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史修史要有两个基本条件

(二)如何写史^[9]

修史，要有两个基本条件，首先是明确指导思想，其次是占有历史资料。

1.指导思想

人们撰写历史都是有目的的活动，都有一定的思想作为指导。近年来，史学界在讨论主体、客体的关系问题。写史的“主体”不可能不带有主体意识，必定有一种思想激发着他去书写历史。从孔子、司马迁一直到梁启超，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有一定的指导思想。今天史学界、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有些研究者，认为这个主体不应带有主观的思想，应当纯客观地写历史。这只是一种愿望，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

从史学产生起，人们主要就是为了以史为鉴而写历史，所谓“纯客观地写历史”是不可能的。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说，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是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服务的，也不可能“纯客观地写历史”。当然，要用正确的思想作为指导去研究历史、撰写历史。梁启超对中国古代史学的批判，就是力图建立“新史学”。

2.历史资料

历史资料是撰写历史的基础，没有资料，修史无从谈起。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些史学家说“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强调材料的重要，这话不错，但还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在古代，历史文献在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从来都是受到重视的，孔子同人们讨论问题的时候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10]孔子是第一个讲到文献这个词的人，孔子整理“六经”也就是整理文献。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献学家。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在处理文献方面有很大的发展。《资治通鉴》除有正文之外，还有“考异”。比如某一件史事，他见到有几种文献说法不一，他采取其中一种说法，写入正文，把另外的说法写到“考异”里面，让读者知道他采用这种说法之外还有别的说法。因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正文二九四卷之外，还写了《资治通鉴考异》三〇卷，把认为有异议的地方，都交代得很清楚，非常严谨。这对后来考据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中国历史学家对历史文献的鉴别、重视，反映了他们对历史的尊重。当然历史资料并不只限于文献资料，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兴起和发展，大量的实物资料被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这些实物资料与文献资料相互补充、相互印证，极大地扩大了历史资料的范围，丰富了历史资料的内涵。近代以来，中外关系密切了，所以研究近代史，还要注意到收集、鉴别、使用有关的外国资料。一部《拉贝日记》的发现，震动了整个史学界，就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