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是恶行

（二）犯罪是恶行

罪犯的主观恶性是由犯罪确证的，因为犯罪是恶行。什么是恶？在《辞源》的解释里有罪过、凶暴、凶险、劣、坏人、病痛等含义。在有的字典上，包含三层含义：在生理和心理上恶心、憎恶的反应和感受；危害生命的事态（饥荒、不幸、祸害等）；危害生命事态的一般性质。《现代汉语词典》对恶的第一条解释是“很坏的行为；犯罪的事情（跟‘善’相对）”。在哲学上，英国哲学家洛克认为：“善、恶是什么——事物所以有善恶之分，只是由于我们有苦、乐之感。所谓善就是能引起（或增加）快乐或减少痛苦的东西；要不然它也得使我们得到其他的善，或消灭其他的恶。在反面说来，所谓恶就是能产生（或增加）痛苦或能减少快乐的东西；要不然，就是它剥夺了我们的快乐，或给我们带来痛苦。”⁽²⁹⁾康德则指出：“一个实践理性的唯一对象，乃是善和恶的两种对象。前者指一种理性原则而必然欲求的对象，后者乃是指依据理性原则而必然憎恶的对象。”⁽³⁰⁾在洛克看来，善和恶是以我们的感受为分界线，善创造快乐，恶制造痛苦。这里的“我们”应指人类总体或社会群体，而不是个体⁽³¹⁾。而康德则是以是否符合理性原则作为善恶的分界线。善与恶从根本上说，属于伦理学研究的对象，它们是人类伦理思想史上历史最为悠久的道德范畴。在中国古代“百家争鸣”时代，人性之善恶成为诸子百家争鸣的一个焦点。在古代希腊时代，哲学家们也对伦理道德上的善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中国古代的孟子是以人对“欲”是否能控制作为区分善恶的分界线，人与动物一样，都有本能的欲望和冲动。所不同者，动物不知道什么是“可欲”，什么是“不可欲”，而人能够认识和把握“欲”是否“可欲”，所以孟子对善的定义为“可欲之为善”，那么，不可欲而欲之则为恶了。古代希腊的苏格拉底则以知识作为善恶的分界线，认为美德即知识，作恶是由于无知。现代伦理学对善与恶的界定是：“一般来说，善就是在人和人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对他人、对社会的有价值的行为，恶就是对他人、对社会有害的、产生负价值的行为。”⁽³²⁾

何为善恶、何为罪

在自然状态下，无所谓人人共同承认的善或恶，因为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皆各自寻求自己的利益，只依照自己的意思，纯以自己的利益为前提，去判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并且除了服从自己以外，并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服从任何别人。因此在自然状态下，是没有“罪”的观念的，反之，只有在社会状态下，善与恶皆为公共的契约所决定，每个人皆受法律的约束，必须服从政府。所以，“罪”不是别的，只是国家的法律所要惩罚的“不服从”而已。

——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哲学家、伦理学家）

在历史上，哲学、宗教、伦理学、社会学、法学等人类文化都对恶进行了研究和界定。根据上面所列举的例子，我们知道恶是一种行为。我们可以根据前人的研究把恶看作是违背人类理性的行为，是与动物一样放纵欲望的行为，是无知的行为，是令人感到厌恶与憎恨的行为，是对社会、对他人有害的、产生负价值的行为，是剥夺人类快乐、带给人类痛苦的行为，等等。上述种种对恶的界定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总之，恶归根结底是恶行。从伦理学上讲，所谓恶行就是不道德的行为。东晋道学家葛洪把恶归结为种种恶行：“憎善好杀，口是心非，背向异辞，反戾直正，虐害其下，欺罔其上，叛其所事，受恩不感，弄法受贿，纵曲枉直，废公为私，刑加无辜，破人之家，收人之宝，害人之身，取人之位，侵克贤者，诛谬降伏，弹射飞鸟，春夏燎猎，蔽人之善，危人自安，夺人所爱，离人骨肉，决放水火，以术害人，迫胁尪弱，强取强求，淫佚倾邪，凌孤暴寡，好说人私，持人短长，假借不还，求欲无已，败人苗稼，损人器物，轻秤水斗，以伪杂真……凡有一事，辄是一恶。”⁽³³⁾尽管葛洪已经罗列了许多恶行，然而却远远没有穷尽人类社会存在的各种恶行。或许，恶行是难以穷尽的。

在种种恶行中，犯罪为其中最恶的行为。葛洪所列举的种种恶行，实为不道德的行为。然而其中不少人严重的恶行在今天看来也应是犯罪行为。例如“憎善好杀”是为杀人罪，“弄法受贿”是为贪污受贿罪，“刑加无辜”为司法工作人员渎职犯罪等。

犯罪不仅是恶行，而且一般来说，是最恶之恶行。因此，任何社会对犯罪的惩罚是最为严厉的。根据我国刑法第十三条对犯罪的规定⁽³⁴⁾，犯罪的三个基本特征是：第一，犯罪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即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第二，犯罪是触犯刑法的行为，即具有刑事违法性；第三，犯罪是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即具有应受刑罚惩罚性。从刑法上对犯罪基本特征的界定我们知道：一方面犯罪是恶行，与一切恶行一样，具有社会危害性；另一方面，犯罪与通常的恶行所不同者是具有刑事违法性，一般来说，犯罪的社会危害性高于其他恶行，所以应受刑罚处罚。同行政制裁、民事制裁等其他强制方法相比，刑罚是最严厉的制裁方法，只能适用于触犯刑法、构成犯罪的人。从刑罚的严厉性可见犯罪所包含的恶性高于一般的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