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传承的将军情怀

历史传承的将军情怀

——无形无声的气节，通过文化的无形延续，就由先辈传承给了后辈，后辈中的典型人物便突出地体现出传统气节的光辉。李景瑞，一位共和国的将军，便是这样的气节传承者。

具有文化传承性质的气节，无声无形地在人们的精神上潜移默化地传承。作为谷村后裔，李景瑞将军无疑是一个优秀的气节传承人。

李景瑞，1914年出生于谷村太园。1930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入中革军委无线电学校学习，曾任红一方面军第34师无线电分队报务员、粤赣军区无线电分队报务主任、红三军团无线电分队代理报务主任、红四方面军司令部无线电台报务主任、红五军司令部无线电分队副分队长、援西军无线电分队分队长，参加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战斗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第129师385旅司令部无线电分队分队长、新四军第一支队无线电中队中队长、苏北指挥部无线电部队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一师司令部三科科长、苏浙军区司令部三科科长，参加了反“扫荡”斗争和黄桥决战等战役。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中军区司令部三科科长、华东军区司令部通信局副局长兼华东野战军司令部三科科长和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司令部通信联络处处长兼政治委员，参加了苏中、豫东、淮海和渡江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司令部通信处处长；1956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副主任兼训练部部长，1957年至1964年任通信兵部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69年4月6日，因病在上海逝世。

从这份简历中，人们可以看出将军几十年戎马生涯的风雨历程，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从整部谷村文化史来看，将军是继其先祖李晟之后，又一员叱咤风云的武将；尽管谷村历史上曾经有过以武举身份出仕为官、带兵卫国的武官，但没有人达到将军这样的高度。(www.guayunfan.com)李景瑞将军从“武”的方面，弘扬了谷村李氏先贤的精神，丹心为民，精忠报国，将其先贤传承下来的气节提升了一个新的高度，赋予了气节以新的时代特征和革命含义。

李景瑞将军去世过早，年仅55岁，来不及撰写自己的回忆录，解放军总参通信部编写的《李景瑞将军纪念文集》中，有他撰写的自传。这份自传简洁明了、惜字如金，语气从容平淡、干脆利落，没有修饰更没有夸张，透露出一种谦逊和低调。

将军回忆了自己苦难的少年生活：11岁时父亲惨死在地主的棍棒之下，12岁时母亲被骗改嫁不久就去世，靠着年迈的祖母拉扯，读过一年私塾和三年小学的他只好辍学，打柴、捕鱼、放牛、找零工、打短工，15岁外出学徒，16岁又回家种田，尝尽了阶级之苦，饱受了被欺之痛。作为家中长子的他，面对年幼的妹妹和弟弟，羸弱的身躯比别人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压力与苦楚。这份人生经历，成了将军参加革命的最初动力：“由于地主阶级的欺凌，造成父亲去世，家况窘迫，贫苦受欺，生活无依无靠，饥寒交困。这样的遭遇使我从小就对地主阶级埋下了深深的仇恨，对旧社会十分不满，也养成了我自强好胜的性格，对革命有了发自内心的期盼。”

参加革命后，将军全身心地投入到为穷苦百姓争取翻身解放的伟大事业之中，积极工作，英勇战斗，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将军却很少提及自己的功劳，即便提及，也不突出自己、不夸大事实，“我是在伟大的革命大家庭里成长和进步起来的”，表现了一个革命者不居功、不表功的崇高品德。他总是把自己的成长与进步归功于党和部队的教育，“参加革命以来，长期在革命战争的环境里，经历了战争的锻炼和党的领导教育”。而对自己身上的缺点与不足，将军总是用谦虚的态度、检讨的口吻，自我批评，深入剖析，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崇高品质。

这，就是气节，是谷村先贤自古传承下来的气节在他身上的鲜明体现。

在同事、战友与部下眼中，将军是慈祥的长者、温和的领导和可以依赖的朋友，享有崇高的威望、由衷的尊敬与深切的爱戴。他们与将军在战火纷飞、生死与共的岁月里，长期相处，对将军的评价，有着惊人的一致：

