期。

[21]沈洪波：《文化全球化与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涂浩然：《全球化时代中国国家文化安全与文化认同研究》，华东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22]孔韬：《国家文化安全视角下的中国文化产业竞争》，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23]刘跃进主编：《国家安全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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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余潇枫等：《非传统安全概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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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涉及统计数据来源于《中国期刊网》以“国家文化安全”为关键词、2012年（含）前检索所得到的数据。

[76]余潇枫等：《非传统安全概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