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义”与“多面”的权力

一、“多义”与“多面”的权力

1.权力的内涵

“权力”是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有很多哲学家和政治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过研究，对此赵一凡的总结非常精练:“西洋政治思想史上，马基雅维利迷信君权，卢梭鼓吹社会契约，黑格尔将司法视为关键，马克思则把生产关系当作根本”。^[1]而与这些主流思想不同的是，尼采和福柯对权力的探讨不再仅仅是作为政治理论，而是将之推广到更为宽广的领域，如伦理、话语、主体等。为了与本研究的目标和路径保持一致，以下重点阐述一下尼采和福柯的“权力”思想。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给权力下了一个非常简洁的定义，所谓权力就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行为之上的可能性”。^[2]但首先提出“权力意志”(德文是der Willen zur Macht)这个概念的却是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他认为，事物除了具有叔本华所谓的追求生存的基本“生存意志”以外，还应追求强大、优势、权力和超越自身。“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其实任何事物在求生存的同时就已经包含对后者的追求了，只不过尼采为了更加强调而称之为“权力意志”。权力意志是尼采哲学体系的核心。他指出，权力意志是一切事物的本质，一切事物包括人的一切行为、活动都是权力意志的表现。不仅如此，他还将对权力关系的探讨从政治学领域延申至伦理学领域，提出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伦理问题——西方的世俗道德如何将人打造成一种“驯服而健忘的动物?”

尼采的权力意志哲学思想深深地影响和启迪着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福柯的理论体系可以概括为知识/权力/话语三个基本主题，其中权力是最为核心的概念。福柯将尼采的“权力意志”拓展至“知识意志”(法语La Volonte de savoir)，认为权力和知识不但并置而且同构，“知识意志”即“权力意志”(法语La Volonte de puissance)，“我们必须承认:权力制造知识，它们密不可分。若不建立一个知识场，就不可能出现与之相应的权力关系。若不预设权力关系，也不会产生任何知识”。^[3]他的意思是说，权力与知识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一方面，权力制造或压抑知识;另一方面，知识又服务于或瓦解权力。

福柯的权力概念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其生产性。权力生产出了对知识的分类，知识的分类又影响和制约了人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而思考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关系又离不开话语。福柯将话语视为一个为知识确定可能性的系统，以及一个用来理解世界的框架。一套话语是作为一系列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得到承认的或不能被承认的“规则”而存在的。这些规则决定了可以做出陈述的类型，界定了真理的标准，规定了可以言说的事物及内容。福柯曾用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所撰写的一个关于想象的中国百科全书的故事，来说明话语的分类系统与客观事物之间关系的任意性和非理性。在那本百科全书中，动物被划分为:

(a)属于皇帝所有，(b)充满香味的，(c)驯服的，(d)乳猪，(e)蝾螈，(f)神奇的，(g)迷失的狗，(h)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i)狂乱的，(j)数不清的，(k)用精致的骆驼毛刷刷过的，(l)等等，(m)刚刚打破水罐的，(n)远看像苍蝇的。

这种对动物的划分让福柯，甚至中国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忍俊不禁。该划分还不禁让人想起《圣经·利未记》中上帝为以色列人制定的有关食物的戒律，即在地上、水里和空中哪些动物可吃，哪些动物不洁净、可憎不可吃。

其实，从语言学角度对事物的分类系统率先发难的是美国人类语言学家萨丕尔和沃尔夫。他们认为所谓的“客观现实”是建立在不为我们所觉察的语言分类系统上的，同一个客观世界可以用不同的语言进行不同的切割，形成不同的范畴，而不同的语言范畴系统又会影响人们的感知，例如，中文中的亲属词汇、阿拉伯语中的骆驼词汇和爱斯基摩语中的冰雪词汇等。福柯引用博尔赫斯的故事的目的，是要挑战和质疑人们所接受的分类系统和科学话语中所谓的真理性和理性观念，而对于这些，人们却往往认为是理所当然和不假思索的。其实，对于同一个客观世界，人们可以用不同的话语来进行不同的描述和陈述，这一点与萨丕尔和沃尔夫的思想并无不同。福柯的独创性在于:为什么有些分类和描述会凌驾于另一些之上?为什么有些分类和描述被淡出、遗忘、抹去或是被边缘化了?显然，福柯的矛头直指“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福柯用上帝关于食物分类的戒律这个典故来阐述他的知识/权力/话语思想的话，也许效果可能更好一些，只不过这样做的风险太大。

