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科学技术变迁

西部科学技术变迁_丝路之光创新

第三节　西部科学技术变迁

在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上，西部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元代以前，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重心一直盘踞在西部，历朝的首都城市集合了全中国的科技奇观。尤其是古城长安，更是集十三个朝代的精华为一体。乐于和异域进行文化交流的中国人慷慨地把自己美好的成果展现在世界面前，他们以古城西安为起点建立的丝绸之路，把强汉盛唐的先进科技通过丝绸之路、越过中亚，传递到欧洲乃至更遥远的地方，为世界认识中国打开了一扇大门。元代以后，政治中心北迁，但并没有影响到这响彻了千年的驼铃和马蹄声，它依然在发挥着应有的用途，只不过中国相对的落后让来往的商人步履开始变得迟缓沉重，丝路被断绝的现象也断断续续的出现。待到新中国成立，丝路也焕发了新的青春，在这片曾经洒满了祖先的热血和汗水、孕育了无数宝藏和财富的西部，复苏的喜悦让西部以开放的胸襟，通过资源的优势，迎接着新中国的多项改造。通过三线建设、国防基地、高校西迁等种种行之有效的措施一跃而成为最能代表中国科技实力的地区。

一、“三线”建设奠定的工业基础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西部在最高决策层心目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指出，沿海和内地工业要平衡发展。整个50年代到70年代，国家对西部地区曾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开发，第一次是“一五”时期以156项建设项目为核心对西部地区的建设，第二次是“三五”时期以“三线”建设为核心而进行的开发。这两次西部开发都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强有力的国家计划实现的。通过两次开发，基本奠定了目前西部的经济格局。

(一)“三线”建设战略的提出

按照中国军事经济地理区划，我国沿海一带为第一线，中部地区为第二线，内陆地区为第三线。从1964年到1978年，在中国中西部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以工交和国防科技设施为目标的规模宏大的建设，即“三线”建设。

它历经三个五年计划，投入资金2052亿元，投入人力高峰时达400多万，安排了1100个建设项目，它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西部开发。

“三线”建设决策的确立，恰逢国家制定“三五”计划之时，中央领导层对“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曾有一个认识的转变，其中也包含着对西部开发思想的再探索，它凝聚了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及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等中央领导人在当时复杂国际国内形势下的战略思考和筹划。

1962年我国已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经济形势好转，党和政府将尽快解决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吃穿用”的问题作为中心工作。1964年2月到4月，国家计委制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规定我国“三五”规划的中心任务是，一、按不高的标准基本解决人民群众的吃穿用问题，即在1970年使我国粮食产量达到600亿斤左右，人民群众的衣着消费量(包括各种纺织品)达到人均24尺左右；二、兼顾国防需要，解决国防所需的常规武器，突破国防尖端技术；三、加强基础工业对农业和国防工业的支援。归纳起来就是：吃穿用第一，基础工业第二，国防建设第三。

当毛泽东听取了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后，对于“把基础工业和国防建设放在后面”流露出了不安情绪。半个月后，即5月27日，在讨论“三五”计划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找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人，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把建设重点转移到西部后方去抓“三线”建设。

8月2日，北部湾海战发生，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向毛泽东和中央提出《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建议：“一切新的建设项目，不在第一线建设；要把能搬的一线重要企业、科研机构、学校一部分迁移到三线、二线；今后一切新建项目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36]。

国家计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重新草拟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我国“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强“三线”建设，集中力量尽快把“三线”地区的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建设起来，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同时注意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原来的农轻重顺序发生了改变，把国家的“生存与安全”，放到突出的地位上。“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由“抓吃穿用”调整为“吃穿用+三线”。

1964年8月20日，中央召开书记处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第一线能搬迁的项目要搬，明后年不能见效的项目一律缩小规模。9月5日，中央书记处作出了关于计划工作的指示，主要内容是：一、“三线”建设要落实。铁路建设队伍要在9月底到达工地，计委、经委成立落实小组，楼堂馆所要利用起来为“三线”建设服务。二、“三线”的调整要立即行动。留下的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保证提高产量。三、基本建设投资，首先要保证“三线”建设的需要，其他方面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四、工业生产，不论“三线”还是一线，都要发展。“三线”建设的中心是成昆线，要成立铁路指挥部、西南筹建处、后方支援小组，要什么给什么。西南建设以攀枝花为中心，重庆周围搞成一个小体系。在后方搞的厂子，一定要采用新技术。

以上指示表现出，中央书记处已经彻底放弃了6月“吃穿用和三线建设”并重的“三五”计划指导思想，不遗余力、急如星火地把重点转移到“三线”建设上来了。

10月30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并下发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这个计划的指导思想是：“争取时间，积极建设三线战略后方，防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提出的“三线”建设总目标是：“要争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

1965年9月，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三五”计划的“汇报提纲”，提出“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与“吃穿用计划”相比，新计划的投资顺序由农轻重转变为重农轻。整个基本建设投资中，按部门分，重工业、国防工业、交通运输比例占74％；农业由原来的20％下降为14％；轻工业占4.4％。按地区分，“三线”地区投资占42％。10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汇报提纲”。由于第二年“文革”爆发，没有形成正式“三五”计划，但以后几个年度计划都是据其方针安排的。

在1965年的基本建设总投资133.9亿元中(中央投资89.7亿元，地方投资44.29亿元)，“三线”建设占42亿元，约1∕3；初步安排的690个大中型项目中，“三线”占187个。

党中央和毛泽东之所以将“三五”计划的重心向“三线”建设倾斜、调整，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因为当时我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国际和周边形势。众所周知，建国后，新中国一直处在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和战争的威胁下。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两国关系日益恶化，苏联1962年在中国新疆伊犁、塔城地区策动了大批中国居民外逃事件，1963年后向邻近中国边境地区和蒙古部署的军队由10个师近20万人逐渐增加到54个师近百万人，直至后来的边界地区的武装冲突(1969年珍宝岛之战)。1962年10月，印度在我西部边界地区挑起事端，中国人民被迫进行两次自卫还击，其后虽然中国方面主动停火、撤军，但双方军事对峙局势尚未得到根本缓和。东南面：台湾利用大陆经济困难不断进行军事骚扰，叫嚣反攻大陆，先后派出了40股武装特务登陆骚扰。美国自1962年以后，多次在台湾海峡举行以入侵中国大陆为目标的军事演习，直接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1963年7月25日，苏联同美国、英国在莫斯科签订了旨在限制中国等无核国家发展核武器的条约。1964年，美国制定了绝密报告——《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试图出动空军袭击中国即将进行第一颗原子弹实验的核基地，并打算联合苏联进行。同时，制定了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37号作战方案”，悍然派出第七舰队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把战火燃到了中国的南部边界，中越边境地区、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和导弹。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及周边形势，异常严峻。尤其是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的爆发，加快了“三线”建设的决策进程。

二是我国国内情况也确实很不符合战备工作的实际需要。1964年4月25日，总参谋部作战部写出一份报告，报送毛泽东。报告中说：“我们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专门进行了调查研究，从我们接触到的几个方面来看，问题是很多的，有些情况还相当严重。”一、工业过于集中。14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二、大城市人口多。大部分都在东部沿海地区，易遭空袭，特别是核袭击。三、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易遭到破坏，战争初期，交通可能陷入瘫痪。四、所有水库，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被同时破坏后，北京市及周围广大地区将遭洪水冲击，并且危及天津。报告建议组织一个专案小组，研究应对措施，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这个报告，坚定了党中央进行“三线”建设的决心。

三是毛泽东研究总结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由于某些地区没有防空措施，结果招致严重损失和巨大破坏的经验教训。他对一位主管工业的同志说：斯大林的经验值得研究。战争初期，斯大林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应对敌人进攻，三不搬家，尤其是没有重视乌拉尔以东地区的工业基础建设，以致战争爆发后十分被动，造成了巨大破坏和损失。

基于以上情况，毛泽东批准了修改后的《汇报提纲》，并在1965年9、10月间再次召开的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正式作出了“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战略决策。从此，国家“三五”计划的基本方针，便从“先抓吃穿用”转变为“备战、备荒、为人民”。

