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拆除了中国改革前的总体性社会结构框架，使社会逐步走向独立和自主，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得到重新调整。这些团体的组织化程度也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不断加强。这一结果，即各种社会团体的产生和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也是社会化救灾工作体系孕育与完善的社会土壤。
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_穿越震荡构建和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拆除了中国改革前的总体性社会结构框架，使社会逐步走向独立和自主，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得到重新调整。这个调整过程在政治方面表现为政府权力的收缩。“党和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具体包括以下3个方面：第一，控制范围缩小。这明显地表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方面。……在这些领域中，党和政府的直接控制和干预已经越来越少，自主性在明显增强。生活方式则更多地与市场或自发的时尚相联系，而不是由党和政府推动。在科学领域，真正的禁区已极为有限。第二，在仍然保持控制的领域中，控制的力度在减弱，控制的方式在变化。即由一种比较‘实在的’对实际过程的控制，转变为一种比较‘虚的’原则性控制。第三，控制手段的规范化加强。改革之前，国家对社会生活的控制具有相当任意的特点……改革以来，由于法制建设的加强以及政府行为逐步走向规范化，这种任意的控制开始向一种较有规则的控制转变。”[1]在经济方面表现为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以产权的多元化的经济运作和以市场化为基本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则使经济体制从单一的公有制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从而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也使社会的利益源泉实现了多元化和社会利益单元的个体化。
在政治控制松动和经济改革的基础上，处于相同利益结构中的人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不同程度地组织起来，形成了层次不同的社会团体，如行业性社团、专业性社团、学术性社团、公益性社团和联谊性社团等。这些团体的组织化程度也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不断加强。这一结果，即各种社会团体的产生和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也是社会化救灾工作体系孕育与完善的社会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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