福柯认为，话语、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枝蔓相连。权力存在于生产某种概念和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是在话语中被创造出来的。知识产生于“凝视”(法语regard，英语gaze)，凝视是指各专业领域的专家用专业化的眼光对复杂事物的辨析、分类和陈述，权力通过凝视与被凝视而得以建立和实施。此外，受尼采关于西方伦理道德如何打造出顺民的思想，以及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主体论(Subjection/subjection)思想的影响，福柯还将权力与主体的建构联系起来。他指出，权力通过各种社会实践，如纪律约束、社会规范和教育模式来塑造主体。“你以为自己在说话，其实是话在说你”，福柯的这句名言或许是上述思想最精练的解释。

2.权力作用的形式

我们不仅可以从内涵角度来理解权力，还可以从其实施的方式来理解权力。

(1)史蒂文·卢克斯的权力观

美国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蒂文·卢卡斯(Steven Lukes)批判性地总结和分析了“权力”所具有的两副面相:第一副面相的“权力”是指“A拥有相对于B的一定程度的权力，这使他能够让B做其不愿做的事情”。^[4]例如，如果某人或某群体经常能做出最有利于他/他们自己的决策时，他/他们就会被认为是具有支配性权力。这种形式的权力关注的是在做出有明显争议的决策时的行为和结果，其权力的实施形式是有意识的、外显的和单向度的(one-dimensional)。但是，这种单向度的权力因过于强调有意识的实施和决策而显得过于简单。

权力还可以通过将做出决策的范围限定在一些相对“安全”事件上的方式来实施，这就是第二副面相的权力。与第一种形式不同，这种形式的权力通过“不做决策”(the power to make non-decision)来实施。巴卡拉克(Bachrach)和巴拉兹(Baratz)对此做了如下解释:

当然，当A做出决策影响B的决策时，他实施了权力。但是，权力还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来实施:A将其能力致力于创造或巩固那些社会和政治价值以及机构惯例时，这些价值和惯例将政治议程进行了限定，这样公众考察的只能是那些对A相对无害的议题。^[5]

这种权力观是双向度的(two-dimensional)，因为它不仅保留了单向度权力的行为主义特征，还通过制定“游戏规则”来避免那些可能对权势群体利益带来潜在威胁的议题的提出，这样，不同或反对的“声音”就会被压制和消音，从而不可能进入到决策讨论中，给人一种没有反对就是同意的假象。例如，在新闻报道中，只报道某些新闻事件或凸显某些决策，就会压制或消除对决策者的价值和利益的或明显或潜在的威胁。所以，报道什么和不报道什么便折射出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卢克斯还认为，权力不仅仅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权力还应被看作一种体制现象，这就是第三种面相上的权力，也称为三向度(three-dimensional)的权力观。如果说双向度的权力旨在阻止不同“声音”的出现的话，那么，三向度的权力则根本不让不同“声音”这种念头出现。卢克斯认为，个人和群体是通过在等级社会体制中的相对社会关系和地位来获取权力的，并且通过群体成员的社会结构化和文化塑型行为，以及机构的惯例来维持的。他将这种形式的权力表述为:

A可以通过让B去做他不想做的事情来实施A对于B的权力。A还可以通过影响、塑造或决定B的态度、信念和所需来实施其权力。^[6]

三向度的权力主要是通过话语来间接、微妙和策略性地实施的，其隐蔽性越强，所具有的威力就越大。

(2)约翰·加尔布雷斯的权力观

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J.K.Galbraith)在《权力剖析》(The Anatomy of Power)一书中也按权力的不同实施方法，将权力分为应得权力(Condign Power)、补偿权力(Compensatory Power)和约定性权力(Conditioned Power)三种类型。^[7]

应得权力是一种惩罚性权力，它通过施加或威胁施加惩罚性后果，以强加给个人或群体替代性的选择，从而改变他们原有的选择来迫使其服从。这种替代性选择非常令人不适或痛苦，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抛弃原来的选择。军队、警察等就是这种权力的代表。

补偿权力是一种通过给予肯定性回报(如有价值的东西)而赢得他人服从的权力。在现代经济中，补偿性权力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为报答所提供的服务而付出的金钱报酬，以使他人服从于经济的或个人的目的。例如，跨国公司所拥有的权力。

约定性权力通过改变他人的信念来实施，即通过说服、教育或承担貌似自然、合理和正确的社会责任来使他人屈从于个人或机构的意志。在现代政治经济中，约定性权力比前两种权力更为重要，使人服从的方式也往往为人所不察。报纸、电视、书籍、演讲、广告、新闻发布会等是约定性权力的表达载体和表现形式。

加尔布雷斯还进一步探讨了权力的三个源泉(source):人格(personality)、财产(property)和组织(organization)。其中，组织是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权力源泉，与约定性权力的关系也最为密切，而应得权力和补偿性权力以及人格和财产源泉的重要性则大为减弱。