(二)“三线”建设实施与成就

实际上，一、二、三线的划分，不纯粹是军事的考虑，在可能的范围内，也考虑了经济的合理布局。按此项原则，“三线”地区大致是以甘肃省的乌鞘岭以东、山西省雁门关以南，京广铁路以西和广东省韶关以北的广大地区。其范围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七省区的全部或大部分地区，以及河南、湖南、山西四省的西部地区，共约31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3。其中又分为西南“三线”和西北“三线”两大片，西南“三线”包括四川、贵州、云南三省的全部或大部以及湖南西部(湘西地区)和湖北西部(鄂西地区)。西北“三线”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区的全部或大部以及河南西部(豫西地区)和山西西部(晋西地区)。

1965年“三线”建设拉开帷幕，1966年全面展开，到1975年的11年，是“三线”建设投资比较大的时期。1966—1975年“三五”、“四五”期间，累计向“三线”地区投资1173.41亿元，“三五”期间“三线”建设投资额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高达52.7％，“四五”期间下降到41.1％。^[37]

高额的投资，使得“三线”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初步改变了西部地区工业交通落后、资源开发水平低下的不合理布局状况。

据统计，从1964年下半年酝酿决策并开始建设，到1965年仅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国就在西南和西北扩建、续建和新建了300余项大中型项目。其中钢铁14项、有色金属18项、石油工业2项、化学工业14项、化肥10项、铁道工程26项，同时还建设了一些交通、民航、水利、纺织、轻工、建材等关键性项目。

至70年代中期，在“三线”地区，我国先后建起了常规兵器、电子、战略核武器以及航空、航天和船舶等30余个工业及科研基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工业系统，大大改善了我国工业布局，提高了我国国民经济的生存能力、生产能力及战略后勤保障能力和国防实力。到1975年，我国“三线”地区的国防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设备水平等，均已超过一、二线地区的水平，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武器装备生产主要依靠一、二线的状况，这对加速我国经济和国防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国防科技工业方面，建立了重庆常规兵器工业、西昌卫星发射基地、贵州和陕西航空工业、川西电子工业、长江中上游船舶工业等一大批现代化生产和科研基地。

交通运输方面，建成了成昆、湘黔、川黔、贵昆、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重要铁路。新增铁路8046公里；公路新增通车里程227800公里；新增内河港口吞吐能力30420000吨，有力改变了我国内陆地区交通严重闭塞的状况。

机械工业方面，建成了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德阳第二重型机器厂、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分布在重庆、成都、贵阳、汉中、西宁等地的工业基地。尤其是新建的第二汽车制造厂，汽车年产量占当时全国的1/3。

能源和原材料工业方面，建成了贵州六盘水和陕西渭北煤炭基地，葛洲坝、刘家峡、八盘峡、乌江渡水电站和四川石油天然气开发等重点企业和基地。到1975年，“三线”地区的煤炭产量已从1964年的8367万吨，增加到了21200万吨；年发电量从1964年的149亿度，增加到635亿度。

“三线”建设还促进了西部的经济繁荣和科技文化的进步与发展。“三线”地区原来都是各方面发展极为落后的省份。比如：四川、贵州、云南三省和湘西、鄂西、豫西等地，曾是旧中国西南军阀连年混战的地方，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贵州几乎没有什么工业，云南也没有多少工业。抗战时期重庆成为陪都，蒋介石从沿海带去一点工业，建国初期我们又建设了一些项目，但其工业基础仍然很差。但仅经过1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就大大改变了该地区的面貌，出现了几十个中小工业城市，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等过去是人烟稀少的荒山僻野，现在成为著名的新兴工业城市。以兰州、西安、成都、重庆、贵阳和昆明等为中心城市，形成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中心和中国可靠的西部后方科技工业基地，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布局，带动了中国内地和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

到70年代末，“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由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职工人数由325.65万增加到1129.5万，增长2.46倍。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3.92倍。到1978年，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40.28％，比重达到了建国50年来的最高峰。^[38]

“三线”建设，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空前的建设战略。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曾经称“三线”建设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这种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三线”建设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依靠广大建设者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取得的。

有资料显示，攀枝花矿区的储藏量极为丰富。当时经普查勘探，仅钒钛磁铁矿的储量就达50亿吨以上。该地区共有大中型矿区86处，富含铁、钛、钒、铜、锌、钼、镍金、铂族、稀有金属和非金属矿等50余种。攀钢厂址定在交通闭塞、被高山峡谷大江大河封隔着的荒蛮之地上，而工期只有5年，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攀钢一期工程设计年产铁矿石1350万吨、生铁160万—170万吨、钢150万吨、钢材110万吨，这些指标相当于旧中国钢铁最高年产量的2倍左右。要建这样一个超大型的钢铁联合企业，需要配有大型火力发电站，而电站的特大锅炉、汽轮机、发电机、冷却循环系统和送变电设备等，每件都有几层到十几层楼高；巨型的高炉、送料系统、热风炉则有几十层楼高，而且全是精度要求很高的钢结构；铁水运输设备、特大转炉、钢锭模、加热炉、开坯机、初轧机、钢轨轧机、制氧机以及设备大修和制造工厂等达几十万吨的机械设备，大部分都是特殊、大型的专用设备，制造厂家远在东北、沿海地区和山西等地，攀枝花当时就连一颗螺丝钉也不能制造。同时，开发运输铁矿石、石灰石、煤炭、洗煤、炼焦、制造各种耐火材料、高炉和转炉辅料、水泥、建材等等，这些都需要依靠大量的人力“肩扛手拉”。攀枝花没有平地，丘陵、群山、峡谷、沟壑、河流等交错纵横，建设者们削平山头、构筑台地，精心设计，巧妙安排，硬是搬移了2.5亿立方米的岩石，修建了8座跨越金沙江等江河的大型拱桥；在仅有2.5平方公里的三个大台地上，建成了后来年产钢达250万吨(包括二期工程)的大钢城，而且吨钢面积仅有一平方米。这一点，就连日本最先进的沿海钢铁厂也自愧弗如，所以被国外冶金设计专家称为“象牙微雕钢城”。此外，除了建设的条件极为恶劣，更为艰巨的是，自诞生现代钢铁工业以来钒钛磁铁矿根本无法用高炉特别是大型高炉冶炼。在近现代冶金史中，倘若炉料中的二氧化钛含量高于16％，那么铁水会变得异常黏稠，使炉温不均，这样它就将整个铁水凝在炉腔中成为“死铁水”。可是，攀枝花矿的二氧化钛含量则高达25％～30％。这种情况不解决，那就意味着以前的全部工程将彻底报废。为此，来自全国各地的108位冶炼专家，集思广益，先后进行了1000余炉的试验，终于攻克了技术难关，使攀钢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个高钒钛矿钢铁厂。1970年7月10日，攀钢一号高炉(1200立方米)正式投产。

贯穿攀枝花钢铁城和矿区的成昆铁路，是迄今为止世界铁路史上最危险、最艰巨的工程之一。这条铁路全长1100公里，沿线地区富藏煤、铁、铜、钒、钛、铅、锌、磷、岩盐、森林木材和水力等资源，因此它的建成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意义十分重大。但要建成这条铁路，工程却极其困难、艰巨。先要建设桥梁991座，开垦隧道和明洞437座，仅桥梁就占全线长度的40.1％。其中，6公里长的隧道2座，6379米的沙木拉打隧道(川境)为当时中国之最，施工难度极高。另外，金沙江大桥主跨192米，是当时最长跨度的铁路钢梁桥，甚至还有一座54米跨度的石拱桥，另外还要在42个隧道内和桥梁上建设车站。同时，为了克服山岳河谷地带高差，必须利用螺旋形、圆形、灯泡形展线，40次跨越龙川，16次跨越旧庄河……这样一条铁路，至今仍使穿越成昆铁路的人们心惊胆战!现在，人们几乎难以设想高山峡谷地区铁路施工的艰难。山谷没有公路，各种施工器材和生活资料等全凭肩扛人背。没有电力，燃料不足，许多隧道要靠火把照明，再用钢钎大锤一锤一锤地打眼放炮。1964年9月，铁道兵一师、七师、八师、十师和铁道部第二工程局、大桥局、电务总队、机械团和民工，在吕正操、刘建章、郭维成为首的工地指挥部领导下，建设者们克服了千难万险，工程一路突进，到1970年7月1日不到六年时间，从云南北上和从成都南下的铺轨机，便在西昌实现了铺轨对接，伟大的成昆铁路终于建成了!成昆铁路每公里造价352.7万元，共计36亿元。造价低、质量高、进度快，创造了世界铁路史上的奇迹。

