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思维方式的两种认识论形式

三、研究思维方式的两种认识论形式

思维方式虽然本质上与人的文化心理相联系，但它总是通过具体的认识，通过人的生理-心理机制而发挥作用，实现其认识功能。这样，人们就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研究思维方式，既可以联系文化心理研究思维方式的本质，也可以从生理—心理层次上探讨思维方式的自然发生过程;既可以从总体上考察思维方式，也可以局部性地研究某一种具体思维方式，或研究思维方式中的某一因素。现代认识论在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上，消除了近代认识论研究中的机械论、思辨性色彩，打破了近代认识论研究的单一化局面，对思维方式进行了多层面、多方法的研究，但从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的性质看，可大致归结为两种基本形式：科学认识论和哲学认识论。

科学认识论与自然科学相联系，探讨自然科学知识的理论结构及其合理性限度，从人类思维的生理、心理等自然基础层次上研究主体思维方式的形成及其与外部世界、与物质形式的同构关系。在方法上，科学认识论主要吸取、总结、提炼现代数学、数理逻辑、脑科学、心理学、生理学、生物学的方法，说明科学理论的结构，描述人类思维的基本程序或思维图式的基本形成过程，使思维方式的研究向量的精确化、实证化方向发展。

与科学认识论不同，哲学认识论不仅承认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真理性，更承认社会科学、宗教、艺术、神话等思维方式的合理性。它要求从哲学本体上，从人的本质的高度说明人的思维方式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问题，探讨主体怎样创造和运用这些思维方式，怎样创造和扩大思维的非生理基础，使主体能够超越思维自然基础的狭隘性，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说明主体怎样构造认识的历史环境和认识对象，发挥认识的能动性。总之，哲学认识论立足于人的精神的层次上，着重解决主体如何创造和运用思维方式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涉及人的目的、人的价值、人的文化心理、人的历史和传统、人的意志和欲望。总之，涉及人的文化内涵，因此，研究这些问题需要运用从社会科学中吸取、总结、提炼出的文化-历史的方法。

科学认识论与哲学认识论的形成，反映了现代认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它们从不同层次上对思维方式进行研究，构成了研究思维方式的两个不可缺少的层面。它们之间没有谁决定谁，谁指挥谁的关系。

四、哲学的两次大分化

对思维方式的现代研究，在哲学史上是通过哲学的两次大分化实现的。第一次哲学大分化是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分化，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第二次哲学大分化是科学认识论与哲学认识论的分化，开始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这两次哲学分化有着不同的特点，分别对近代认识论发展和现代认识论发展起了特殊的作用。

(一)第一次哲学大分化

在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混合生长，没有分化。古代思想的代表人物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以同样程度致力于科学问题的整个领域”^[2]，哲学与自然科学都以事物的原因、原理或本源为研究对象。不同的是，哲学研究的是事物的第一原因、第一原理或本源，科学研究的是事物的次一级的原因、原理或本源。哲学在很长时间里被当作“科学的科学”，成为自然科学的母体。这是一种自然本体论哲学。在这一哲学之上建立的认识论主要从自然有机体发展的角度探讨人的思维方式，注重思维方式与外部世界的同构性问题。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是这一学说的典型形式。

文艺复兴时期，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与发展，促成了第一次哲学大分化，使自然科学和哲学划定了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获得了独立发展。伽利略是“科学性工程的创始人之一”^[3]。他创立了两项划时代的科学性工程：一是创立物理学的实验科学;二是去掉了毕达哥拉斯数学的本体论意义，把数学改造成科学活动的工具。这两项工程证明，自然科学完全能够认识客观事物的第一原因、第一原理或本源，并不需要哲学在那里指手画脚，裁定一切。自然科学所需要的是哲学为自己提供“概括性的观念”^[4]，即提供和研究科学认识活动的思维框架。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哲学失去了原有的研究对象，同时又把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留给了哲学，使哲学转向研究自然科学的思维框架，开始了对人类思维本性的探讨，形成了理性本体论哲学以及与之相应的认识论。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考察思维的本性，维护思维的权能，便构成了近代哲学的主要兴趣。”^[5]

(二)第二次哲学大分化

哲学由自然本体论转向理性本体论，人们对思维方式的研究也逐渐由自然基础层次转向人的精神层次，探讨理性的创造性。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对思维方式的研究主要以机械力学的思维框架为蓝本，以单一因果分析法为主要方法，使得近代认识论研究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常常陷入“二律背反”之中。唯理论者一方面以哲学思辨方法高扬人的思维能动性，充分相信精神的个体完全能够把握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另一方面又以自然科学的强调单一因果联系的逻辑推理方法把人的思维创造性最后归于上帝。经验论者一方面运用自然科学的归纳方法研究认识的起源，肯定人的知识来源于外部世界，来源于人的感觉，另一方面又以带有哲学思辨特点的心理联想主义方法划定人的认识范围和限度，否定人能够获得普遍必然性的知识，走向了怀疑论。不论是唯理论还是经验论，都无法解决认识的能动性和知识的客观来源问题。康德哲学正是为了解决这种“二律背反”而产生的，但由于使用同样的方法，反而使这种“二律背反”明朗化、尖锐化。黑格尔也没有解决这一问题。他把哲学思辨方法与自然科学的强调因果联系的逻辑推理方法结合起来，构造了作为理性上帝的“绝对精神”和作为它的发展规律的三段式，从而建构了包括自然、社会和人在内的庞大哲学体系。他以哲学大体系君临自然科学，试图使哲学再度成为“科学的科学”，但他把那一套方法生硬地推广到自然科学领域，“特别是物理学、生物学和数学上，其所得结果往往是全然荒谬的”^[6]。这种做法必然使近代理性主义陷入困境。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蓬勃发展，促使哲学家从问题和方法上对近代哲学进行双重的清理，或者拒斥形而上学，从科学的角度，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思维方式，使认识论沿着实证化的方向发展，或者在文化—历史层次上重建哲学本体，用文化—历史方法考察思维方式，解决人的认识的创造性问题。新康德主义者明确提出：“我们一开始就已经把康德哲学、把先验方法论的哲学理解为文化哲学，并且明白地称之为文化哲学;我们是从康德出发的，只是力求更加严格、更加一贯地把它贯彻到底。但是我们决不把这种文化哲学与自然哲学或自然科学对立起来看待。总之，我们是把作为哲学对象的自然、把自然科学的自然看成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基础的。我们根本就不是把自然科学当作最后的东西提出来，正好相反，我们只是在哲学的观点之下把自然科学看成人类文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作为文化哲学的先验唯心论给我们带来生命力。”^[7]这就使思维方式研究开始出现新的局面：思维方式获得了两个不同层面、两种不同方法的研究，从而出现了科学认识论与哲学认识论的分化。

第二次哲学大分化与第一次哲学大分化相比，无疑具有更深刻、更丰富、更有启发性的内容，从而极大地更新了当代认识论研究，有力地推进了对人类认识结构的探索。当然，这并不是说，当代认识论的重大问题都已获得了完满的解决，而是要求我们认真吸取这些成果，进行新的开拓。

下面，我们即根据上述的理论说明，对认识论学说的发展、分化及提出的问题进行历史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