(3)约瑟夫·奈的权力观

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哈佛大学教授，曾任克林顿政府国防部副部长的约瑟夫·奈(J.S.Nye)，通过对冷战时期和冷战后美国所拥有的权力形式变迁的考察，在1990年后发表的多篇论文和出版的多部著作中，阐述了他的软权力(soft power)思想。^[8]他认为，为了达到影响他人行为方式的目的，可采取两种方式:一是采用威胁或奖励的方式，二是采用非强迫的方式，即通过吸引、媚惑他人，使其“自愿”服从权力的支配。前者就是硬权力，是以自然、经济、军事、科技等具体资源为坚实基础来强制实施的权力;后者则是软权力，是一种“同化性权力”，是通过有吸引力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来影响他人选择的能力，它包括文化价值观、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以及其本国利益相一致的国际化组织、国家政策等。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是通过硬权力和软权力的相辅相成、分工协作而得以维持和巩固的，硬权力行使着威慑和劝诫功能，而软权力则发挥着诱惑和说服的作用。一个形象的说法是美国依靠“三片”来实施对全世界的统治:硅谷的“芯片”、好莱坞的“大片”和麦当劳的“薯片”。

文化、政治价值观和政府的内外政策是软权力的三大来源。软权力的文化资源是指具有普适性和全球吸引力的文化。美国文化为美国的软权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源泉。美国的大众文化(电影、电视、快餐、时装、互联网、流行音乐、主题公园等)具有全球的影响力，它通过宣传自由民主、个人主义、求新求异，当然还有性和暴力等内容来传播、确认和提升其生活方式、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和渗透力，并将美国视为实现这些生活和信念的理想和模范国度。文化软权力潜移默化、滴水穿石的威力并不亚于硬权力，“美国文化，不管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其传播的力度与当时罗马帝国不相上下——且颇有新意。罗马及前苏联的文化影响止于其军事力量的尽头。但美国的软力量统治着一个日不落的帝国”。^[9]软力量甚至帮助美国取得了冷战的胜利。“柏林墙早在1989年倒塌之前就被电视和电影凿得千疮百孔。如果不是多年来西方文化形象在柏林墙倒塌前就对其进行了渗透和破坏，锤子和压路机也不会管用”。^[10]有吸引力的政治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是软权力的另一重要源泉。奈指出，美国追求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和政治理念是很多国家追捧仿效的对象。此外，软权力还取决于一个国家制定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可以建立支配性的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对美国而言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贸易组织、联合国等)，那么它就具有“制度性权力”(institutional power)，也就有可能操纵世界政治议程的设置和影响他者的行为倾向。这些不仅可以使权力的实施更富有隐蔽性，还可以减少权力实施的成本。奈认为:“如果一个国家能塑造国际规则并使之与本国的利益和价值观相一致，其行为在别国的眼中就更具合法性。如果一个国家借助机构和规则来鼓励别的国家按照它喜欢的方式来行事或者自制，那么它就用不着太多昂贵的胡萝卜和大棒。”^[11]

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以后，文化和文化认同而不是意识形态构成了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的模式。他虽然注意到文化在国际事务、国际关系以及国家权力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但其冲突性的文化观点忽略了奈所提出的文化作为“同化式权力”的柔性运行机制和威力。

比较卢克斯、加尔布雷斯和奈对权力作用方式的划分，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大同小异，相互交错。卢克斯的“单向度”权力、加尔布雷斯的“应得权力”以及奈的“硬权力”都是以强制性的力量为基础来实施的一方对另一方的单向的、明显的控制;卢克斯的“三向度”权力、加尔布雷斯的“约定性权力”和奈的“软权力”都是主要通过控制他人的思想、信念、态度等方式来使权力隐蔽地发生作用，这种权力观与意识形态、霸权所涉及的问题比较相似，即权力的不平等分配是如何合理化、自然化和合法化的。外显和隐蔽的权力运作方式之间的区别可以借用福柯非常形象的评论来说明:“愚蠢的封建主用铁链捆绑奴仆，资产阶级却用民众的思想束缚他们。正是在人们柔弱的脑神经之上，奠定起至善大帝国不可动摇的根基”。^[12]卢克斯和加尔布雷斯的权力划分的不同之处体现在第二种权力形式上。卢克斯认为在“双向度”权力中，一方可以通过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设定议程)来实施权力，而加尔布雷斯的“补偿权力”则认为权力来源于经济实力。按照奈的“硬权力”和“软权力”的划分，卢克斯的“双向度”权力属于“软权力”，而加尔布雷斯的“补偿权力”则属于“硬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