“三线”建设十多年，为国家培养出了一大批久经磨炼的建设人才，他们中不少人已经成为走进新世纪的共和国领导人。如国家主席胡锦涛，1968年走出清华大学校门，在“三线”重点地区甘肃刘家峡工地，奉献了十三载青春年华，从普通技术员成长为国家领导人；温家宝总理，1968年在北京地质学院攻读研究生，在祁连山麓的“三线”工地上留下了14年的长长足迹；如曾在“三线”重点项目湖北十堰中国第二汽车厂从普通技术员成长为厂长的原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岚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可以说，“三线”建设是共和国伟大历史的一个剪影，一个精神资源。1999年9月，时任共和国副主席的胡锦涛再次回到八盘峡水电厂。当他得知该电厂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化企业时，赞许地频频点头，表示欣慰和由衷的高兴。2003年3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刚刚就任共和国总理的温家宝，面对人头攒动的中外记者，深情地说：“我从在大学学地质到从事地质工作整整25年。这期间大部分是在非常艰苦和恶劣的环境中度过的。我深知人生的艰辛，也知道国家建设的艰难。但我也树立了一种信念：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不畏艰险，勇于攀登，一定能达到光辉的顶点。”“三线”建设，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同样是巨大的。

(三)“三线”建设的教训

“三线”建设是当时特有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产物，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西部开发。由于对战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和“文革”的干扰，这次以“三线”建设为形式的西部开发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据有关资料，国家先后投入“三线”建设2050亿元，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的落后面貌，这是为什么？“三线”建设为今天的西部大开发留下了什么样值得思考的问题？

首先，计划经济的运作模式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三线”建设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的产物。整个建设，国家是唯一的投资主体，所有制结构是单一的国有经济，调节机构是国家计划和行政命令，动力是单一的精神动员，格局是依靠国内自有资金、自有资源，发展封闭的内向型经济。党和政府一声令下，几百万建设大军就浩浩荡荡地向西部转移，所谓“好人好马上三线”，一大批工厂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就纷纷内迁，一批批建设物资就源源不断地调往“三线”。建设规模铺得过大，战线拉得过长，超过了国家的承受能力。特别是1969年至1971年，新建和内迁的大中项目达1000多个，资金、设备、原料难以到位，一部分工程只好中途下马，还有些则长期不能投产，带来了经济损失。

计划经济最大问题是不能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三线”建设形成了一大批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在当时只是国家机关的行政附属物，丧失了人、财、物、产、供、销的自主权，既无动力，又无压力，也没有活力。结果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浪费惊人，据有关部门测算，1966—1972年，无效投资达300多亿元，占同期国家用于“三线”资金的18％。

其次，有些项目未进行资源环境的调查和论证，就匆忙动工，造成了严重后患。

1965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指示要赶在战争爆发前尽快建设“三线”战略大后方。各级“三线”建设指挥部都把抢时间、争速度放到了突出地位。结果一些建设项目未经周密勘探就盲目定点；当时还采取“三边”原则，即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没有搞好总体设计就全面施工；片面追求速度，忽视施工质量；辅助和配套设施没有建成就凑合投产。不仅造成了许多返工浪费，而且把一些工厂建在断裂层、滑坡带、山洪口或缺水区，遗留一些以后不好解决的工程建设问题。许多建设项目长期形不成生产力，给国民经济背上了一副十分沉重的包袱。

第三，“靠山、分散、进洞”的原则，忽视经济效益和长期生产要求，造成生产管理、协作十分不便。

作为战备工程，根据“三线”地区的地形地貌，毛泽东提出“大分散，小集中”和“依山傍水扎大营”的意见，中央进而确定的“靠山、分散、隐蔽”的建设方针是有它的合理性的，特别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一些国防尖端工程，更应首先考虑其隐蔽性。但是，过分强调了山、散、洞原则，势必违反经济规律，达不到应有的效益。如一个“三线”企业，下属的研究所和生产车间分散在5个县11条山沟里，最长距离146公里，内部连接公路达700多公里。联系十分不便，造成工序之间重复倒运，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

很多现代化程度极高的尖端技术，深山里的条件显然不适合其发展。由于远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布点过于分散，并在相对封闭的状态下进行开发。加之当时的西部开发是采用计划经济模式运作的，经济资源严格地在体制内循环，自身效率不高，对企业所在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十分有限。处于山沟里的“三线”企业在制造“高、精、尖”的产品，而山边上的农民还在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普遍存在的，改革开放后，西部的劣势逐渐呈现出来了。

第四，在“文革”的干扰下，不惜代价地片面追求政治目标，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管理制度，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和浪费。

但无论如何，“三线”建设还是为西部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工业基础。

二、高校西迁奠定的人才基础

科学技术的进步须有两个基本条件，即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普通高等院校的功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知识的保存、传授、传播、应用和创新，文明的传承和进步，人才的发掘与培育，科学的发现与技术的更新，社会的文明与理智，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无不依赖大学作为基础”^[39]。大学不仅具有教育功能，还具有“能通过教学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各种高级专门人才。它具有科学研究功能，能通过科学研究发现知识，推进社会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它还具有对社会和公众直接服务的功能，通过服务，直接参与发展社会生产力，并检验人才与知识成果的有效性。”^[40]

新中国成立时，西部的高等教育基础非常微薄，以陕西为例，仅有西北大学、西北农学院、西北工学院3所公立高等院校。1952年底，国家将私立学校全部改为由政府公办。至此，全国取消私立高等院校，整个高等院校系统全部收归国有。为了合理配置教育资源，1952年下半年，教育部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开始了高等学校院系调整。1955年，“为了改变高等学校过于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尤其是沿海大城市的状况，决定将沿海地区一些高等学校的同类专业、系迁至内地组建新校或加强内地原有学校，并将一些学校全部或部分迁至内地建设，扩大内地建校规模，增设新专业。经国务院批准，在武汉、兰州、西安、成都等内地城市建设了一批高等学校”^[41]。通过院系调整，全国的普通高等院校布局得到很好的改善。“内地高等学校由1951年的87所，增至115所(1957年)，在校学生数由1951年占全国学校在校学生总数的38.6％上升到44.1％”^[42]。沿海和内地的高校布局得到较好的平衡和协调。陕西高校从1949年的3所，上升到1956年的13所，其中“国务院1955年决定，交大迁往西安”，1956年，交通大学主体迁到西安，并开始招生。1955年，由东北工学院、青岛工学院、苏南工业专科学校、西北工学院等院校的土木建筑类专业组建成立了西安建筑工程学院。1956年，华东航空学院由南京迁到西安，更名西安航空学院。1956年由苏南工业专科学校、青岛工学院、西北工学院的部分专业，组建西安动力学院”^[43]。1949—1956年，全国普通高校的数量增加了22所，其中有10所建在陕西。陕西普通高校发展速度非常惊人。

1949年，陕西普通高校学生数为2350人，到1950年，陕西普通高校学生数增至23844人，与1949年相比，增长了近10倍；1949年，陕西只有398名普通高校专职教师，1956年，陕西普通高等院校己有3665名专职教师；与1949年相比，增长了8倍多。专职教师是普通高校得以发展的支柱。

“1949年至1956年，陕西省高等教育事业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经过调整、内迁和新建，得到了迅速发展。7年间，高等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由1949年居全国第16位发展到居全国第7位，成为全国高等教育的主要基地之一”^[44]。通过这几年的发展，陕西普通高校建设已初具规模，这也是陕西普通高等院校发展的黄金期，由此奠定它在高等教育方面的重要地位。