工作积极，认真负责，踏实肯干。红军强渡金沙江时，将军主动报名前往电台人员紧缺的三军团13团，保证了前卫部队与上级首长间的正常联络。作为新四军通信工作的领导者之一，他“积极培养报务、机务人员，设法收集采购电讯器材，亲自装配电台送到前线部队”，开设训练班，培养无线电通信干部，建立通信部队；解放战争时期，在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战役中，创造性地改进了电话通信方式，将以往的“自上而下”改为“自下而上”，为战斗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保障，此后成为历次战役战斗的“千里眼”、“顺风耳”；渡江战役时制定了《水上作战简语电码联络法》，保障了渡江作战的顺利进行；解放后担任通信兵部副主任时，主持编写了通信兵战斗条令，他的战友、总参通信部原政委张凯说：“这一成果，是李景瑞副主任领导通信兵军事科学研究工作开创性的贡献。”

平易近人，关心同志，爱护部下。曾任第三野战军机务员的沈安熹说：“（将军）很关心我的生活，为了解决饭食问题，他甚至连每天从司务长那里领粗、细粮票的事都想到了。”曾任新四军电台队长、南京军区通信兵部部长的陈顺焕回忆：1945年10月上旬，他“不幸得了伤寒病，发烧七天，处于昏迷状态，颗粒未食”，将军非常关心他的病情，“专门派通信员给我喂水，悉心照顾我，退烧后安排我随船到淮安”；老部下贺占魁回忆，将军关心属下未婚同志的婚事，“不仅到政治处和有关领导交谈，让该处搭桥牵线，自己也做红娘，陆续解决了一些同志的婚姻问题”，他亲自参加婚礼，“还用自己的津贴费买床单，买枕头，送给新婚夫妇”，让那些同志一生都感激不已。

清正廉明，克己奉公，大公无私。贺占魁在《通信战士的光辉旗帜》中说：“（将军）从不多打饭菜给老婆、孩子吃。有时来客，自己掏腰包，给他们买饭菜……”张翼回忆：“他从不请客送礼，召开野战军通信会议，不请各部门领导，按会议补助安排生活，不会餐。”1949年5月南京解放后，身为五人接收小组成员之一的将军，将所接收的物资全部按规定登记、分发至各个部门，自己一尘不染。1964年6月底，将军到重庆通信兵技术学校检查工作，顺便看望在那儿读书的二女儿，女儿的区队长想留她一起陪将军吃午饭，将军却说：“领导的孩子，不要搞特殊，还是回到学员食堂，和学员们一起吃饭好。”配给他的公务用车，从来不让子女乘坐。

性格刚毅，品德高尚，方正不阿。“文革”初期，将军病重，七机部916造反兵团、四机部造反派、大连造船厂造反派分别找到将军，要他证明廖昌林、王诤、黄子坤等老同志是叛徒、特务。将军强支病体，不顾个人安危，义正辞严地证明他们“忠心耿耿，是个好同志，不是叛徒”，将造反派顶了回去。由于他实事求是地大胆证明和极力保护，许多同志免遭造反派迫害。在301医院住院期间，一些医务人员被所谓的“革命派”说成“反革命”，不发毛主席像章，将军让夫人买来发给他们，让他们深受感动，得到鼓舞。

将军拥有这样优良的品德，于谷村李氏而言，正是先贤气节的发扬光大。

这样高尚的品德、刚直的气节，在将军的子女心中，更是化为山一般伟大、海一般深广的父爱。他对子女要求严格又不乏柔情，从不发脾气，总是用自己的语言和行动给子女树立良好的榜样，潜移默化地给子女们以思想上的引导、品德上的熏陶、行为上的塑造。他告诫子女“父辈的成绩和功劳，是永远不会记在子女的功劳簿上的，不能有依靠父母的思想，每个人要靠自己……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就是传承，是品德的传承，气节的传承，是一切优良文化传统的不息传承。

比较将军与其先祖李晟的气节，何其相似！这种生生不息的崇高气节，不仅是谷村李氏的宗族文脉，同样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这，就是国家的灵魂，民族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