20世纪50年代的高校西迁政策是伴随着很多种因素而成形的。建国之初，国内知名的高校基本分布在沿海地带，西北地区教育极其落后，人才严重缺乏。但东南沿海地带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远离能源基地，西部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对于当时如火如荼进行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来说，能源的开发利用是刻不容缓的，西部科技人才的不足影响了资源的利用和开采。同时50年代苏联援建的重点工厂，有不少就放在西部，为了与工业建设相配套，加上当时沿海国防形势紧张，中央遂有搬迁若干高校到西部的战略决策。实施的结果就是产生了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兰州大学、兰州铁道学院、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成都地质大学、四川石油学院等著名学府。建国后中央政府通过院校调整、高校西迁等教育举措，在西部建立了除北京、上海之外第三大教育基地。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的科技人才，直接推动了西部科学技术的发展。

(一)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交通大学1896年创建于上海，最早以南洋公学为校名。1921年改称交通大学，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建校最早的高等学府之一，其声名饮誉海内外。它的理工实力相当的强，素有“南交北清”的美誉。

1955年，在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下，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迁往西安，支援内地建设，开发祖国大西北。1956年，交大除运输起重系外，机械制造、动力机械制造、电工器材制造、电力工程四大系以及基础部，全部迁到西安。这在当年，被誉为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摆在大西北的一颗战略性棋子，由此拉开了高校西迁的壮丽序幕。

交通大学的西迁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1956年周总理发表了关于西迁的讲话：

“西北过去是落后的，但将来会成为我国建设的巩固的后方，我们的乌拉尔。因为那里有丰富的资源……但是西北地区与另一个工业基地西南地区的建成，如果不靠沿海地区的支援是不可能设想的。从沿海地区作适当的调整和内迁，也是必要的。大西北包括山西、河南七个省区，西安是中心，西北地区是需要交通大学的。西北地区的领导是欢迎交通大学的。”^[45]

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交大的西迁就作为一个“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非常典型又非常突出地放在交大、高教部、上海市、陕西省乃至国务院的面前。交大内部的部分教授对迁校发生了分歧，有的主张不应西迁，已迁的搬回上海，有的主张交大用其他方法支援西北，有的主张仍按原决定全部西迁……在意见纷呈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起了决定作用。1957年6月4日，周总理在中南海召集的国务院会议上表示，交大的迁校问题到了国务院这一级，这是一个典型问题，将来要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交代的。他一再强调：“支援西北的方针不能变”，“交通大学是一所著名的老学校，一举一动都会有很大影响，交通大学同仁的一言一行必须照顾大局。一切从团结出发。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交通大学办好”。“上海基础厚、发展快，有责任去支援内地，这是很自然的；上海高级知识分子多，技术条件先进，因此，从上海多调动，使全国均衡发展。加上沿海国防形势紧张，交通大学迁校西安是必要的”。

交通大学内迁，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西北工业基地建设的要求和国防形势的要求”作出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决策。事实证明，交通大学西迁是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的，西迁后，学校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保持了全国高校的一流水平。客观地讲，西安交通大学所处的地理环境等基础条件，是相当不利的。但交大人坚决响应周总理“到西北去锻炼是有好处的”历史性召唤，经过全校教职工的艰苦奋斗，实现了周总理寄交大务必“支援西北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的殷切期望。

前教育部长陈至立女士在《交通大学西迁回忆录》中写道：“交通大学的西迁是一种可贵的精神，这就是老一代交大人服从大局、追求真理、勤奋踏实、乐于牺牲、勇挑重担、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开拓创业、无怨无悔的精神……它不仅是西安交大，也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郑南宁校长在《西安交通大学建校110周年暨迁校50周年》讲话中指出：由彭康、苏庄、林茵如、陈吾愚、陈明焰、庄礼庭、史维祥、潘季、蒋德明、王文生、徐通模等师长分执牛耳、传承交通大学的文脉和神韵，带领师生员工五十年如一日地艰苦奋斗，终于使西安交通大学犹如“一丛深色花”，“移来色如故”，更加枝荣叶茂，使古城西安从此有了一所规模宏大、质量一流、在国内外享有很好声誉的国家重点大学，成为祖国西部大地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鹰击长空傲寰宇，鱼翔浅底竞风流”。迁校50年来，西安交大已成为国家大规模培养高层次人才和从事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重要基地之一。至2007年12月，西安交通大学在校工作的“两院”院士有17人，“长江计划”特聘教授和“讲座教授”22人，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和中青年专家16人，国家级“教学名师”5人。10所国家重点实验室，19个博士后流动站，4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8所国家级教学基地。为国家特别是为我国西部培养了大批杰出、优秀的各类人才，可谓桃李天下、栋梁辈出，为我国的社会经济、科技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和调整战略布局的成功范例。

正如江泽民校友第三次回西安母校看望师生时所感慨：“这里苍松翠柏，环境优美，是学习的好地方。应该出科学，出智慧，出新的科学家。”这既是对西安交大过去成就的肯定，也是对西安交大未来的期望。

(二)其他调整合并的西迁院校

1.西北工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是一所以航空、航天、航海工程教育科研为特色的多科性全国重点大学。

1938年，抗战爆发，大学内迁。国立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在汉中组建了国立西北工学院，1946年迁至咸阳，1950年更名为西北工学院。1956年华东航空学院由南京迁至西安，更名为西安航空学院。1957年10月5日，经国务院批准，西北工学院和西安航空学院合并组成了西北工业大学，1970年哈尔滨工程学院航空工程系整体并入西北工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脉源三支，强强融合，群英荟萃，名师云集。至2008年在校工作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15人，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7人，国家教学名师奖获得者3人。建有6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3个国家重点学科，12个博士后流动站。建校以来已为国防科技事业和国民经济建设输送了14万多名高级科技人才。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1项，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1项。参与了“神舟系列”飞船研制任务，是“为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作出贡献单位”的两所高校之一。为国防科技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海阔天空铸辉煌。教育大发展、国防大加强、西部大开发为西北工业大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2.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前身，是1931年诞生于江西瑞金的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亲手创建的第一所工程技术学校。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中央军委直属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讯工程学院。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国务院批准将大连工学院电讯系并入该校，增强了学校实力。1958年，学校由河北张家口迁址西安，定名为“西北军事电讯工程学院”，1966年转为地方建制。1988年定为现名。20世纪60年代，学校就以“西军电”之称蜚声海内外。毛泽东同志曾先后两次为学校题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朴素”。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是国内最早建立信息论、信息系统工程、雷达、微波天线、电子机械、电子对抗等专业的高校之一，开辟了我国IT学科的先河，形成了鲜明的电子与信息学科特色与优势。现有4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一级重点学科，6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在校工作院士1人，双聘院士10人，国家级教学名师4人。多年来，学校致力于电子信息技术领域的系统研制、科技攻关、工程研发等，创造了我国电子与信息技术领域等多项第一，包括第一台气象雷达、第一套流星余迹通讯系统、第一台可编程雷达信号处理机、第一台毫米波通讯机，以及我军通信装备史上第一部“塞绳电报互换机”、第一台“塔型管空腔振荡器”、第一套“三坐标相控阵雷达”等，为我国信息化、国防现代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3.其他高等院校

在交通大学西迁的当年，由东北工学院、青岛工学院、苏南工业专科学校、西北工程学院等院校的土建类专业西迁，成立西安建筑工程学院。

同年，由苏南工业专科学院、青岛工学院、西北工业学院的专业合并组建西安动力学院。

1972年周总理亲自批准北京机械学院先迁到陕西汉中，后又迁到西安，与陕西工业大学合并成立陕西机械学院。

……

高校西迁不但改变了中国高等院校的教育布局，而且为教育贫瘠的西部带来了生机勃勃的希望。一大批全国有影响的重点大学或整体、或部分内迁西安、成都、重庆、贵阳、兰州等西部大城市，西部地区原有的高等院校经过合并调整，使得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实力大大增强。尤其是古城西安，迁校数量之多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的第三大教育基地。

整体来说，西部教育的发展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科学技术人才，促进了科学知识的产生和再生产。纵观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结晶，科学技术是人类不断积累、继承和创造的结果，而科学技术的积累和继承主要通过教育来实现。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通过创新和发明新的科学技术发挥其扩大科学技术再生产的功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力量比较集中，学科门类比较齐全，学术思想活跃，信息来源丰富等特点，使其成为一个方面军，对产生新的科学知识水平和技术作出了特别的贡献。

三、以两弹一星为核心的国防科学技术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枚原子弹，这是当时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武器。震耳欲聋的大爆炸中，两座城市沦为焦热的火海，20余万人口伤亡。曾经不可一世欲吞并中国和东南亚的日本帝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原子弹的威力让整个世界见证了这种武器的可怕，也改变了传统的国防实力观念。当先进的武器成了保障国家自身在周边环境下生存的首要条件时，谈论别的根本没有任何意义。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回忆自己参加雅尔塔会议时的心情说：“我的一边坐着巨大的俄国熊，另一边坐着巨大的北美野牛。中间坐着的是一头可怜的英国小毛驴。”一向以高傲姿态视人的英国人在面对世界的变化时低下了头，言语辛酸而自嘲。而这一切的变化根源是什么？答案很简单：美苏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在科技高速发展的20世纪，以军事实力为主的综合国力成了强国的象征。毕竟，这个世界没有永远的霸权国家。大国的兴衰交替，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法则。放眼世界，军备的竞赛成为大国争强的手段，而作为尖端武器的核武器的投入使用让世界掀起了新一轮军备竞赛的热潮。作为一种致命的能毁灭人类和地球的生化武器，核武器的拥有已成为大国站稳脚跟的首要目标。日本之所以很快投降，两颗原子弹发挥了重要的震慑力。而苏美两国能在二战后两级对立争夺世界霸权，最终就在于掌握了这种尖端技术。所以，新中国要想在世界上占据一席地位，必须要拥有自己的核武器。因为西部独具的天然条件，理所当然的成为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基地。

但与世界的反应不同的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在这个方面是相当被动的。毛泽东最初对核武器相当漠视，他在延安枣园的树荫下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特别提道：“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但到1950年，毛泽东访问苏联看了原子弹试验的纪录片后思想发生了巨变，回国后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尽管1950年中苏两国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暗示了苏联承诺对中国实行核保护，但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仅靠别人的保护力量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拥有能让自己挺胸抬头的资本。尤其是国际环境方面，美国来来回回拿“核”威胁中国，前后至少4次。未被解放的台湾孤岛也在美国的支持下叫嚣反攻大陆。加上整个50年代是新中国的多事之秋。如果不能给国内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中国始终没有办法走出落后国家的行列。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领导人毅然决定：研究自己的原子弹。

1950年5月19日，由毛泽东批准，在北京成立了从事核科学研究工作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现在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前身)，钱三强任所长，王滏昌、彭桓武为副所长。此后，大批有造诣、有理想，有实干精神的原子能科学家，从美、英、法、德等国回国，来到原子能所。从1950年到1954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用钱三强定购回来的这批仪器、资料和我国自己制造的实验设备，在20多个学科领域开展研究，培养骨干，为创建我国核事业做了基础准备。1953年，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一行26人前往苏联进修核技术，但此行并没有触及核心技术。

是时，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也直接向毛泽东建议：新中国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1951年10月，居里夫妇的女婿，法国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委托即将回国的中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转告毛泽东：“你们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就必须要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他还将亲手制作的10克含微量镭盐的标准源送给杨承宗，作为对中国开展核科学研究的支持。

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工程叫“596工程”，这与中苏两国的关系密切相连。中国刚开始发展核武器时，毛泽东希望能得到苏联的援助，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知晓后并不赞同，但社会主义阵营内波兰和匈牙利相继发生倒戈事件，为了拉住中国，中苏在1957年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派出了几百名科学家，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模型和图纸资料。两国科学家齐心合作，确立了研制原子弹的地点，并于1958年6月合建了重水型核实验反应堆。随着中苏分歧的扩大，1959年6月，苏联决定提前终止1957年10月15日苏中双方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中断若干援助项目，不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苏联单方撕毁协定后，美、英、法、苏4个核大国对中国在原子科学技术上都实行严密的封锁。毛泽东马上召集政治局会议，在1959年7月作出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把原子弹造出来。为了记住1959年6月发生的这段“国耻”，中国领导人特意将研制自己的原子弹的工程定名为“596工程”。

从此，荒无人烟的西部戈壁滩上，一大批著名的科技人员开始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献祭给中国的国防事业，这其中包括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郭永怀、王淦昌、钱三强、吴自良、钱学森、彭桓武、于敏等。他们隐姓埋名，把自己对祖国、对人民、对妻子儿女的深爱埋在祖国最荒凉最偏僻的地方。

杨振宁在《邓稼先》一文中曾深情地描述出邓稼先这位两弹元勋的生活：

“青海、新疆，神秘的古罗布泊，马革裹尸的战场，不知道稼先有没有想起过我们在昆明时一起背诵的《吊古战场文》：浩浩乎!平沙无垠，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

“研究人员就在这种环境下开始了艰辛的实验之路。也不知道稼先在蓬断草枯的沙漠中埋葬同事、埋葬下属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稼先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

杨振宁还提议：假如有一天哪位导演要摄制《邓稼先传》，我要向他建议采用五四时代的一首歌作为背景音乐，那是我儿时从父亲口中学到的：

中国男儿　　中国男儿

要将只手撑天空

长江大河　　亚洲之东　　峨峨昆仑

古今多少奇丈夫

碎首黄尘燕　然勒功　至今热血犹殷红

这首简单的歌曲恰恰唱出了这些热血男儿的一腔科技报国之心。

1960年，原子弹的研制在核武器所正式开始，中央从全国选调高、中级科技工作者231人参加，组建了理论、实验、设计、生产4个部，从选型开始探索研究。与此同时，原子能所也全面转入为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服务的轨道。1962年，核武器研制、核工业建设和核科学技术工作进展顺利，原子弹的理论、结构和工艺设计研究都已陆续展开，点火中子源的材料已经合成，我们的科学家已掌握了原子弹爆炸和铀生产各环节的关键技术。

1962年11月，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有7个副总理、7个部长参加(简称“中央专委”)，他们是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领导我国的原子能工业建设和核科技工作。周恩来提出了“三高”的指导思想，即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中央强有力的领导，大大加速了我国核工业的建设步伐。在全国各部门、地方政府和人民解放军的大力协同和积极支持下，核工业战线的广大科技人员、干部、工人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勇克技术难关。有关机构相继成立，各项工作协调进展迅速，原子反应堆、回旋加速器、铀矿选冶提炼、引爆装置、罗布泊试验场区建设等一系列重大工作相继展开并取得突破。

1964年秋，中国第一颗用于试验的原子弹装配出来，但进行试验却要冒着遭受外来打击的很大风险。中央专委不得不制定两种方案：一是发展技术暂不试验，二是不怕威胁尽早试验。毛泽东最后一锤定音，以豪迈的气魄说：“要尽早试验。”1964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10月进行首次原子弹试验。

位于新疆罗布泊地区的原子弹试验基地也在紧张地建设。1964年9月，在罗布泊戈壁深处矗立起一座102米高的铁塔。为了测试这次核爆炸的性质、当量、效应，在铁塔四周方圆60公里范围内布置了90多项效应工程、3000多台测试仪器，它们包括飞机中队、坦克群、钢筋水泥工程、油料库、食品供应点等等。要测量的效应涉及几乎所有种类的物理效应，以及一部分生物、化学效应。

1964年10月16日14时59分40秒，原子弹试验基地的主控站操作员按下了启动电钮，10秒钟后整个系统进入自控状态，计数器倒记时开始。当它从10倒转到0时，按事先的设计，原子弹进行爆轰、压缩、超临界、出中子、爆炸的全过程。顿时，金光喷发，火球凌空，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这一事件震惊了全世界，这次相当于几万吨TNT炸药威力的核炸弹产生的地震波，绕地球转了好几圈，以至远在万里之外的国际权威——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观测台也测到了它的存在。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去看，这次核爆炸在世界政治、军事格局中引起的震撼，在全球炎黄子孙心灵上引起的震撼，将是永久性的。中国是继美国、苏联等国之后，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中国人民欢欣鼓舞，充满了民族自豪感。中国拥有原子弹使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深刻变化，使亚洲和世界和平有了保障，也为全面禁止使用核武器开辟了道路。

1967年6月17日，中国首次氢弹试验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4个掌握了氢弹制造技术的国家。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到第一颗氢弹试验，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中国首次氢弹爆炸成功赶在了法国前面，在世界上引起巨大反响，公认中国核技术已进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1969年9月23日，中国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这一系列举世瞩目的事件，表明中国科学的巨大进步。尤其重要的是，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声誉。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日益低落的国际地位，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得到了很大的恢复，由此而进一步提高。

图68　报道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人民日报》

邓小平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在两弹一星的基础上，西北地区相继建立了多个国防基地，新疆、青海、甘肃等地区零落布局着多家研究机构和发射基地，构成了强大的国防基础。

图69　人造卫星

四、经济的命脉：能源与农业科学技术

(一)以石油、煤炭为基础的能源科学

2000年前，东起长安(今西安)西达罗马的“古丝绸之路”，经过陕甘高原，越过乌鞘岭，穿过河西走廊，然后横跨中亚。沿途穿越中国之领地的今陕西、甘肃、新疆三省，把五彩丝绸、中国瓷器和香料源源不绝地运到西方，成为沟通古代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2000多年后，新中国的成立让古丝绸之路又焕发出全新的活力。而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区域，孕育的能源总量让世界侧目。煤炭预测资源量达2.19万亿吨，占中国总量的40％；石油资源预测储量达到209.22亿吨，占全国陆上石油资源总量的30％；天然气资源预测储量达到10.85万亿立方米，占全国陆上天然气资源总量的34％。这些能源的开采使用，成了新中国奋起直追世界先进国家的资本。石油的发现最为典型。

中国是石油大国，而中国人民发现和使用石油的时间也为世界之最。从最早发现关于石油的记录“泽中有火”，“上火下泽”(《易经》)，到班固(32—92)的《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高奴县有洧水可燃”，再到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把长期流传下来的石油化学知识作了全面的总结，对石油的开采工艺作了系统的叙述，都在描绘着一个潜藏的能源。但限于科技条件不够发达一直未能对此作出有效开发。

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能源作为工业的血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重大的作用。而石油，又被认为是重中之重。新中国成立后，石油资源非常缺乏，外国人认为中国贫油，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靠“洋油”过日子。尽管中国人自己不信邪，但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国内没有大规模的油田可用。1949年，我国的石油产量只有12万吨。面对这种情况，坚信中国国土上蕴藏着丰富的油田的李四光、谢家荣、黄汲清、翁文灏坚持认为中国并不是贫油国，只是技术不够，无法开采。李四光根据自己对地质构造的研究，在1928年就提出了“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以后他在《中国地质学》一书中，又一次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有“可能揭露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个沉积物就是石油。

1953年我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石油十分短缺；而当时“中国贫油论”、“东北贫油论”的悲观论调却很有影响。中国走煤炼油，加工工业的路子，还是弄清楚我国有无丰富的油气资源走开发天然石油的路子？毛泽东和党中央迫切希望心中有个底，以便制定一个合理的中国能源政策。毛泽东曾感慨：“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啊!”当李四光坚持的中国有油论观点传到毛泽东的耳中时，他非常兴奋，于1953年底邀请了李四光到中南海菊香书屋，征询他对中国石油资源前景的看法，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在座。李四光依据自己的大地构造理论和油气形成移聚条件的看法，明确回答中央领导同志说，中国油气资源的蕴藏量是丰富的。李四光的坚决态度，让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定决心对全国开展大规模的探测工作。1955年，喜讯传来，克拉玛依油田开发建成，这是中国第一个大油田。

图70　克拉玛依的钻井

克拉玛依的开发颇有一番曲折的历史。克拉玛依位于新疆准噶尔盆地西北边缘。在独山子油矿北约130千米处，有一座“沥青丘”，这里像山泉一样流出的不是水，而是黑色的油。当地人把这里叫做“黑油山”，维吾尔语即“克拉玛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石油工业十分落后，最大的玉门油田年产量不过10余万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虽然经过三年恢复期，但到1953年全国原油年产量也只有43.5万吨，这个产量仅仅能满足社会生产需要量的三分之一。

1954年，以苏联专家乌瓦洛夫为队长，地质师张恺、实习生宋汉良、朱瑞明等十人组成地质调查队，对新疆黑油山─马尔禾地区完成1∶100000的地质普查后，明确提出该地区有很好的含油前景，建议进行地球物理详查和探井钻探。

1955年1月，全国石油勘探会议举行，把新疆确定为重点勘探地区之一。经过半年的准备，技师陆铭宝任队长的1219青年钻井队由独山子开赴黑油山。1955年7月6日，南侧1号井开钻；10月29日完钻，次日喷油。从此，“克拉玛依”这个象征着吉祥富饶的名字传遍了五湖四海。1955年获工业油气流，1956年投入试采，年产原油1.6万吨。至1960年达163.6万吨，占当年全国天然石油产量的39％。是大庆油田投入开发之前全国最大的油田。

1960年，克拉玛依油田初步探明含油面积290平方千米，克拉玛依——马尔禾油田先后发现克拉玛依、白碱滩、百口泉、乌尔禾、红山嘴等多个油田，整个轮廓呈现在世人面前。克拉玛依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石油工业基地。

20世纪60年代是中国能源大放异彩的时代，除克拉玛依外，我国又相继开发了大庆、中原等造福后世的油田。陕西、山西建成了大型的煤炭基地。三门峡水电站、青海李家峡水电站的投入使用也为西部提供了丰富的工业动力。稀有矿藏的开采不但支持了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再次让西部焕发了青春。

(二)新疆建设兵团和农业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如何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就成了新中国首当其冲的任务。历任政府都为解决这个问题绞尽脑汁，但只有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做到，并且在贫瘠的西部土地上的新疆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农业基地。

西部农业在历史上曾有过辉煌的时期，陕西的渭河平原，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主要农区之一，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最早的历史遗存发现于距今7000年前后的老官台文化。在中国古史传说中，作为华夏族主体的炎帝和黄帝集团曾长期活动于关中地区。炎黄传说与仰韶、龙山文化的分布地域和文化面貌大体吻合。此后崛起的先周农业，是关中地区原始农业持续发展的结果。相传周人的祖先弃，擅长于农耕，被尊为后稷。秦入主关中，历时560余年，于该区农业畜牧业均有建树。秦孝公十二年(前350)迁都咸阳，行耕战之策，用徕民之术，着力于泾渭下游泽卤之地的改造，建成有名的郑国渠，开创了关中的大型水利灌溉事业。至此，关中东西农业水平接近，关中农区成型。汉唐是关中农业的极盛时代，但从宋至清代，关中农业屡遭战争破坏，但仍不失为全国重要农区之一。生产技术日趋精细，农学理论达到了较高水平。

清末以来，人们盲目砍伐林木造成了沙漠面积逐年增大，森林草地面积减少，土壤次生盐渍化程度加剧，进而河流变短，湖泊萎缩，农业产量也日趋减少。建国后的统计表明：我国的农业生产结构中，西部农业占64.6％，远高于东部的37％，但在全国的农业总产值中，西部仅占19.5％，而东部为45.7％；在土地投入上，西部的耕地产出系数仅为0.62，而东部为1.42。这种不平衡的现状，严重影响了西部的经济发展，让中国政府下大决心开发西部，新疆的兵团建设在这种背景下拉开了帷幕。

新疆，古称西域，意思是中国西部的疆域，自公元前60年以来就是我们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8个国家接壤，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不但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而且担负着与多个国家睦邻友好的光荣使命。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屯垦”“戍边”的政策，汉武帝时，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命令军队长期驻守边境，闲时为农，战争时为兵，一举两得。吸取前代的有益经验，1949年10月，王震将军奉党中央、毛主席之命，率人民解放军挺进大西北，穿祁连，越戈壁，涉冰河，跨天山，历时3个月，行程3000多公里，胜利完成进军新疆的光荣任务，这支富有经验的队伍，在短短的时间内，不但清剿了新疆境内的土匪，而且以兵团为单位开展生产建设，改变了新疆农垦事业的面貌，揭开了新疆历史的新篇章。

这个农业基地的建立是艰难的。曾经拥有辉煌的丝绸之路的西部，仅新疆就占据了全国土地面积的1/6，但这个地区只拥有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不到。沙漠绵延千里，戈壁滩四处林立，气候也很恶劣，一年四季，风沙满天，庄稼成活率非常低。新疆兵团的大规模建设揭开了新疆历史新的篇章。

1950年党中央、中央军委命令驻疆人民解放军铸剑为犁，开展大生产运动，继而于1954年10月，命令驻疆人民解放军大部共计17.5万名官兵就地集体转业，组建生产建设兵团，既担负中央赋予的屯垦戍边的使命。又开发建设新疆，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巩固边防和维护祖国统一。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是兵团事业初创和大发展时期。兵团以转业官兵为基础，汇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中专毕业生、城乡青壮年，按照“不与民争利”的原则，在天山南北两大沙漠边缘和与苏联、蒙古接壤的千里边境线一侧艰苦创业，把亘古荒原改造成机械化、规模化的大农场，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棉花大基地。以农牧产品为基础，新建了现代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商贸流通业，发展了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为共和国版图上增添了石河子、奎屯等新城市，并通过交流、支援、示范和带动，全心全意为新疆各族人民办好事、办实事。当时兵团经济总量曾占到新疆的1/4。与此同时，兵团这支沿用部队组织形式，坚持劳武结合、寓兵于民的特殊队伍，在中苏、中印边境斗争和历次维护新疆社会稳定斗争中，发挥了熟悉当地、就近就便、有理有节，拉得出、打得赢的特殊作用。

图71　王震和新疆农垦战士一起

正是在党中央屯垦戍边的战略决策下，20世纪50—60年代，兵团紧紧抓住发展这条主线，通过自身的艰苦奋斗，不懈努力，使兵团迅速发展成为促进新疆经济建设、维护边疆社会稳定和巩固祖国边防的重要力量。到1966年，兵团已成为拥有148万人口、158个农牧团场、203个独立核算工交建商企业和相对完整的教科文卫体系的特大型社会组织，其工农业总产值占自治区工农业总产值的24.38％，工业总产值占自治区工业总产值的38.75％。

(三)杨凌——农业科技人才的摇篮

高等院校的西迁给西部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基础，尤其是工业科技人才。除了西安、成都等中心城市外，还有一个城市在这场运动中受益匪浅，这就是被称为后稷故乡的杨凌。

杨凌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部中国农业及农业科技文明史。《史记·周本记》记载，4000多年前，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农官——后稷，就在这一带“教民稼穑，树艺五谷”。可以说我国农耕文明史由此发端。

1934年，辛亥革命元老于右任先生与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在这里建立了中国西北地区第一所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前身。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和陕西省在这里又陆续布局建设了一批农林水方面的科教单位，相继建立了陕西省农科院、中科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西北植物研究所、水利部西北水利研究所、陕西省林业科学研究所、西北林学院、陕西省农校、陕西省林校、陕西省水利学校、陕西省农业科学研究中心等农林科学教学、科研单位(已经合并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不足4平方公里的地方，聚集了农林水方面70个学科近5000名科教专门人才，当时人们就把杨凌称作“农科城”。

1997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杨凌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成立，这是中国迄今为止唯一的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

国家交给杨凌的任务是：通过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把科技优势迅速转化为产业优势，依靠科技示范和产业化带动，推动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带动这一地区农业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农民增收，并最终为我国农业的产业化、现代化作出贡献，并要在“农业改革发展思路”，“培养、吸引、发挥人才作用”，“农科教结合”，“产学研结合”，“科教体制改革”，“干旱农业研究和开发”，“对外交流与合作”，“省部共建”，“农业产业链延伸”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十个方面发挥示范作用。

图7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最早的校址

经过近十年的建设，杨凌在农业科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首先，通过科教体制改革，科教资源得到有效整合，科教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明显增强。1999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把原十家科教单位合并组建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两所高校，科教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创新能力明显增强，实现了我国教育与科研单位的首例实质性合并。新体制和新机制激发的活力，推动了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跨越式发展，在旱作农业，水土保持，小麦杂交育种，生物制药，体细胞克隆，人体干细胞研究等众多领域，相继产生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成果。科技成果转化率由32％提高到了45％，一大批科教人员走出校门，创立或开办科技型企业，一批技术成果实现了产业化。其次，通过推动产学研结合和成果转化，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初具规模。充分发挥区内的农业科技优势，抢抓机遇，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形成了设施农业、畜牧、苗木花卉、名优新特杂果、良种等五大支柱产业，建成了一批优质农产品生产和示范基地。截止2005年底，累计注册企业849家，其中注册资本在500万元以上的企业130家，外商投资企业22家。2005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完成总产值16.27亿元，同比增长23％。再次，积极探索建立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模式，带动区内新农村的建设。在科技部、农业部和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设立了杨凌农业科技推广资金。“公司+科教人员+农户(基地)”的示范推广模式进一步完善，科技示范主体(大学、企业)与农户之间有效结合的利益机制更加优化。杨凌乾兴公司按照市场化运作方式，把杨凌一流专家组织起来，依靠网络技术实现了“农民不出门，专家请到家”，探索出了市场化与网络化紧密结合的农业科技推广新模式，即“动态专家+公司+客户(包括农户、企业和政府)”的“乾兴模式”，为有效解决农业科技“入户难”问题创造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杨凌电视台开展的“百县联播送科技”活动，首批与周边10个县电视台签订了农业科技节目联播协议，直接受益群众达500万人。

示范区成立以来，现代农业正在杨陵这块热土上崛起，每年一届的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在这里举行，其规模和影响越来越大，已成为我国四大科技会展之一。后稷的故乡已经成为一座新型的现代化农业科技城。

在杨凌这片农业科学的沃土中，一代代的农业科技工作者远离城市，奔向西北，扎根杨凌，为我国农业高新技术发展奋斗终生，创造出中国农业的辉煌成果：我国黄淮流域6次大面积小麦品种更新换代，有4次是杨凌选育出的新品种。新中国成立后50多年来，杨凌共取得4000项科研成果，创造社会经济效益2000多亿元。

李振声院士，2006年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继袁隆平之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农业科学家。李振声是山东人，1956年，他响应中央支援西北建设的号召，从北京中科院来到陕西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工作，一干就是31年。1987年他离开陕西之前，担任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与陕西省科学院院长。

李振声主要从事小麦遗传与远缘杂交育种研究，同时开展农业发展战略研究。他最主要的三大科技成就中，有两项是在陕西研究成功的。他开创了小麦与偃麦草远缘杂交育种的新领域，并育成了“小偃”系列品种，也开创了小麦远缘杂交品种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的先例。小偃系列在陕西普及了16年，种植面积达50多万亩，当年陕西农村流传一句话：“要吃面，种小偃”。小偃6号已成为我国小麦育种的重要骨干亲本，是我国北方麦区的两个主要优质源之一，其衍生品种已达79个，累计推广3亿多亩。李振声创建的蓝粒小麦和染色体工程育种新系统，为小麦染色体工程育种的实用化开辟了一条新路。这一原创性成果，引起了国际染色体工程界的注目，美国遗传学会主席西尔斯等知名专家提议将1986年的第一届国际植物染色体工程学术会议地点定在西安，为的就是到李振声的实验田里见识一下他的成果。在20世纪90年代初，李振声率先提出走资源节约型高产农业道路的可持续农业发展观，确立了以“少投入、多产出、保护环境、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小麦育种新方向，成为业界共识和农业973项目研究的重要指导原则之一。

与今天一些人在实验室里搞农业研究不同，李振声的研究都是在黄土地上搞出来的，他说“和小麦打了半个多世纪交道，真正给我打分的是农民，我最开心的事是看到农民丰收时的高兴劲儿。”李振声最得意的学生童依平说，“往往在田间工作大半天，我们年轻人都感到很累，他仍然不知疲倦地调查、记录。”在陕西长大的二女儿李滨的眼里，父亲生活上非常朴素，绝不浪费粮食。在学生眼里，李先生“和蔼可亲，思想开明”。走在人生道路上，李振声朝思暮想的，就是小麦育种这一件事。获得科技大奖后，面对记者“小偃6号推广16年来累计面积有多少”的提问，他严肃地说“虽然高产的品种在实验田里亩产可以达到700公斤，但我国全国粮食平均亩产才只有300多公斤。小面积上的产量突破只展示了一种前景，但解决粮食生产问题要靠大面积的稳产，而不是一两个高产、超高产品种。”“我们国家一半以上的耕地是中低产田，我认为小麦育种的思路应该集中在如何培育能在中低产田里实现相对高产和稳产的品种。”他表示今后要“多出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科研成果，用科技造福亿万农民”。正是有了以李振声为代表的这样一群科研人员，与亿万农民一起，同甘共苦，忘我耕耘，在努力维护着小麦的质量，共和国才有了粮食的安全和国家的尊严。

“南袁北李”，如果说袁隆平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李振声则堪称是“小麦之父”，金色麦田里的守望者。

周尧，著名的昆虫分类学家，浙江宁波人。1936年，赴意大利那波利大学学习，进入当时世界昆虫分类学权威西尔维斯特利教授的昆虫博士研究生班，是西尔维斯特利教授7名外国研究生中唯一来自东方的优秀学生。1939年5月10日，他以昆虫学专家的身份参加了中英庚款会川康科学考察团，同年11月被聘为西北农学院教授，从此扎根祖国西北，把一生精力都倾注在昆虫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事业上。

过去世界昆虫学史，言必称Aristoteles、Linnaeus、Darwin，竟无“中国”二字。周尧内心非常难受，为此开始研究我国古代昆虫学史。早在1946年6月他就创办“天则昆虫研究所”，主编出版《中国昆虫学杂志》。1953年至1956年三年时间，他阅读经史子集笔记小说及地方志等线装书七十余册，研究全国各地考古发掘资料，于1957年写成《中国早期昆虫学研究》，此研究创立了我国昆虫史的新学科，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然而，当周尧风华正茂，专心于农业教育和昆虫学研究的时候，不幸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又被推进“反动学术权威”、“老右派分子”等所谓“牛鬼蛇神”之列，长期经受批斗、管制。一家人住在一间破旧的土木结构的房子中，藏书无处放，晚间老鼠、蚊子侵扰，即使在这样艰苦的岁月中，他仍坚持从事昆虫和动物研究。1967年，他在农作二站被监督劳动，利用每天早晚被派去吆雁的机会，观察大雁起飞、降落和为害的规律，将观察结果以“思想汇报”的形式写出来，当时许多人都不明白，周尧在这样的处境中，为什么还著书立说？周尧回答道：“我愿在我见到列祖列宗时，能够无愧地对他们说，我心中无时不想着祖国，我一生没有浪费我的时间。”1974年，周尧60多岁的时候，还到云南西双版纳采集昆虫，历时116天，行程8000多里。1978年，科学的春天终于来到了，周尧恢复正常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这年，周尧的“小麦吸浆虫防治研究”取得突出成绩，获得国家“优秀科技成果奖”，他个人被授予“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1979年，国务院又授予他“全国劳动模范”光荣称号。“梅花香自苦寒来”。长期的辛勤研究，在经历严寒之后，终于结出了丰硕之果。1980年，周尧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写成《中国昆虫学史》，考证出在益虫饲养、害虫防治、形态学研究、天敌与化学药剂利用等昆虫学诸领域，中国都较欧美国家早几个世纪。此书一出震惊了世界昆虫学界与生物科学史坛，被国外专家誉为“不朽的著作”，世界昆虫学史由此被改写。他在1994年主编出版的《中国蝶类志》一书，堪称中国昆虫学划时代的科学巨著。全书100万字，彩色图片5000余幅，包括中国蝴蝶12科366属1800余种及亚种，不仅编排了中国蝴蝶的分类系统，还严格按照《国际动物命名法规》的规定，纠正了中外书籍上不少蝴蝶学名的历史性错误，审查了全部已有的中国蝴蝶的“中名”，并拟定了所有中国蝴蝶的属名与大批的新中名。第一次为中国蝴蝶属名的统一与系统化奠定了基础。该书堪称世界各国蝴蝶志中最完善、最精美而无与伦比的一部巨著。1997年，周尧又完成了《中国蝴蝶分类研究》一书，60万字，图版195版，为全世界研究蝴蝶属征与翅脉最全的一部专著，使中国的蝴蝶研究达到更加完善的地步。周尧也因此被国内外誉为“亚洲之光”、“虫坛怪杰”、“蝶神”。

1982年，周尧教授提出在西北农学院建立昆虫博物馆。他的建议受到国家计委和农业部的重视，1987年6月8日中国第一个昆虫博物馆在西北农学院建成，后又进行二期扩建。如今一座占地面积为4500平方米的现代化展馆矗立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美丽的校园中。该馆藏昆虫标本70余万件，藏书3万多册，四个宽敞明亮的展厅讲述着昆虫世界的奥秘，也记述着一位科学家对昆虫事业的毕生追求。

沙玉清(1907—1966)是农田水利学家和教育家，我国现代农田水利学科的创始人。1935年他的专著——我国第一本《农田水利学》出版，1937年他主持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农业水利教育机构——西北农学院农业水利系。他长期从事泥沙问题研究，是我国早期研究泥沙问题的专家。建国后他担任了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的所长，主要研究水土经济问题。1965年他的又一本专著《泥沙运动学引论》出版，为我国农田水利教育和泥沙问题研究奠定了基础。这本专著也可以说是沙玉清对自己一生研究的总结，是对我国泥沙研究的一大贡献。他的这本具有独特见解的专著以及他所写的《泥沙运动基本规律》等论文，受到国内外水利学家的重视，于70年代末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纵观历史发展，从1956年起，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一方面努力学习苏联宝贵的经验，另一方面也为摆脱苏联模式进行种种探索，经过了多次的挫折与失败的教训。在军事抗衡向经济竞争转变的国际环境下，中国领导层的思想逐步从“政治经济”模式转向“技术经济”模式，这种思想转变，表现在发展科技的动力“从国防到经济”的转变，这一转变是以“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为契机实现的。^[46]

【注释】

[1]1940年3月15日《新中华报》。

[2]《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82页。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49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页。

[5]《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1页。

[6]《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页。

[7]《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31页。

[8]《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9]《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7页。

[10]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年。

[11]董光璧：《二十世纪中国科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7页。

[12]理查德·P.萨特米尔著，袁南生等译：《科研与革命》，北京：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9页。转引自董光璧：《二十世纪中国科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

[13]樊洪业主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49)》，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院史研究室1991年，第74—76页。

[14]卡扎米亚斯：《教育的传统与变革》，北京：文化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15]中心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

[16]胡建华：《现代中国大学制度的原点：50年代初期的大学改革》，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5—76页。

[17]董志凯等：《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经济思想》，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115页。

[18]邱路：《斯大林特使密访西柏坡——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载《百年潮》1998年第1期。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7—221页。

[20]丹童：《中苏条约谈判纪事——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载《百年潮》1997年第4期

[21]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第87—88页。

[22]李富春、薄一波：《关于西安二机部工厂基建节约的报告》，1957年4月，Z44-1957(3)。

[2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7页。

[24]《当代中国的陕西》(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页。《当代中国的甘肃》(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71页。

[25]张柏春等著：《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

[26]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页。

[27]《李富春致张稼夫谈十二年科研规划方针、方法和内容的信》，1956年1月5日。《院史资料与研究》，1996年第4期，第56—57页。转引自张柏春等：《中苏科学技术合作中的技术转移》，《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76—87页。

[2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06—507页。

[29]张应吾：《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大事记1949—1988》，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72—73页。

[30]转引自钱学森网，网址http://203.208.39.132/searchq= cache：GANqT-2R-tcJ：www.hd-qxs.com.cn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56—1967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36—540页。

[32]〔美〕理查德·P·萨特米尔著：《科研与革命》，北京：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2页。

[33]李洪：《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的历史回顾》，《求实》1991年第4期，第20—21页。

[3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6、45页。

[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报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第1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90—515页。

[36]《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第33、34页。

[37]马泉山：《新中国工业经济史》，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249—254页。

[38]魏后凯主编：《中西部工业发展战略》，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39]〔美〕克拉克·克尔著、王承绪译：《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总序》第1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

[40]杜作润编：《高等教育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6页。

[41]《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编：《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233—234页。

[42]郝维谦、龙正中主编：《高等教育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94页。

[43]《西安市教育志》编纂办公室编：《西安市教育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页。

[44]《陕西省高等教育局组织史资料》，转引自陕西省教育委员会编《陕西教育志资料续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3页。

[45]摘自周恩来1957年6月4日在国务院会议上的讲话。

[46]董光璧：《二十世纪中国科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页。